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称赞《燃烧》，并不仅仅因为它触及了当前重大的现实问题。仅仅根据题材的重大与否来衡量作品，是真正的文学批评所不取的。重大的题材可能会写得很平庸，而所谓“家务事，儿女情”，也未必就不能写出重大的社会意义。《燃烧》的优点在于，作者采取了全面地正视现实矛盾的态度，不粉饰，不回避，有真情。一方面，作者毫不回避地写出，工业战线上违背经济规律和科学管理的守旧势力的顽固性；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了“国民精神的火光”，那存在于工业建设者之中的，象“高能燃烧剂”一样燃烧着的革命激情。小说塑造了如海燕般搏击风雨的、勇敢无私的女技术员汪琳和愿做“一个有灵魂的战士”的工程队长马三才的动人形象。你可以说这两个人物刻画得还不够丰满厚实，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都有活人的气息，汪琳的形象刻画得更亲切、更动人。她据理力争碰壁后，有过痛苦和眼泪，压抑和彷徨，但是她并没有屈服，也没有被怀疑论者的规劝所软化，仍然坚持申诉，秘密试验。后果她是想到了的，内心也很紧张；但支撑着这个年轻妇女的，是一种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这种高尚的感情压倒了一切私心杂念，使她柔中见刚，绵里藏针，显得那么坚韧而有生命力。等到工程提前完成，省建委接受申诉修改了“条文”的时候，她并没有浅薄的得意忘形。作者只写道，她骑车路过那个“暗堡的原址”时，内心里充溢着激越的美好的感情。有人规劝她：“按理说你也该升工程师了，何苦呢？”她却回答说：“通化门只开了一个头，路口已经通车，燃烧剂已经解禁，我的目的全部达到了，个人委屈算得什么，该我去做的事情还很多呢！”那个被撤了职的马三才，依然那样豪放、幽默、生气勃勃，不正说明了他“有灵魂”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汪琳和马三才，还有《马龙来访》中的马龙，不正是今天中国大地上的“脊梁”吗？从古至今的生活中，都在不断提供出这种“舍身求法”的人，我们的作家完全应该创造这种“中国的脊梁”，来唤起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鼓舞人民为实现四化而战斗的勇气。
如果说，《燃烧》对反映工业战线的生活，对塑造工业战线的新人形象有新的开拓的话，那《马龙来访》就在扩大“农村题材”的创作视野和塑造农村新人上，有新的发现了。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题材划分为所谓“工业题材”、“农村题材”、“军事题材”之类，这很不科学，实际是划地为牢，作茧自缚。《马龙来访》就很难说清属于哪类题材。它写了农村，又不限于农村，它写了县委，又不限于县委。其实，它写的只是马龙“这一个”人及其环绕着他的几个人物而已，写了一个特定的、由几个独特性格组成的生活侧面。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马龙，这个全县最老的共产党员，阳洼大队的支部书记，因为生产上的难题，忽然从远路来到了县委会。此时，县委的头头们，正“坐在沙发上，啜着茶，暖暖和和，舒舒服服，在商议着全县的人事安排”。马龙的突然出现和退出，给好几个领导人的心海里搅起了波澜。第一书记李全升，县公安局长哈杰，县委副书记关向玉，都是马龙亲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与马龙之间，都有过一段“不解之缘”。按说，马龙是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的人，可在此之前，也许由于“马龙不常来，一年难得见一面，也难得有人提到他”，也许是更深刻难言的原因，他们竟把马龙给遗忘了！这时才忽然想起，“应该建议让马龙当政协副主席，常委们是不会反对的”。小说接着出现了三个领导人的三个“主观镜头”；他们各自回味着与马龙的关系。这里既从侧面写了马龙的为人，又从马龙的为人映衬出几个县委领导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变化。看得出来，作者在寻求一种尽量扩充容量的写法。他的写法基本上是成功的。这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比较宽阔，既有与马龙联系着的农村生活的波折，又有与马龙联系着的基层领导人的思想轨迹，当然，置于中心位置的仍然是马龙这个人。我们只看到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基层生活的断面，而不会去追问他究竟写的是否是“农村题材”了。
马龙算不算新人？这似乎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因为目前对“新人”这个概念，有一种很狭窄的解释，好象只有乔光朴、丁猛（《三千万》）、万占庭（《船长》）、梁言明（《未来在召唤》）这种类型的人，才能叫新人。更何况，马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识字不多，语汇贫乏，只知道说“以实求实”这个自造的词儿，建国后的许多运动中总“跟不上形势”。看样子，他迹近“保守派”，怎能与“新人”联系起来呢？但我要说，马龙也是新人，而且是一个比较实在的，又是较为独特的新人。《燃烧》能从余守德、房胖子“新”的外表下发现其“旧”的本质，《马龙来访》则能从马龙“旧”的外形中发现其新的实质。不错，从三个领导人的回忆中，马龙总是“跟不上形势”的：大跃进中打擂台，人家都争“卫星”、“火箭”的牌子，他“上台扛起‘老牛破车’的牌子就要走”；上面要搞“忆苦思甜”活动，请他去讲，他又拒绝，还说什么“我都觉得把大伙哄了，还有老脸说啥甜哩！”；文革中，“造反派”要批斗“走资派”，离开阳洼的喜娃——李全升，是县委副书记，整天东躲西藏。这时马龙来了，对喜娃说：“还当这个书记干啥？回家，大车拴在粮站跟前。”当时的会计关向玉，是领导眼中的“新生力量”，可马龙觉得他还不够入党条件，就是不同意……总之，马龙与“形势”总拧着劲儿，为此，几十年从未提拔过。现在的马龙，又觉得有点“跟不上形势”了，他主动提出要让更有才干的青年来当书记，他来当“顾问”。这样一个人，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用“以实求实”这个最简单也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抵制和抗击着各种错误倾向，象大树不为狂风刮倒一样的挺立着。这难道不是“中国的脊梁”、不是埋在土里的真金、不是真正的新人吗？人民需要马龙，马龙离不开人民；马龙的时代并没有过去，马龙不是“落伍者”，而是中国农民的先锋战士中的一种。
《燃烧》和《马龙来访》，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比较开阔的意境。由于它们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所以，那对黑暗的鞭挞是真切的，有力的，对新人的赞颂，也不是空虚的赞美和廉价的乐观？我们的文学已经从“四人帮”的禁锢中冲出来了，就决不能再回到“题材决定论”和“根本任务论”的老路上去，但同时又要不断开拓创作视野。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是无比广阔的。恩格斯在致玛克奈斯的信中曾说：“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一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连在现实来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这个论点的含义和精髓，今天仍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现实主义的广阔性，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一定要对重大的现实矛盾作出回答的。假如今天广大工人为体制管理的改革进行的斗争，广大农民为改变落后面貌所进行的努力，各条战线为实现四化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中间新人的崛起……这些已经成为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的话，就“属于历史”，就应该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展示出来。即使属于萌芽状态的事物，我们的作家也应该敏锐地发现它，帮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
我由这两篇小说引起了许多联想，但并不是说，这两篇作品没有艺术创造上的明显的缺陷。《燃烧》基本以事件发展为中心，采用了更近似于戏剧的手法，这就使得对人物的刻画受到时间、场合的局限，难以深化了。作者如果能从事件中跳出来，更多采用小说的特长，对汪琳等人物的描绘也许就会更有血肉。《马龙来访》的写法别致，但与其说读者更多地看到了马龙的内心世界，不如说更多地看到了那几位“知情人”的思想活动。马龙的形象一直没有更好地突现出来。作品对细节的选择和提炼也还不够新颖有力，有的似曾相识，减弱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