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来，同忠实笫一次谋面是在1985年初冬。那是焦祖尧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泰归来在北京汇报情况时，住在张自忠路的中纪委招待所，老焦带着我在泰国的表妹托他带来的两块衣料要我去取，于是我到了当时的中纪委招待所，而与焦祖尧同住一室的就是陈忠实，我们于是也就握了手攀谈起来。记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希望我们这些搞评论的也能注意一下他的作品，他在介绍他的近作时还特意提到中篇小说《初夏》。过后，我找来《初衷》—读，确为其中所营造的关中农村生活氛围和所刻画的普通农民的形象所吸引，但由于读他的作品不多，义忙别的什么事去，关于陈忠实的小说的评论终归没有写成，文债也就一直欠着。
到了90年代初，我因鲁迅文学院的教务所累，有时是要住在办公室里的，甜袅时何启治的家就住在鲁迅文学院附近，于是有时晚上饭后就到启治家闲聊。而1991年年底至1992年初以至1993年，岿治从审读到编纂，正忙活着《白鹿原》的编辑出版工作，而《白鹿原》刚刊出时各种意见也不少，有的还是明显地对立着。于是，《白鹿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诸如有关写作的情况、编辑的情况、出版后的各种反应，无所不聊，有时我也提供点消息。我总感到那几年，何启治右点把自己的荣辱安危同《臼鹿原》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也曾答应过治，为我也倾心的《白鹿原》写上一阑较有分量的评论，似需是“后发制人”，凹答那些非难甚至想置《白鹿原》于死地的貌似“左”的棍子们的。但终于没写成此文，而欠忠实的文债就一直未能偿还。
第二次见到忠实是在北京西城太平桥路的全闰政协礼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次颁奖会上，时值降冬季节，可能是1993年冬，陈忠实的《白鹿原》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什么奖，他远从陕西赶来领奖。记得政协礼堂与会的人不少，大都是借此机会叙旧或聊天的圈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颇为热闹，只有陈忠实一个人独坐一桌，不与任何人聊天。而那一次颁奖会，陈忠实显然还不是新闻媒体追逐的新闻人物，又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安排的代表获奖者讲话的人物。于是，他就枯坐在那儿，心安理得。我看到此情此景，就主动凑过去同他坐在一臬，并聊了一会儿。大致是询问《白鹿原》的发行情况，他说了个数，并吿诉我已有盗版的书箱出现云云。因为话题有限，双方都缺乏聊下去的热情，我也就陪他坐了一会。好在颁奖会不长，一会儿就礼成散会可。
又过了将近两年，1995年秋季，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好容易开评了，《白鹿原》自然是众望所归的。似这一届茅盾文学奖却怪得很，从1995年10月底初评出20部初选作品，到1997年10月底评委投票评出4部获奖作品，历时两周年，而到1998年4月30日颁奖会在人民大会聿召开，历时二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创记录。时更新鲜的是，1997年10月底评出获奖作品，颁奖会延至1998年4月才举行，这是为了等《白鹿原》的修改本赶出，因为有的评委提出《白鹿原》要按其意见修改，否则不投它的票。《白鹿原》须按评委的意见修改方能评上奖这桩枣，犹如选美时某一美人须按评委的意见加以修饰，而不是按现成的客观的评奖对象评出一样，使人感到十分可笑，因此一时文坛内外议论纷纷。当时在文学圈里，大家聊到此事时为陈忠实设计了这么了种方案：拒绝修改，也拒绝领奖，答应修改，但实际上不改，等获奖消息传开后，才发表声明拒绝领奖，按照评委的意见进行局部修改，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去领奖。后来，陈忠实还是选择了第二种方案。这就是陈忠实！这倒不是因为他把茅盾文学奖看得很重，更主要的是他一向老实巴交，不毐欢惹事，也是不喜欢制造新闯的。他在给我的一封短简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向来在文坛怕惹事，那样会扰乱心境，所以也只是写自己的书，不扰旁人。”忠实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从对待茅盾文学奖这桩事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风格。
