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极凝炼的艺术形式，因而如何集中笔墨刻画好一二个主要人物便是很重要的问题。茅盾在短篇创作方面的代表作品之一，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林家铺子》，给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尽可以忘记它的故事情节，但决不会忘记林老板这个人物。只要闭目回想，林老板招揽顾客时陪笑的脸，生意清冷时阴沉的脸，还有求情的脸，惊慌的脸，沮丧的脸，酸楚的脸，便一一浮现出来，林家铺子门前富于戏剧性的行情的变幻，也随之浮现。透过这些画面，读者感受到和看到的是更多的东西——在林老板的身后映现着“一二八”淞沪战争前后整个时代动乱的阴影。读者仿佛听到了上海滩的炮声，仿佛目睹了逃难者的行列，小镇街头激昂的抵制日货的群众，国民党官吏令人作呕的丑态……读者会感到，一个林老板的命运正是那个时代千万个小商人的命运，林家铺子的倒闭正是那个特定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典型的历史命运。这既叫“以小见大”，也叫“大中取小”，恰如别林斯基对优秀短篇小说的祝赞：“在一瞬间集中了那么多的生活”。很明显，《林家铺子》收到这样强烈的艺术效果，关键和奥秘乃在于塑造出了林老板这一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声有泪的典型形象。因而，分析和探索一下茅盾是怎样在短篇小说这种狹小的形式的局限中刻画林老板的，他是采取怎样的现实主义方法塑造人物的，对于提高当前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茅盾笔下的林老板是时代的产儿，他与他所处身其间的特定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年关前后短短的十来天里，面临破产的危局，展开了一场与恶运的斗争；这是垂死的挣扎，也是时代的风波。时代的因素融化到林老板的性格和情节进展中，紧紧地拽住林老板，使他透不过气来，成为决定他命运的真正的隐蔽力量。《林家铺子》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初，这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外货倾销，白银外溢，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农村经济濒于破产的苦难的时代。所以，茅盾笔下的林老板既不同于二十年代的小商人，也不同于四十年代的小商人，浊身上打着明显的特定时代的印记。试看，当时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林老板的命运发生联系，无不下击着这家摇摇欲坠的小铺子。这个小铺子的一切变故有哪一件事能与那个特定的时代分割得开？哪一件事的背后没有笼罩着时代的影子呢？茅盾是极其熟悉和深刻了解林老板这类小商人的性格的，他善于由表及里地挖掘林老板性格的社会内科，非常注意把个人的命运融化到整个时代的潮流中，把林老板配置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这就使林老板的形象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尽可能地扩充了小说的思想容量。林老板从挣扎到卷逃的整个过程，作者历历写来，真是“殆天数，非人力”，是一出注定了的时代悲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林家铺子》在处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时，不象有些作品，是靠叙述外贴上去的，而是直接渗透在情节的发展中的，时代操纵着林老板的命运，林老板的命运映现着时代的面貌。这样，就通过一个小人物再现了一个大时代。
然而，仅仅准确地把捤和揭示出人物与他处身的时代环境的复杂联系是不够的，这只能奠定“以小见大”地概括生活的基础，却不能保证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在艺术的王国里，只有具体的个别的形象，而没有抽象概念的位置。重要的还在于写人，写出“这一个”人物如何以他独特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反作用于他所生活的环境。我们看到，茅盾笔下的林老板，虽然属于资本家的范畴，也同样生活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却是既不同于吴荪甫式的大企业家，也不同于朱吟秋式的中等资本家（均为《子夜》中的人物）；即使与同类型的城镇小商人比较，也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既善于经营又小心谨慎、安分守己的乡镇小资本家。作者非常注重个性的刻画。为了使林老板的个性突出鲜明，为了使林老板的灵魂世界袒露无余，作者运用典型化的方法，在林老板的身上集结了多种多样真实复杂的矛盾，然后在这些必然发生的矛盾中，让林老板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挣扎着，凫泳着，从而刻画了林老板血肉丰满的形象。试看，在这凄凉的年关前后，林老板面对着多少逆境和艰难：党老爷儿敲榨，销路的停滞，坐催现款的讨帐客，钱庄的逼压，同业的中伤诋毁，小债主的扣门，突然的绑架，女儿落入虎口的险境……真可谓百忧缠身，万方多难。那么，林老板又是用怎样的方式进行拼死的挣扎呢？作者紧紧抓住林老板善于经营和安分守己这样两个突出的性格特点。林老板是很精通“生意经”的，这是他谋生和发家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企图摆脱困境的武器。你看，“林先生靠在柜台上，用了异常温和的眼光迎送这些慢慢走着谈着经过他那铺面的本镇人”，遇到顾客来，“小学徒送上一杯便茶来，外加一枝‘小联珠’”，多么的巴结和谨慎！而旦在价目上，林先生也格外让步；遇到那位顾客一定要除去一毛钱左右尾数的时候，他就从店员手里拿过那算盘来算了一会儿，然后不得已似地把那尾数从算盘上拨去，一面笑嘻嘻地说：“真不够本呢！