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让我们读一读《在这样的春天里》中的一小段。“她”被“站长”奸污后，反扣上了“阶级敌人腐蚀干部”的罪名，内心痛苦万分，一个人在春夜的水渠边抽泣。“她”从大渠堤坝向站上望去，站上已闪烁着灯光：
“在那里，每一盏灯光下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但是，就象一盏盏奵光之间仍是一团团漆黑一样，一个一个家庭之间也是互不相通的……”“她在口袋里没有找到手帕，却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原来是一只干瘪的蝴蝶。她轻轻地把它揉成粉末，这时，一阵风又从荒原那边刮过来，她手中的碎末和纸片都随风而去了……”
这又是一种意境和画面。为什么灯光之间是黑暗的呢？为什么地给技术员的孩子捉到的蝴蝶干瘪了呢？荒原上的风为什么掠走了它？这春风还掠走了什么呢？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张贤亮的作品中，散布着不少这类含义深邃的画面。这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量的奥秘之一。意境创造本来是诗词中的用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事实上，对于一切文学作品，意填的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境创造是加深作品容量的必由之路，它是情与理的统一，情与景的糅合，形与神的交融，它能够使有限的具体的画面，充满丰富的耐人咀嚼的内容。这一点，目前并没有被许多小说作者重视，遂使很多小说，形象、色彩、意蕴都不够深厚丰满，显得抽象而又理智。
张贤亮的小说，于注重画面创造的同时，还很注重诗情的发掘和抒发。他的小说不追求奇异的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却追求那种有力量的情节，有心理容量的情节，有诗情的情节。
诗情，这是从生活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金子，是流贯在作品中的血液。诗虽然与小说戏剧有区别，但真正优秀的小说戏剧中则不能没有诗情；一部缺乏诗情的小说，尽可以靠它的曲折情节引人入胜，但不大可能唤起人们崇高和悲愤的感情。美学家朱光潜在早年的论文《谈读诗及趣味的培养》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第一流的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象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它的故事，就象看到花架而忘记了花。”
自然，张贤亮的小说未必都是“第一流的小说”，但他的小说中洋溢着不能抑制的诗情，却是一个显见的特色。他处理题材，注重于诗的开采。《吉普赛人》就是一篇抒发着哀婉动人的诗情的小说。有一位评论者称它是“明丽的悲剧”，我非常赞同。它的明丽的色泽来自哪里？来自男女主人公美好的行为和节操所焕发的诗情。
天安门事件之后，乌云压顶，在奔向大西北的一节闷罐子车厢里，一对流亡的男女青年邂逅相逢。这是一对社会地位悬殊，经历教养迥异的青年。男的是血统工人家庭出身，此刻是参与天安门事件的“逃犯”。女的呢，自称“卡门”，出身很糟，姐姐跳井，她挂黑牌游过街如今四处流落，靠给人钢笔上刻字，画花样，或者“顺手牵羊”维生。他们虽然社会等级差别很大，但都先后受到周围环境的窒息和压迫，殊途同归，被命运驱赶到了一起。“这四面铁壁构成的‘闷罐子’，就象一个密不通风的铁牢在这里面，过去的英雄业绩和过去的扒手行为之间的界线，好象也不存在了，在这里面，不论什么人都会感到铁的现实给他的窒息和压迫”。事实上，他们俩是在人民与“四人帮”的对立和斗争中走到一起了。作品从这一对青年的感情交流中，发掘到诗情，那就是对郁闷现实的疾愤，对茫然的幸福的执着追求。那位“卡门”，“靠在铁门上，哼起西班牙的名曲《鸽子》，先是低声地，以后渐渐响起来，音调婉转而有节奏，回荡着幽深的思念和朦胧的向往”。“我仿佛看见一只洁白的鸽子从铁门外飞进来，在乌黑的、冰凉的铁板之间，在我们的头顶盘旋；在车厢外面，是波光粼粼的蓝色的大海……”这不是诗吗？这是男女主人公内心感情的巧妙抒发。
