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有女作家吗？这问题提得突兀。然而，地域之于文学，作家之分男女，也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我曾经粗略翻阅过一些有关资料，在现代和当代著名的女作家的行列中，要寻找一位土生土长的西北人，且以描绘西北人民的斗争生活为主要对象的女作家，委实是困难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幅员辽阔的大西北，比之其它地区，女作家何以如此短缺？出潼关向西，黄土高原后漫无际，更向西行，戈壁朔漠相连。当祥林嫂式的悲剧在生活里不断上演的旧时代，这里是更为闭塞和落后的。欧风美雨的星沫绝少吹溅到这里，就是“五四运动”的巨澜，在这里引起的回响也相形之下比较微弱。封建积弊之深，妇女解放之迟缓，也许正是以前很少出现女作家的重要原因吧？但是，不要忘记了，在革命历史上，西北地区又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下。不必提李自成曾在陕北高原举过义旗，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革命圣地延安放射过多么耀眼的光芒！今天的有些老一辈女作家，正是当年在西北的一段斗争生活，成为了她们一生思想和创作的转折点。当然，她们大都不是本地人。建国后，西北地区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能说，那些从黄土高原上，窑洞里，村寨里走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朴实的西北姑娘中间，就一定不会产生激情的诗人，出色的女作家呢？当我了解了陕西女作家贺抒玉的主要生活经历和阅读了她的大部分作品之后，深深感到，虽然目前整个西北地区的女作家、女作者为数仍不多，但潜力雄厚，数量渐增，贺抒玉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而且很值得加以评论的一位。
一
贺抒玉的作品不算多，大约总共有三十多篇小说散文。她不是专业作家，大半生从事编辑工作。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她的名字不算陌生却也不很熟悉。但是，难得的是，她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无不显示着独特的创作个性。所谓创作个性，决不神秘，它是一个作家较为成熟了的必然表现。是人，必有个性！凡是摆脱了因袭、模仿而具有了独立创造精神的作家，也就必然会有他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这种创作个性，会在取材土，在感情色彩上，在人物造型上，在表现方式上，自然地流露出来。一个作家，每写一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和所使用的材料可以千变万化，但每种“个性”却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沁透在作品中，使作家习惯于敏感地从某一些角度和方面，去接触生活，再现生活，陚予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色彩和格调。
那么，贺抒玉具有怎样的创作个性？她的作品有哪些突出的特点？粗粗看来，她的取材大多是西北山乡里的人情世态，描画的主要是革命斗争中的妇女命运，有比较浓厚的西北地方色彩。但这样说未免太笼统了。我觉得，只有从对她个人经历的理解出发，从她的作品提供的具体形象出发，并且从她的人生经历与她的创作的内在联系中，从她的创作的前后发展中，才会发现她的创作个性，才会对她的创作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
鲁迅说过，评论作家应该“知人论世”。他还说过，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和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所以，要谈贺抒玉的创作，也就不可不联系到她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而且我在阅读她的作品时发现，她的感情经历与她的创作，比起其它一些作家来，联系更加直接，“胎痕”更加明显。这固然暴露出了她生活面比较狭窄的一面，也恰正说明她的激情的浪花是直接从生活的深井中汲取的。
一九二八年，贺抒玉出生在长年风沙肆虐的陕北米脂县。她出生的年代，正是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土地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虽然她的家算一个比较富裕的书香门第，但在特殊的革命环境和氛围的影响下，她没有走多少“弯路”，没有象许多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弟，经历较长的摸索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她很早就汇入了革命的队伍中了。她的父亲，伯父，都是知识分子，但在根据地的红色政权下，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政权的活动。她的母亲虽是家庭妇女，但她反封建压迫，追求革命，“等到兄弟姐妹几人都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毅然甩开家庭，参加了革命。”（贺抒玉：《我的路》）。
贺抒玉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里开始了她的人生道路的。对她日后的创作具有奠基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感情基础。一是对革命的感情。她中学毕业后，就投身革命队伍。虽在部队文工团，但紧张的、严酷的战争生活，无不时时考验着她的意志。她的个人命运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论是解放战争的军旅生活，或者解放后在玉门油矿等工下和农村的生活，或者建国以来从事文艺工作的生活，都培育和树立了她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比如在短篇小说《女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她个人生活的一些踪迹。另一个与之相联系的感情基础，是她与人民的血肉深情，对人民疾苦的较为深刻的体验。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记述过她童年时的一位奶妈在新旧社会的命运变化。她说：“奶妈的命运，常常使我想到灾难深重的家乡人民。奶妈的抚养，在我心田里培育了对劳动人民深深的爱＾这朴素的爱，一经革命火种的点燃，便成为我永志不移的信念：我要把自己微薄的一生，献给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的路》）。