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追求，不光表现在写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里，而且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迟松年的《普通老百姓》，涉及到废除干部终身制和提拔新生力量这样一些关系国家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但小说又不是写“问题”，而是入情入理地刻画了吴枫副专员从不肯退位到辞官为民的痛苦的觉醒。因为“权”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还因为他对革命的感情，他虽然已经糊涂衰老，仍然要到处讲话，于是，演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似他终于觉醒了：参加革命需要勇气，辞官为民需要更大的勇气！他后来在大青山牧场选中了自己的归宿。舒群的《少年贫女》，正视现实，从两个贫富悬殊的家庭，从一位高干对一位贫女的怜惜关系中，深入刻画了一位情操高尚的老干部的崭新形象。王不天的《赴宴》，写一个新提拔的青年副厂长，如何在权力和地位的变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劳动者的本色，出人意外地应付了三次宴请。陆文夫的《一路平安》，也是在人生足迹的回顾中，在冲破旧的和新的生活的“围墙”的过程中，深入描写了老革命干部的心理活动和新的觉醒。题材的扩大还表现在描写工业战线的作品上面。闰水的《竞争者》表现了工业战线上敢于竞争的新人形象。陈国凯的《他调不了我的心》，刻画了一个不畏权势、坚持原则的老工人形象。《半落青天外》表现徇私舞弊者利用职权对国家企业的威胁和钳制，以及“四化”的创业者在这种反钳制的斗争中的艰难举步。
我们的作者在扩大题材面的同时，加强了对思想艺术上的深度的追求。比如描写“伤痕”、总结历史教训的作品，前几年已经很多了，但我们的作者探索得越来越深入了，有些作品也就必不可免地引起争议。作家张弦始终带着一双社会学家的眼睛观测生活，总是从历史的纵深去探讨人物的命运，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去年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成功地从农村妇女的爱情婚姻“切入”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核心。今年他又连续发表了《未亡人》、《污点》、《挣不断的红丝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挣不断的红丝线》中的傅玉洁的人生历程，她的婚姻的变化和归宿，与她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作家似乎要说明，爱情上的自由的程度，是严格地受到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的。这条红丝线是挣不断的。娜拉出走以后，恐怕不得不回来；傅玉洁追求个人的自由的爱情，绕了一个大＿子，不得不回到齐副师长的身边。由于作品探索的问题的复杂性，它已经引起争论，但这也正是创作向深处发展的必然结果。茹志鹃的《着暖色的雪地》、冯骥才的《酒的魔力》要探索的，其实是多少年来被视为难题的人性、人情问题。邓友梅的《荒寺》，站在今天的角度，从一座寺的兴废中，探讨历史功过，探讨人与人关系的演变。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张新奇的《那绿色的山寨》，都是从“四害”横行的时候，在偏僻山野中封建主义残余的肆虐中，引出了有益于今天樁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主题。虽然反封建的斗争早就展开过，但任务没有完成，它仍然是今天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刘绍棠的《蛾盾——豆棚瓜下之一》，通过一对农村青年的悲欢离合，以诗意的浪漫笔调，浓厚的乡土气息，抒发了劳动青年男女之间相濡以沫、之死靡它的坚贞感情。浩然的《机灵鬼》，比他以前的短篇深了、新了。这深和新在于，他生动地描写了一种农民中的复杂性格，而且以新的观点对待这种复杂性格。既指出这种性格产生的社会原因，又指出这种性格的积极面。李准的新作《王结实》，虽然也写十年浩劫的农村，但写法不同一般。他在荒谬的环境中突出刻画了一位朴实、正直的农民，以人物描写的深刻见长。陆文夫的《唐巧娣翻身、则探索工人阶级的真正翻身不能离开精神文明的提高。湛容的《褪色的信》，可算“问题小说”，但又不同于前几年的“问题小说”。作家以冷静、客观、克制的笔调，写了一出历史造成的婚姻悲剧，决不把原因归结为个人品质，也不把“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恩格斯），表现出一种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作品走向了深入。