1997年起，我应邀在《时代文学》主持一个专栏“名家俩影”，遍侃京中诸位可以侃的名家之后，自然也想到远在关中的忠实，于是，从1998年秋就开始组稿，打听忠实的电话和行踪，并首先请得京中熟悉陈忠实的何启治撰稿。没想到多次打电话到西安他的家，他的办公室，大都找不到他，有时偶然碰上，他对此事也不大有热情，这让我有点灰心，也有点懊恼，本来想把他的一辑安排在九九年的第一期，也只好临时换人。没想到过了九九年元里，忠实倒对此事热心起来，屡屡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自己的已准备动笔，我约李星和李国平的稿子也都已动手，而何启治的长文则已在元旦前后利用休假赶出来了，此前他还锌利用出差路过西安的机会为此事专门采访了忠实。这一切都颇使我受感动。我想，忠实以前对此事不热心，大概还是“怕惹事”；后来之所以又热心起来，大概是弄清楚此举不会给他“惹事”。这也就是陈忠实，凡事都要弄明白了再千。不久后，就接到忠实寄来的稿子和漫画、签名，他的自白是躲在西安郊区一个叫“丈八沟”的地方“弄”出来的，由原拟的两千字扩展到万言之长，且写得那么投人那么专注，成为一篇研究忠实创作经历和创作心态的重要文献资料。这当然很使我为之感动，我变懊恼为感谢和兴奋，决定将他的这一辑以最快的速度推出。当然，我要再一次感谢忠实老弟，感谢这位满脸皱褶的关中汉子！
灿烂的晚霞——我所认识的张一弓
二十多年前，当读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流泪的红蜡烛》、《黑娃照相》等批在新时期文坛产生强烈反响的中短篇小说时，就很想见到一弓，同他交上朋友。然而虽然同在文坛，却没有一个同他谋面的机会，二十年来，同一弓只能是神交而已。到了公元1998年秋天，我们起到湘西参加第二届“湘泉之友”笔会，不仅阽了而，还相处了十几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我们在由北京开往怀化的列车上见面时，真有点一见如故，不仅紧紧拥抱，而且滔滔不绝地相互倾诉，让人们感到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就像年轻人一样。因为这个不期而遇的见面，两人都等了足足近20年的岁月。
在湘西与一弓相处的十几天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他身上焕发出的朝气和热情，感受到他为人的正直与机趣，使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在那难忘的十几天中，我们同访湘泉酒城，一起到德夯苗寨参加很有民族特色的晚会，在王村古镇的听涛山庄一起参加舞会，在猛峒河的游船上共赏湘西的山山水水，最后在张家界的黄石寨和天柱山上共抒豪情，结束这次难忘的聚会。那时，一弓已六十出头了，但体力与精神面貌完全像个小伙子。他白天爬山，晚上在舞会上舞步翩跹，歌声嘹亮，他不仅舞跳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唱起俄罗斯歌曲来，可以说歌声惊四座，令人拍案叫绝。一弓的热情和青春活力远不止表现在舞步上和歌声中，也表现在他为人热情豪爽热心助人上。可以说，那次笔会，是一弓感情的一次释放，使他变得更加年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使我感觉到，一弓的一生中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但都压不倒他，而且可以预计，在经历一段沉寂之后，他的创作将有新的突破和飞跃。
果然，到了翌年即1999年12月，我们在豫北新乡南郊的小篱镇再次聚会时，他告诉我一部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正在写作中，这就是后来轰动文坛的《远去的驿站》。小篱的聚会，是为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而去的。那次去的人不少，无疑是一次文学的盛会。
两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春天，我终于读到了张一弓孕育多年又经过几年艰辛写作而向读者奉献出的长篇笑小说《远去的驿站》。那娃2002年3月末，初春时节，我应邀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武当山下卜垠市举行的湖北省长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把一摞书稿的二校样交给我，希望我先睹为快，并为即将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写搞评论。这就是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我当然乐于先睹为快并为之撰文评价。返京后，我立即阅读这部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三校样，并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评价这部长篇的短文。《诗情与历史文化相交融的家族叙事》我以为这部凝聚着一弓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是家族小说中的佼佼者，它那充盈的诗意，那丰厚的文化底蕴，那新颍的结构形式，都进让人耳目一新并长久回味的。