她的确是带着这种朴素的爱，从这里出发，来观察生活的变迁，人世的沧桑的。《琴姐》、《山乡情》、《雪》等作品中，不但流贯这股爱的激流，而且时时闪动着她的家乡亲人的面影。她能和劳动妇女心心相印，打成一片。一九四四年，她在陕北周家吃嶗体验生活时，给妇女们教文化，教唱歌，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与一群青年妇女结拜为“干姐妹”。她离开那里时，姐妹们依依不舍，临别的赠言是，“信天游你背上挂包沟里下，咱姐妹再说几句知心话。鸿钧走（鸿钧是贺抒玉的原名），二里半，干姐妹还在崄畔上站”。多么质朴的感情啊！难怪干姐妹们的情谊，长期在贺抒玉的胸中冲动。她说家乡人民虽然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但她们对生活，对未来总是充满了爱和理想。不然，她们心里怎会生发出那么迷人的诗情呢？（《我的路》）这种诗情也从贺抒玉的内心迸发出来，她拿起笔所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就叫《我的干姐妹》。从她的感情经历的回顾中，我们已可约略感受到，物质的贫乏与精神的充实，质朴的形象与火热的诗情，色彩的单调与虽然单调然而浓厚的色泽之间的统一，构成了贺抒玉的生活基调，也构成了她的作品的基调。说到创作个性，她的个性正属于一种质朴而热烈的个性。
当然，具备了比较坚实的感情基础、生活基础，并不能保证写出文学作品。创作离不开文学修养，艺术熏陶，技巧锻炼。由于出身书香门第，贺抒玉自幼接触过许多富于民族传统的文学名著，后来在部队文工团，又有机会阅读了不少苏联文学作品。早在“进城”之前，她就曾写过十多个配合政治任务的小剧本。建国初期，在“文学讲习所”的一段学习生活，对她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使她从广泛阅读世界名著和创作实践中，逐渐掌握了如何化生活为艺术的能力，她也才能够把蕴蓄胸中已久的许多感受，写成了十多个短篇小说。《赶脚老人》、《晨》、《金凤凰》、《永生》、《视察工作的时候》、《红梅》等作，留下了她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创作记录。总的说来，贺抒玉是属于那种先参加革命而后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作家，与许多从文艺创作开始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情形不同。
十年动乱，象许多作家一样，贺抒玉经历了从痛苦的徘徊到深刻的觉醒的过程。她挨过批判，下放过农村。还是人民扶助了她，教育了她，给了她力量。她深深地认识到，“作家应该是诚实的人”，“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作家如果说谎，就失去了起码应该具备的品质”。她原以为，十年时光的流逝，对她的创作生命是个致命的打击，不料，“革命现实主义的潮流冲击着我将要冷却的心，我终于忍不住这巨大的感召力，又开始拿起笔了”。思想深化了，情感更加醇厚并耐得住风霜了，她对自己所接触的现实有了更加清鹿的认识了。于是，她的创作里注入了新的血液、新的形象和力量，她的创作个性也就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露和解放。近几年，她找回了自己在生活中和创作中的位置，如山泉奔泻，连续写出了《雪》、《女友》、《山乡情》、《烦恼》、《果园里》、《琴姐》以及《珍贵的回忆》、《无形的长城》等作品，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二
忠实于生活，出之以真挚的情感，朴实的笔调，是贺抒玉创作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她的笔墨，很象黄土高原上秋天的景色，黄绿间错，凝重踏实，颜色虽不免单调，但色彩分明。她仿佛是以一个西北人、家乡人特有的眼光，来看待和表现她眼中人生的变迁的。眼界虽不宽阔，背景虽不宏大，但不失其对待生活的诚实，人物和故事大多是自然而真切的。就拿她前期的一些主要作品来看，大多写于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左”的情绪膨胀，文学的粉饰之风盛行，“写政策写概念”，写“理想”，一度成为时髦的风气。可是，由于贺抒玉还能够坚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她的一些作品今天读来，仍然不乏朴实动人的力量。例如作于一九五九年的《视察工作的时候》和作于一九六一年的《红梅》都没有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的概念来硬“套”生活，它们都写了实际存在于当时生活中的，先进的农村妇女与封建习俗、传统势力的斗争，客观上接触到了妇女解放，维护人的尊严等问题。这些问应，实际上直到现在，仍然在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作者没有人为地“拔高”她的人物，没有给人物涂上虚假的高超的“革命色彩”。不论是人民代表吴志萍和她的女儿珍珍（《视察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新媳妇红梅（《红梅》），都是现实中的活人。珍珍受到母亲吴志萍的影响，热衷于社会工作和集体事业，是个很要强、求上进的青年妇女，可是在封建的习惯势力还很浓重的陕北山乡里，不免遭人非议，更使自己的丈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便发生了一段“家务公案”。而作为县人民代表的吴志萍，这个“原先连名字也没有”的本地第一个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决没有表现出一丝政治优越感和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救世主的气势，而是那么亲切平易地解决了这场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的矛盾。在她与心情忐忑不安的两位老亲家的交谈中，在对待受了委屈挨了打的女儿相态度上，那样通情达理，忍让谦和又不失原则，简直使人忘记了她是一个“官”，是从上面来“视察工作”的领导。新媳妇红梅，泼辣果敢，刚柔相济，敢于和善于挺身而出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尊严，无疑是很先进的；但作者仍然忠实于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不给她涂脂抹粉，拔高神化。她的一言一动，很有分寸，在棉田里与轻视妇女、仗势凌人的银旺的口舌交锋，对头脑封建的大队长的不卑不亢的态度，都写得真切有力。当我们看到她带着那样一种强烈的自尊，战胜了怯弱的心理，主动走进会场的时候，不能不对这个有胆有识的青年妇女表示钦佩。
仅以这两篇作品为例来看，人物朴实，情致朴实，笔调朴实，人物的行动、对话也朴实，就象陕北高原的山水一样，有一种朴实率真的美，显示了作家处理题材，描画生活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