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一年的上半年，短篇小说情况如何？有的说，短篇小说“跌价”了，它不再象前几年那样众口交誉，不再是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了；有的说，短篇小说引人注目的位置，已被中篇小一说替代了；还有的说，今年以来短篇创作不太景气，多数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都不及去年了……看法纷纭，不一而足。我想，要求得一种比较切实的看法，还应该到作品中去寻找。
的确，短篇小说不再象前几年那样，尖锐，新鲜，效果轰动；随着中篇小说的兴起，人们在短篇之外，也很关注中篇小说了。短篇是轻武器，敏锐、精悍，它的兴起正值思想解放的发韧阶段，当时人们期待于文学作品的，主要还是能否及时鲜明地提出重大“社会问题”，于是，不少短篇小说获得了超出作品本身价值的特殊效果。几年来，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思想解放潮流的迅速发展，不但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提高了读者的思想水平；所以，不是短篇“跌了价”，而是读者的欣赏要求提高了，广泛了。至于说到今年以来短篇创作水平下降，那就要作具体的分析了。在对某些生活领域的反映上，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曲折反复，显得薄弱；但只要留心阅读作品，就会发现，总的看来，今年的短篇小说还是在逐步地发展着：向广处、向深处、间新处发展着。它就象一个创出好纪录的运动员，要再创新纪录，是困难的，但毕竟在提高；它又象冲出一段艰难河道的河流，要再加深加宽，流速就不会那么快了，但毕竟在向前流动着。
首先，今年以来的短篇小说，给人突出的感觉是，呈现出题材的转移和扩充的趋势。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反映当前现实矛盾的作品就开始增加，到了今年，这类作品的数量更多了，初步扭转了过份集中描写“伤痕”的现象，题材面扩大了。这是很可喜的现象，说明我们的作者有正视现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的勇气，他们不但站在今天回顾昨天，而且从昨天与今天的历史联系中，面兑现状，反映现状。这种题材的转移和扩充，又突出集中地表现在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加强了前几年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去年短篇小说《乡场上》发表，引起广泛重视。作者敏锐地、准确地抓住了当前农村生活的转机，写了农民在由穷变富的过程中，精神的觉醒，人的尊严的恢复。由于这是当前农村中的普遍现象，于是一大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这种觉醒和变化。如当年写出过《大河涨水》、《鱼鹰来归》等精彩短篇的高缨，于去年底发表的短篇《悔》；再如，彭兴国的《这车好炭》、张发的《硬汉宫老存》和赵本夫的《卖驴》等。但更加惹人注目的，则是高晓声的《水东流》和《陈奂生转业》。作家站得高，钻得深，视野开阔。他的作品已不限于仅仅写农民的由穷变富，而主要表现了新的时代因素渗透到农村生活以后，在农民精神世界引起的广泛的变化，人生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一系列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农村正进行着一种潜在的新与旧的斗争。比如《水东流》中的刘兴大，他勤俭、保守，还有点儿狡黠，很讲实惠，但他越来越感到与生活不能协调，原有的观念与现实凿枘不合。然而生活毕竟象滚滚东流的水一样不可抗拒，他的观念也不能不变。小说的开头，高晓声是这样写的：“村与村之间，空隙在缩小，距离在拉近……站在田野里环顾四周，竟疑身居城围之中，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结束。”这自然是对作品的具体环境苏南农村的描写，但何尝没有一种深长的寓意呢？作家捕捉和表现的，正是“牧歌式”的陈旧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化建设逐渐波及到农村所引起的冲突。至于陈奂生，作家把他作为当代农民的一个典型来刻画。在《“漏斗户”主》的结尾，政策落实，粮食到手，陈奂生并不相信政策的稳定性，但眼里溢着泪花；在《陈奂生上城》里，他可以进城“卖油绳”，买新帽了——尽管新帽还没有买成，但心境已经坦然多了，还有点自鸣得意；到了《陈奂生转业》，世事大变，老实巴脚的陈奂生被推到一种梦想不到的位置，生活硬要他充当他不能适应的角色，他惶恐、迷惑、陌生，但仍然随着生活走出了好远。虽然他还是那样淳朴，憨厚，但一番“闯世界”，使这“投煞青鱼”的头脑开化了，复杂了，更象一个生活和命运的主人了。
《内当家》的作者王润滋，有胆识、有眼力，他撷取的是新时期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出现的新矛盾。旧日的地主要回国看他的旧居了，土改时分到这所“果实房”的一家要在院里打机井了，新旧房主狭路相逢了！这一矛盾凝聚着几十年农村生活的动荡和变迁，昔日阶级仇，今日游子情，该如何对待？正是在这种新的矛盾中，作品塑造了一个有血性、识大体的农村妇女形象——李秋兰。类似这种描写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的作品很多，作者们在注重真实性的基础上，还注意寻求各种新的角度去展开尽可能广泛的生活侧面。如王兆军的《在水煎包子铺里》，尤凤伟的《爱情从这里开始》等作品，是从爱情描写入手的，邹志安的《喜悦》、何士光的《喜悦》。还有《四妯娌》，《当麦苗返青的时候》等作品，又是从家庭关系的变化入手的。写得好的还有马烽的《典型事例》、王吉呈的《女御史》等。
我觉得，这些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作品，在艺术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就是能够比较正确的处理政策与生活真实、政策与人物描写的关系了。这曾经是写农村生活历来十分突出的一个难题。应该看到，农村政策与农民生活有极密切的关系，所谓“政策决定着农民饭碗里的稀稠”，政策的正确与否严重影响着农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文学作品要完全避开政策是不现实的，要写一种远离政策的纯艺术的作品更是虚幻的。问题在于怎样写才符合艺术规律，是图解政策，配合政策，让人物和故事为政策脤务，还是面兑现实，从被政策影响了的生活真实中，去提取主题，提取形象？一句话，是写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当然这种“人”的精神不可能不受到政策的影响），还是让人物的活动印证政策的正确？《乡场上》在把握冯么爸的精神变化上是很准确的，只是在后半部分，冯幺爸说得有点多了，说了一些不该由冯幺爸嘴里直接说出的话，比如“只要国家的政策不象前几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等语，不但显得露，而且有点“写政策”的残痕。到了高缨的小说《悔》，就处理得更好了。作品始终紧紧扣住“冒尖户”魏立成那种将信又疑、三翻四复的矛盾心理，写他忽而在旧的阴影下退缩，不愿暴露实际收入，忽而在新的形势感染下，生出了懊恼直到后悔的心情。这也是写农民由穷变富中的精神觉醒，伹更加忠于生活真实，忠于人物性格逻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言“政策”，却把新政策下生活的巨变深刻地转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