描写青年心态，描写两代人的隔阂和谅解的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也在向深处发展。王蒙的《深的湖》，仍然采取放射线的结构，意识流的跳跃，写了一个画家和他的儿子的精神距离，但作者要召唤的，是那象深的湖水一般对青春理想的追求，是人们各自应该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比之近几年写青年生活的作品都更见深度。小说不止写青年人的互相鼓励，奋斗进取，而且更进一步写早先的奋斗者被社会污染而落伍，青年大学生中新的分化，含有较深的人生哲理和教训。写得较好的还有韩少功的《飞过蓝天》、戴晴的《不》，叶之蓁的《我们正年轻》、铁凝的《渐渐归去》、景风的《送我一束红柳花》等等。
另一些作品也值得注意。如汪曾祺的《大淖纪事》，于风俗画中写人情。虽然写解放前的旧事，仍然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再如历史小说《秦宫月》、《金缕曲》，也拥有读者。
从以上所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创作上一种新的发展的趋势，那就是作者们从写“社会问题小说”转入更广阔、更深刻的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关系的新的调整和变化。这样，短篇小说的深度增加了，作品就更经得起咀嚼回味，它的社会作用从“针刺”一样的尖锐变为更长久的对人的熏陶和浸润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不要接触“社会问题”，相反，假若作品不能触及和提出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它的社会价值就要大大降低。关键在于怎样“提出”。如果仅仅孤立地把“社会问题”作为艺术构思的中心，那么，难免就把人物作为抽象问题的化身了。如果把人物作为复杂完整的人来描写，把“社会问题”与人的命运、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因素联系起来，从兑现实关系的真实描绘中自然地“提出”——隐现出社会问题，那么，这样的“提出”没有什么不好。比如高晓声、张弦的小说，谌容的《褪色的信》，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其中包含着“社会问题”，但这“问题”又是渗透融化在人物描写之中的。它们没有抽象的布道，只有形象的渲染。这应该看作是小说艺术水平提高了的一种表现。
今年报刊上开展了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今年短篇小说中写新人的作品也在不断出现。对新人的理解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写新人的作品也还不够成熟有力。但写新人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作者们正在努力从创作实践上取得经验。《内当家》、《女御史》等作品的人物塑造较成功，但这种农村泼辣爽朗的妇女形象在以往的一些作品中似有可资借鉴处。《竞争者》、《赴宴》、《他调不了我的心》，就作品本身来说，人物形象生动，但都没有在更广阔的社会矛盾中充分展开新人的精神世界，新的时代特征还不够鲜明，还不能说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如何面兑现状写新人已成为短篇小说面临的迫切课题了。目前短篇中写得较成熟的，还是其他一些复杂的性格，比如浩然的《机灵鬼》中的小机灵鬼；《普通老百姓》中的吴枫；《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王木通等等。有同志指出，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人物身上“阿Q气太重”。笔者在阅读中也深有同感。特别是那些写农民由穷变富的作品里，主人公大都是背着沉重精神负担，同时又有农民的传统美德的人物。《水东流》中的刘兴大、《陈奂生转业》中的陈奂生，《卖驴》中的孙三老汉，《悔》中的魏立成……可以说多少都有点相象。这是否也是一种狭窄——人物类型上的狭窄呢？当然，“阿Q气”的造成，是由于多灾难、多曲折的农村生活的现实，描写这种人物也往往能够使作品深化；但是，更广大的农村青年层呢？中年层呢？写得就很不够。而且，当代农民中有没有那种奋发图强、“阿Q气”很少或者摆脱了“阿Q气”的人物呢？应该有，一定有，只是还没有得到有力的表现罢了。
在看到短篇创作健康主流的同时，也有某些作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比如《歌德与缺德》的作者的《醉入花丛》、《女儿桥》、《竞折腰》等，思想倾向就很不好。有的报刊已对此进行批评。这类作品还有一些。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深入生活，力求准确地再现生活，看来仍然是当前一些青年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今年上半年的短篇小说，是在艰难地探索中向前进的，它还有许多不足，如新人描写的薄弱，某些作品回避现实矛盾的苗头，人物种类的不够丰富，题材面还需要继续扩大，深度还需继续挖掘。整个看来，作家们亟需扩大和丰富生活的积累。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的作者目前还不算多，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不然，创作是很难有大幅度改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