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创作中作者对题材的抉择，比作透过摄影镜头取景的话，那么，我们不仅应当有通用的“标准镜头”，还应当有能把远处萌芽状的细物置于睫前的“望远镜头”，更应当有包容幅度很宽的“广角镜头”。拥有了这样的装备，获得了这多种功能，才会大大扩充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再现力，也才能更广阔，更深远，更有力地反映现实。广义而言，对一时期、一时代的文学来说，似乎也正应该力求具备这种既深且广的囊括现实的力量。
我之所以兴起了以上的联想，是读了去年《十月》第四期发表的《燃烧》和《马龙来访》两个短篇之后引起的。两部作品，都有一些新鲜的，足以启示我们的特异之处。两篇小说，一写大都市工业战线的新矛盾，一写大西北山乡里的人事纠葛；一写美丽勇敢的女技术员，一写鬓发斑白，顶风冒雪的老农民，可以说很难找到相同的地方。然而，它们自有相通之处在。两篇小说的作者，都不把当前现实的矛盾冲突，局限在很小的范围里，都在努力观察和创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都是紧紧抓住了我们这个正处在“艰难的起飞”中的时代的特征，为开拓新的视野，为寻求新的视角，为使作品的现实感更强烈，境界更宏阔，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人们已经看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的，令人振奋的成就。仅就短篇小说一项来看，建国三十多年了，何曾呈现过今天这样繁荣的局面。但是，象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一样，短篇创作也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同样需要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事实上，短篇小说创作在这四年中也是年复一年地前进着，深化着。就目前短篇创作总的情形来看，拿它与现实生活的客观要求相比，有没有不足和薄弱之处呢？我以为是有的。比如说，“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就是正视现实中新的重大的矛盾冲突，触及千万人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塑造脚踏在坚实的现实矛盾之上的新人形象的作品，似乎略少了一些，也弱了一些，就好象一部宏大的交响乐里，主旋律还不够嘹亮、清晰、有力一样，尽管整部乐曲是丰富的、饱满的、复杂的。记得七九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反响强烈，盛况空前。这是一篇优秀的小说，但在兑现实的把握上、在形象的塑造上也决不是没有瑕疵可以挑剔。群众为何如此欢迎它？我想没有别的，因为它顺乎世情人心，应运而生：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人民心理正需要乔光朴，蒋子龙同志雪中送炭，创造了一个立足现实矛盾中的乔光朴，故而欢声四起。但问题不止于此，《乔厂长上任记》发表的反响固然说明艺术家没有辜负人民的信任，但反过来恰又证明，我们的艺术家还没有充分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精神需求。许多生龙活虎的斗争生活还没有走进艺术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燃烧》和《马龙来访》值得我们注目。
《燃烧》的作者中杰英同志是一位有相当阅历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亲身参加着工业战线的实践活动。因此，他观察和再现生活，似乎于通常的政治眼光之外，多了一副经济眼光。《燃烧》就有这个特点，不仅从政治的角度，而且从经济的角度，不仅从一般的反对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的角度，而且从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来处理题材，开掘主题。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家走上经济建设轨道时，曾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中说，希望报刊“多谈些经济”，“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这虽然是对整个宣传工作而言，但对文学——“人学”来说，对灵魂的工程师——作家来说，也决不是没有指导意义的。《燃烧》正是通过艺术形象熔铸着这些新鲜的内容。
读者不必担心是否懂得“高能燃烧剂”的化学组成，因为，是否允许在市区使用它，只不过是小说事件的缘甴罢了。作者通过一场规模不大而含义颇深的矛盾冲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在女技术员汪琳“一分钟内”就可以正确解决的问题，一个对提高劳动效率很容易实施的爆破方法，到了安于外行状态的工程处长余守德和不学无术的“工程师”房胖子手里，可就化易为难，变简单为复杂，如临大敌，绝难通过了。遇到这类“条文”上没有明确的问题，他们总是承袭老一套的“管理”方法：煞有介事，正襟危坐，召集庞大而又冗长的“生产调度会”，“严肃”而又“谨慎”地分析着各种利弊。其实，这些都不过是过场戏，结果总是“你民主，我集中”，照保险系数最大的传统方法“管理”。请看，只消几分钟就可以用“燃烧剂”破除的路障，在他们如此这般的“决策”之下，竟然“要计划投入十把风锤，六台冲击钻，四台空压机，调集六十四名精壮工人三班倒，春节加班给双工资……这样打歼灭战，预计用二十个昼夜可破碎旧地堡，四个昼夜搬运完毕，二十四天圆满完成”。多么洋洋大观的计划！多么浩繁的开销！余处长和房工程师为之踌躇满志，而提出使用燃烧剂的技术员汪琳，却不能不感到巨大的内心痛楚，“掩住脸哭起来”；支持使用燃烧剂的马三才队长，则不能不忿慨地“恶声大笑起来”。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余守德的嘴角不是照样挂着自信而又轻蔑的微笑吗？会场不仍然是一片沉寂吗？正象那个多年碰壁，棱角已经快磨光了的老技术员“大辣椒”所感叹的，汪琳和马三才所面对的，“不单是一个混凝土的暗堡，也不是一条有关燃烧剂的错误条文，你面对的是一座由习惯势力构成的无形的暗堡，它顽固地横在通向四个现代化的大道上”。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守旧势力一向是很顽固的，甚至你要把一张桌子挪个位置，也要付出血的代价。《燃烧》里的情形也正仿佛。等到汪琳冒险申诉获准，马三才与汪琳不怕丢官，不怕挨整，秘密使用了燃烧剂成功，“通化门”工程提前完成，受到上级嘉奖的时候，余守德反倒升任公司副经理，房胖子接任处长之职。而真正为这个工程付出了重大代价的汪琳，依然身处困境，险些受到“整肃”，马三才则干脆被撤了职。这不能不令人痛心疾首，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无形的暗堡”怒火中烧，拍案而起了。
当然，文学作品不是关于工业管理的调查报告，但对于关乎国计民生，为千百万人所关切的问题，文学不能视而不见。为什么象余处长式的人物，总喜欢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代替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呢？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他们手里非但发挥不出来，反倒变成浪费国家资金，挥霍人民血汗的合理依据了呢？《燃烧》的作者就从文学的角度探索了这些问题。这篇小说中，写了余守德、房胖子两个人物，落墨不多，但刻画深刻。余守德年富力强，容光焕发，满嘴挂着“走群众路线，不搞一言堂”之类的时髦名词，被认为是工业战线上的“铁腕人物”。然而，可悲的是，他的“铁腕”表现在压制不同意见，独断专行，听不进来自第一线的声音上。他甚至为会场上只有一二个人不赞成他的意见而感到“放心”和“宽慰”。这个貌似“新派”的人物，骨子里浸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汁液，他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在自己织成的清规戒律的网中施展着权威，已成为实现四化的绊脚石而不肖觉。至于那位“工人工程师”房胖子，被认为是德才兼备的，正符合当前潮流的“新人”。可实际呢，他正好赶在技术考核之前，就来了个“三级跳远”，被授予工程师的头衔。因为他虽然“对数学里的函数关系老死不相往来，可对人与人之间的函数关系融会贯通”余守德和房胖子，都是今天现实中的活人，打着当前生活特点的烙印。他们都很会趋时，可实际都是那座“无形的暗堡”中的“卫道士”。透过这两个落笔不多的人物，还有省建委关于“燃烧剂”的错误规定，揭示了我们工业管理体制，甚至其他制度的弊端，所写者小，所见者大，触及不多，启示甚广，这使《燃烧》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