小说的诗情，主要还是表现在对“卡门”这个复杂性格的富于诗意的描绘中。她是诗的性格，又是性格的诗。须知，在车厢这么狭小的天地，这么短暂的时间，要描绘出一个鲜活的形象难度很大。但张贤亮对他的女主角有精细观察和把握，他透过一些确切的细节，生动传神的对话，贴切自然的情绪转换，逼真地勾勒了“卡门”的形象。这是一个既听天由命又人定胜天，既百无聊赖又自得其乐，既麻木又清醒，既绝望又暗中渴望幸福的矛盾性将。最初，由于低贱的出身，她已失去了少女的娇羞和温柔，成了一个象男人一样的女人。可当她观察到对方是个好人，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时，她的嘲讽消失了，女性美又回到她的身上。他俩在车上定情，寄希望于天边。随着“卡门”温柔、贞洁，富于牺牲精神的一面的展露，小说的诗情越来越浓。到他俩未通姓名。双双失散，诗情的抒发达到了高潮。
然而，小说既是令人酸楚和惋叹的，又是明丽而昂扬的。因为这个故事是在可悲可叹的时代已经结束的前提下回叙的，这就使我们深信，可爱的姑娘“卡门”，虽然消失在暗夜里了，但她终究会被黎明的曙光召回的。
五、“拼贴画加意识流”
最后，想对张贤亮在小说表现技巧上的新的尝试略加评述。
近一年来，在我国小说界，越来越多的作家有感于社会生活的急骤变化，有感于人的意识活动日趋复杂，有感于读者口味和欣赏趣味的提高，有感于世界范围里小说技巧的演进，大都在有意识地吸收外来表现手法、丰富和扩大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这种创新意图是符合文学发展潮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不少尝试的效果却很不理想。张贤亮在创作中也面临着技巧的挑战。比如他的《灵与肉》，要表现主人公心灵和肉体的变化，要圆满完成，必然要把众多的场面、人物，大跨度的时间，容纳到自己的画面；而这，是很容易使小说冗繁拖沓，尾大不掉的。这一题材迫使张贤亮要寻求一种最简洁、最合适的形式。应该说，张贤亮基本上经受住了这一挑战。他运用强烈的对比，把层次繁多的生活画面拼贴到一起；而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一种强大的“意识流”将之贯穿。这就是许灵均的心灵变化。这种变化巧妙地溶进了西北的原野、都市的饭店、三十年前的上海城在各个画面之间蜿蜓流淌着，流向了人物应有的归宿。三十年间事，酸甜苦辣情，一以贯之，一线穿之，就象一串闪光的珍珠。
张贤亮在回顾《灵与肉》的创作时，说过这么一段值得我们玩味的话：“在设计结构和故事情节的同时，当然要考虑在技巧上采用什么表现方法。现在的小说，一般是故事线加气氛。在、《灵与肉》之前我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但是，一篇时间跨度长，情节不曲折的小说再有旧的方法就会显得呆板单调。新的技巧，不外乎是意识流和拼贴画。我个人总觉得意识流还不太适合我国大多数读者的胃口，而拼贴画的跳荡太大，一般读惯了情节连续的故事的读者也难以接受。于是，我试用了一种不同于我个人过去使用的技巧——中国式的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也就是说，意识流要流承情节，拼贴画的画面之间又要有故事的联系。”
以上的话是否有理，可以见仁见智；《灵与肉》的成功，也丝毫不意味着“拼贴画加意识流”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是，这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技巧是比较能为现阶段的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它不妨在当今的创新潮流中聊备一格。这也是张贤亮作品中一个最新的特点。
张贤亮从严霜中走出，带着他的作品进入了新时期的文坛。他以他善于发掘“伤痕美”的特色，他以他善于在悲剧冲突中剖析灵魂的本领和对意境、诗情、哲理的追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原因，截至目前，他的作品除《灵与肉》外，基本上以写悲剧见长。他擅长表现入物受难的？面，不太适应表现人物奋斗进取的一面，有些作品也的确写得压抑了些，他的题材面的相近也多少说明了他的生活积累的迫切需要扩展和加深。但是，张贤亮正在调整自己的位置、调试自己的琴弦，正在积聚力量，准备为新时期的新生活唱出自己的歌。前不久，他给笔者的来信中说：“我正在克服自身的局限，着手写一个中篇，写一个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素养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克服议论过多、描写不足的弱点……”看，作家已经向自己提出了新的使命！张贤亮是有潜力可挖的，他一定能给我们拿出新的力作，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