当我在长途电话中把下面这么一段文字读给一弓听时，他在电话那头会心地笑了：“……而当我们读到第二卷《桑树上的月亮》时，我们似乎感觉到作家久蓄的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他那浓浓的乡情回荡在字里行间，因此我们就把这段桑园的故事当做充满诗意的田闶牧歌来读的，也适当做一段充满民族文化意蕴的张家家族史来读的。因此，不仅能引起我们对那动人的爱国故事的共鸣，而且能激起我们对一个张老家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探求，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焉。”对《远去的驿站》的阅读与评价，似乎进一步拉近了我与一弓在感情上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彼此的作品中更深地感受到感情的脉搏。因而，从此我也更加关注—弓的创作。
一弓年近古稀，依然朝气蓬勃，就像一抹灿拦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他的为人，不仅热情豪爽，重友情，而月。处处谦恭谨侦，低调生活。这方面有购件小事必须补记一下。一件事足他的长女婷婷五年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后，急着在北京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曾经求助于我。当一弓得知此事后，一直告诫他女儿不要麻烦我。照说，作为叔叔的我，帮大侄女一点忙是应该的，但一弓还是让女儿不要麻烦我。这一点足见一弓律己之严。另一件事是，今年（2004年）五月，我陪从美国同来的亲戚到河南旅游，曾在郑州有过短暂的停留。当我把一弓请到我下榻的宾馆聊天时提出为他编一辑文字在《时代文学》的“名家侧影”上亮相时，他一再声称“他不够名家的水平”，一再坚辞；最后，在我再三恳求之下才勉强答应。区区两件小事，又足以见出一弓的谦逊与低调，这也是值得我学习的。
不“装神弄鬼”的张宇
新时期以来，亦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坛上新出现的作家就像秋天夜空的繁星一样，数也数不清，即使像我们这种以评论为业的人，也数不清文坛上的繁星。惟其如此，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宇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在中州上空冉冉升起时，我竟没有察觉。直到80年代后期他的中篇小说《活鬼》屡被选栽又得了奖之后，我才发现了这颗并不太新的文学新星，他的作品也就进人了我的视野。但是，作品是读了，人却一直没有见到。
90年代初，我仍在北京东郊十里堡的鲁迅文学院混饭吃。有一天，一位学生告诉我，河南的著名青年作家张宇就住在学院附近的京棉二厂的一个招待所里编电视连续剧，有时还到鲁院的那个小院里转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拜访他。大概我那时既忙又懒，竟没有采纳那位学生的建议去京棉二厂的招待所拜访张宇，也没有请他到鲁院来为学生授课。但是过了不久，也就是个把月时间吧，当时正在创作研究班学习的一位女学生却来要求退学，说准备同张宇结婚，调到郑州工作。当时张宇正是单身，可是这种谈恋爱的速度却令人一惊。从此，我对张宇更是刮目相看了。张宇不仅小说有魅力，人也很有魅力嘛！
又过了几年，记不清是1994年秋天还是1995年春天，张宇的一部长篇小说《疼痛与抚摸》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且列为该社的“探索者丛书”之一，召开了—个研讨会，地点照例选在北海后门的文采阁。参加会的既有北京的一些熟面孔，又有来自河南的一些朋友，诸如我的朋友孙荪等。这次大概是我正式与张宇见面的一次（据说1985年8月在山西召开的首届黄河笔会，张宁也是出席的，并讲了话，当是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了，1992年或1993年春天他在鲁院附近的京棉二厂招待所写作期想见面而又没有见上。我很欣赏张宇在这部长篇小说新作中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和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才华，于是在会上有个发言。当我发言开始时用调侃的语调说“张宇近儿年来作品似不多见，大概忙活别的事去了”时，他马上插话说：“不错，忙着勾引您的学生去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我也哈哈一笑，不好再说什么，便言归正传，谈论起他的小说来。这就是张字，一位识诚而不乏幽默的青年作家，一位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于是，我便喜欢起张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