以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一方，以“四人帮”及其所代表的极其黑暗腐朽的社会势力为一方，所展开的空前尖锐复杂、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构成了我国近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渴望文艺迅速反映他们在这一动荡年代和复杂斗争中的意志、愿望和要求，迫切希望通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再现这一斗争的壮阔图画，帮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历史，鼓舞他们更自觉地投入到新时期的战斗中去。短篇小说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文学样式，能够迅速反映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一年多以来，我们陆续地读到了一批闪射着斗争锋芒的新作，例如《人民的歌手》（《陕西文艺》一九七七年第五期）、《班主任》（《人民文学》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窗口》（《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等。这是几朵耀人眼目的浪花，辨析一下它们折射生活的共同特点，它们与“帮”文艺截然对立的特征和感人至深的原因，对于当前的短篇创作是有益处的。
我们要首推《人民的歌手》。它是那样震撼人心，有的人边读边落泪，不能自已。这力量，与其说来自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倒不如说来；那充溢全篇的奔泻如洪流、强烈如飓风般的感情：真实的感情，人民的感情！刘洁颖，这个文静的姑娘，最有前途的歌手，在总理逝世的日子，面对“四人帮”亲信的威逼，决不登台演唱什么“欢乐的时刻”，她撕碎歌页，怒斥豺狼，直到毫不犹豫地忍痛毁坏了自己最珍惜的歌喉！这是何等深沉的人民的反抗！读到刘洁颖向医生探问如何才能毁坏嗓子的描写，谁能不感动！请看刘洁颖来到郊外旷野凄厉呼喊的情景：
她长久地望着周围，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股火焰在嗓子里烧灼，刘洁颖觉得胸膛那么闷，闷得令人窒息！那颗柔嫩的心，简直要被撕碎了。最后，她下定决心，猛然仰起脖子，准备按照医生的意见高声喊叫，可是，就在这霎那间，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竟大声呼喊着：‘周——总——理——啊！’“泪水扑簌簌从面颊上滚下来。她那令人心碎的悲怆的哭声和喊声，在旷野里扩散开去，江河和土地也为之颤栗了……”
这一情节极为强烈，极为奇特，但又极为真实。它在现实生活中拥有最坚实可靠的依据，它是从广大人民丰富的斗争中提炼而成的。这真实性还在于把亿万人民的感情熔铸到刘洁颖这一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之中了。“啊，姑娘，你心里爱的，八万万人民何尝不在爱；你心里恨的，大伙儿何尝不在咬牙切齿地恨啊！”它的人物和情节经过精心提炼而达到典型化。人们从刘洁颖身上可以找寻到自己的感情历程，它象能够辐射的原子射线一样牵引出广大群众的感情波涛，发生了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真实地写出人民群众的愿望，为千万劳动人民“写心”，喊出人民的心声，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灵魂之所在。“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四人帮”阴谋文艺其所以很快遭到人民唾弃，就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极端反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在艺术上从人物到环境都令人感到深恶痛绝的虚假。人们记得，当初有过一篇叫《严峻的日子》的小说，它与《人民的歌手》是写同一时期，同一题材的。但二者却不啻霄壤，一个是颂歌，一个是谤文，一个是对人民感情的热烈抒发，一个是对人民感情的恶毒践踏。《严峻的日子》写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其中也有个女主角叫卢建华，这是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模式塑造出来的所谓英雄。围绕她展开的“矛盾和斗争”，统统是罗织罪名和制造谣言。作者越是拼命给卢建华这具无生命的僵尸涂脂抹粉，就越是令人憎恶。阴谋文艺的虚假堕落由此可见一斑。本来，真实性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要求，但在“四人帮”得势时，真实性这个术语竟无人敢提。“四人帮”把政治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用政治性反对真实性，其实他们反对的正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民的歌手》代人民群众立言，用人民的耳目去视听，用人民的心情去感受，尽管小说在艺术上不算特别成熟，但真实性渗透在作品的全部组织之中，形成内在的动人力量。
正是这种充沛的政治热情，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挚爱，对“四人帮”的刻骨仇恨，使我们的作者与人民的心贴在一起，与党中央心心相印，也才使他们能够站到时代的高度上去观察生活和评价生活，深入生活海洋的深处，谛听时代脉搏的跳动，敏锐地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班主任》和《窗口》就是两篇继《人民的歌手》之后出现的敢于提出并力图回答人民迫切关心的社会问题的小说。