可是老主顾，只好遵命了。请你多作成几笔生意吧！”这里既有商人的狡猾，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林老板几乎是施展出了作为商人的全部聪明才智，推广营业的手段也都想遍了，可是仍然不能改变破产的命运。正如上海讨帐客说的：“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都没有，做生意很巴结认真。放在二十年前，你怕不发财吗？可是现今时势不同，捐税重，开销大，生意又清，混得过也还是你的本事”。这段话把林老板个性与环境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生动地道出来了。林老板又是个比较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他没有冒险家的胆量，也不想骗人，赖债，他委屈求全，千方百计要保全自己的小康之家和财产，甚至在女儿将入虎口，完全绝望，寿生暗示他逃走的时候，他还摇头、流泪、不肯走。但是最后，他不得不走向他性袼的反面，欺骗更弱小的债主，踏上了逃亡之路。这一点只要与《子夜》里不惜出卖亲生女儿的肉体色相以换取情报的冯云卿相比，就更可以看出林老板本分的品质。作者就是这样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刻画着林老板的个性，刻画出他的个性如何在时代的高压下扭曲、变形，甚至发展到了性格的反面。
我们并不反对短篇小说有曲折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问题是，究竟情节是为深化和揭示人物的性格服务，还是颠倒过来，人物作情节的奴隶和附庸。《林家铺子》的情节不能说不曲折，但是，它的情节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每一环节的发展不仅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寄托着深刻的思想，而成为下一环节发展的依据和原因，层层相生，波澜迭起。由于抵制日货，国民党官僚借“抗日”之名以勒索，林老板被敲了竹杠，这是一挫；林老板只得“大放盘”卖货，凭着他的精于商务，生意略有转机，这是一扬；亏本买卖所得，竟被上海客囊括以尽，钱庄又扣了“庄票”，其势又一跌；极度愁闷中，战祸送来难民，独出心裁的“一元货”畅销，情势又是一转，颇有绝处逢生之妙；可是，这惹得党老爷眼红，同行嫉妒，终于更厉害的敲榨和迫害降临，林老板被绑架，全部家底和盘托出不算，卜局长还要讨林小姐当小老婆。这是最后的情节转折，不啻把林老板和林家铺子送上了死路。于是，铺子倒闭了，林老板潜逃了！情节就是在这样的转折中，愈转愈深，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深化了林老板的性格。
为了使林老板的形象呼之欲出，血肉饱满，茅盾是不满足于描画出林老板性格的主要经络的，他要实之以血肉，直至把他完全写活了为止。于是，作者特别注重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如丝如缕地剖析林老板的内心活动。茅盾笔下的林老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愁，一会儿惧，可谓七情六欲俱全。茅盾的特点是，不作大段冗长静止的心理分析，而是紧紧抓住林老板在特定情景下内心活动的外在表现，以极准确和俭省的笔墨描画出潜藏着丰富内心语言的动作。例如，正当小债主朱三阿太登门讨帐之后，“林先生哭丧着脸，走回内宅去”之际，女儿林小姐却不识时务地给自己赊帐扯了一块绸子衣料。林先生听到后，“心里蓦地一跳，站住了睁大着眼睛，说不出话”，接着作者这样写道：“过了一会儿，他叹一口气，轻轻埋怨道：那么性急！过了年买岂不是好！”这里的每个词都是那么恰如其分，把林老板此时愁闷至极，却又面对宠惯了的女儿无可奈何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再如，林老版心急如焚地期待出外讨帐的寿生回来，忽见街上乱哄哄的，“就以为一定是快班船遭了强盗抢，他的心噗噗地乱跳，竟忘了所谓‘栗市班遭强盗抢’乃是自己的发明”。这种幻觉，不正反映出林老板焦急万分的心理吗？待到一声“寿生回来了”，“林先生跳起来，又惊又喜，着急地想跑到柜台前去看，可是心慌了，两腿发软”，又是何等形象地传达出有如惊弓之鸟的林老板的虚弱心理。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这样卓越的心理刻画启示我们，作品要描写人物的性格，而性格的具体表现则是人物的感情变化。如果我们不能生动地描绘人物具体的情感变化，那么，构思再巧，矛盾再集中，思想再正确，人物形象还是不可能作为一个活人站立起来。
短篇小说要做到以小见大是很难的。茅盾选择了林老板这个城镇商人作主人公，上可以与上海等大城市的生活勾连，下可直接与农村农民的生活系结起来，等于抓住了剖析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焦点和枢纽，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匠心。这样精确的选择，深入的刻画，是建立在茅盾对描写对象的熟悉和对整个时代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这里存在着一角与全局，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茅盾说过：“在横的方面，如果对社会生活的各环节茫无所知；在纵的方面，如果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看不清楚，那么，你就很少可能在繁复的社会现象中恰好地选取了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即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的一事一物，作为短篇小说的题材。对于全面茫无所知，就不可能深入一角。”这精辟的经验之谈，是值得每个有志于短篇创作的人深长思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