这两篇小说，一个写教育战线，一个写服务行业，一个写青少年教育问题，一个写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问题。都是足以牵动全社会家家户户的心，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题材。可贵的是，它们都没有表面化地写“四人帮”的破坏和罪恶，没有直写帮派人物的张牙舞爪，却令人感到处处在鞭挞“四人帮”，且是针针见血，鞭鞭有痕！两篇小说使人们不仅看到“四人帮”给国民经济造成有形破坏，更看到“四人帮”向人们灵魂上泼去的无形污秽，激起人们强烈的感情。我们的作者就在这样一条无形的思想意识战线上向“四人帮”宣战了！《班主任》的作者入木三分地揭开了小流氓宋宝琦这个“畸形儿”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精确地写出形成这种“畸形儿”的社会的、家庭的复杂因素，指出他恰恰因为“什么书也不读”而坠入无知的深渊，被“四人帮”所代表的黑暗势力灌注腐朽的反动思想，牵上犯罪的道路。这正是“四人帮”所需培养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中的一个品种，准确的名字莬“文盲加流氓”。而另一个人物更令人深长思之，这就是初二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作者写她是个素质纯正的女孩子，没有政治投机心理，不幸的是，她也是深受“四人帮”残害，负了“内伤”的畸形儿。她遇事左三分，善于“上纲上线”，满脑袋“铁的逻辑”和僵硬的概念。《青春之歌》被她翻看几页，便弄到心跳神乱，断定为“黄书”；穿花衬衣，被她目之为“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过“团日”只能读令人生厌的“批宋江”的文章，要改为搞爬山比赛，绝不可以！显然，“四人帮”的极左和形而上学的毒菌正吞噬着她的灵魂，使她分辨不出香和臭、美与丑、革命和反革命了。小说通过她和宋宝琦两个对立人物同样确认《牛虻》是本“黄书”，戏剧性地点染出他们同是“四人帮”愚民政策的受害者。谁没有子女？哪个孩子没有父母？面对“四人帮”残害青少年的严重事实，人民能不燃起满腔怒火吗？“救救孩子”的急迫呼喊不仅是令人尊敬的张老师的声音，也是全国人民心底的声音！
《窗口》集中塑造了铁路售票员韩玉楠的鲜明形象。写她从厌烦服务工作到一步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长为一个象“牛”一样任劳任怨、象“电子计算机”一样准确无误，备受群众爱戴的售票员。乍看起来，这象是常见的好人好事，如果作者把人物仅仅放到新社会这个大背景上，孤立地写她的思想转变，那必然会大为逊色。小说的时代感在于，韩玉楠的形象映现在广阔的社会斗争的背景上，她的思想风波与同“四人帮”的斗争扭结在一起，她的精神打上近几年社会生活的明显印记。作者暗下针砭，一面写小韩在党的教育下向美好的精神境界的攀登，一面反衬和鞭笞着“四人帮对社会生活，对人的精神和人与人关系的败坏。这是赞歌和檄文的结合。当小韩丧失责任心，售错了票，致使一位老人误走一千多里，陷入重病昏迷之中时，作者借旅客之口愤怒发问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变成这样，甚至很多好同志都受到影响？”这是作者“思索最多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思索最多的问题。妙在小韩的售错票，是“既有责任又没有责任”，是“合理”（你买我卖，无须多言）而不“合情”（懒得细问，漠然对之）。这一含意深远的细节引起人们广泛的联想：为什么那几年很多人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为什么有的年轻人失去理想，浑浑噩噩，甚至“看破红尘”？为什么出卖灵魂的受到褒奖，敢于直言的反受诬陷？为什么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这一切都是谁之罪？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在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挖掘造成这些问题的“毒瘤”。当小韩猛醒，振奋精神，千方百计为旅客服务的时候，“四人帮”的鞭子抽响了，“白专典型”、“走资派的走卒”之类帽子向她劈头盖脑压来，小韩无限悲愤的自问：“难道为人民服务也有罪？”这句话沉痛至极，又深刻至极！这是全社会发出的巨大责问声。但是，人民是不会屈服的，小韩在雪压霜欺中成长起来，坚韧起来，教育她的是党组织，鼓舞她的则是以周总理为光辉代表的那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呕心沥血，为人民拉犁耕田，播种幸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小韩和雷书记在最困难的时刻共同怀念总理的一节文字，是全篇最动人心弦的篇章。这不仅使小说对“四人帮”的谴责深进一层，而且向广大青年提出应该怎样对待工作、学习、生活和树立怎样的人生观，小说的教育意义越出了服务行业的范围，波及到全社会的各种人，韩玉楠也成为现实意义很强的人物形象。
这三个短篇，在思想深度特别是人物塑造上都存有程度不同的弱点，但探讨这些不是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我要说的是，这三篇小说极可贵，它们踢翻了“三突出”之类的清规戒律，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写出人民群众的爱与恨，喷射着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这是艺术作品的生命，这是文艺为人民脤务的感情基础。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革命的文学家，至少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这一点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