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开始，我为《时代文学》杂志主持这个“名家侧影”专栏。那一年的第6期，准备上组王蒙的稿子，7月开始就着手进行组稿，到了8月末，好容易打听到张宇郑州家中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我的学生、成了张宇夫人的陈静。她自然很热情，但却告诉我张宇那时正漫游于新疆。我把组稿的事情告诉她，她立即同远在新疆的张宇通了电话。后来，张宇把电话打到我家中，第一次在电话中聊得很多，也很痛快，这次，他把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所写的题为《然后是平静》侃王蒙的文章，内容充实而独特，文笔调侃而充满机趣，受到包括王蒙在内的各方面的好评。这当然是对我一次很有力的支持，我是很感谢他的。打那以后，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多了些。但大多是在电话上聊几句。后来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那是1999年的盛夏时节，他所主编的大学文学双月刊《莽原》上发表了山东青年作家鲁雁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庄稼》，遂和《山东文学》等几个单位在济南联合举办作品研讨会，我被邀了去。这一次，我目睹他作为一个会议的主办者和主持者的风度，他善于在较轻松的谈笑之中把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办了，而且办得颇为出色，他不端架子，不装神弄鬼，不作秀，而是随随便便，而且有意作出一种把什么都看透，什么都不以为然的姿态。跟什么人，年长的、年幼的、熟悉的、陌生的，男性、女性，都能说上话，都能神聊一通。大酒店住上一天，就能把一位才貌出众的年轻的公关小姐迷得神魂颠倒。如此张宇，不能不让人刮目相有。还有。一次见面的机会，那是1999年岁末在河南新乡的南郊小冀庄，河南文学院在那儿举办“文学豫军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去了，张宇是东道主，自然也在会上忙活着。但他不显山不露水，既不在大小会上发言，也不在会下争论。他认为，不过是借个由头把朋友们请来一起聚聚。玩玩，不要装神弄鬼，争论个啥，还大讲什么“与国际会议接轨”。那次会上，由于有的会议主持者有比较高的期望值，打出“与国际会议接轨”的旗号，又请了个把“跨国学者”与会，再加上河南的一些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强的理论意识，开口闭口谈博尔赫斯，想开成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于是便闹出点花絮和矛盾来。张宇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多次在我面前谈起不赞同“装神弄鬼”之类的话题。直到散会闾到北京后，谈到他一部长篇小说新作《软弱》的校样，尤其是谈到这部小说的“后记”，才彻底弄明白他之所谓不“装神弄鬼”的全部含义。
2000年元旦前夕，刚升任《中国作家》副主编的杨志广兴冲冲提着装着《软弱》校样的塑料袋到我家敲门，由于我正在午休，听不到敲门声，于是志广便把那袋校样挂在我家防盗门的把手上，然后回到家中给我打电话吿知此事。当时起来打开防盗门取下这袋《软弱》的校样时，有一种兴奋与名的心情。于是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在2000年元旦那天读起这部写瞀察与小伦的既好读、又有独特韵味的长篇小说来。读到“后记”，才真正弄清他反复申明“不再装神弄鬼”的含义。我很赞成张宇的这种创作心态，不仅赞成，简直可以说是很欣赏。我以为，《软弱》之所以写得很棒，全赖于他有这种心态，不装神弄鬼，“进入了一种休闲一样的叙述状态”，“说大白话”，“介绍一些男男女女的朋友和他们的真实生活”。小说就应该这么写，至少可以说，这是小说的一种不赖的写法。谁说张宇没有理论，我看这就是最好的小说理论。
我喜欢不“装神弄鬼”的张宇，喜欢为人、为文都坦荡、本色的张宇。当然也有理由期待张宇写出比《活鬼》、《疼痛与扰摸》、《软弱》更棒的作品来。
熊召政面面观
对于熊召政，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引起轰动，毁誉参半时，就知道湖北文坛有位才华横溢且桀骛不驯的青年诗人熊召政。以后，又陆续听到过关于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因鲁迅文学院同华中师大联合举办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之故，经常跑武汉，有时一年要去五六趟，可是一直无缘同熊召政谋面，可能是缘分未到之故。
同熊召政见面，迟至2001年秋日。当时，我同北京几位评论家一道应邀到武汉参加青年作家晓苏的长篇小说新作研讨会。熊召政也在会上，于是很自然地要见面。因为此前的9月间，我同华中师大教授，我的挚友王先霈一起访台，在台湾的十天行程中以及后来到深圳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期间，他多次向我提起熊召政以及他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由于有了这个铺垫，还有将近20年的深交，使得我同熊召政的初次见面没有一点陌生感，完全是一见如故的样子。当然，彼此也都有相见恨晚的喟叹。
会后登磨山、游东湖，我同熊召政一路上聊了很多。尤其是游黄州，熊召政的夫人邱华也一起来陪我们，召政口己驾车，车上只有他们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聊得更多。他一边开宥车，一边聊起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传奇般的经历一一由于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不显对他的赏识和爱护，他不仅免去了一场挨批的悲剧，而且由于后来陈到中央丁作和竭力推荐，他差点走上了显达的仕途，要不是熊的老师老诗人徐迟出而阻拦，熊召政人生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当然，一路上熊召政也深情地谈到徐迟对他的关心和培养，包括一些严格的写作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熊召政的传统诗词写得如此地道，有较厚实的古典文学的功底，这一切同徐迟对他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当然，一路上也谈到他1989年的那段难忘的经历和90年代后下海的种种故事。到了黄州以后，我们一起游了东坡赤壁。然后，由他的内弟出面在黄州请我们一行十余人吃了一顿很地道、风味独特的英山菜——也就是他们的家乡菜。这就是熊召政的聪明之处，既给了他内弟足够的面又把招待我们的任务“转嫁”到他内弟身上。
晓苏的长篇小说研讨会结束之后，我由十准备到深圳参加另一个活动，于是独自留下来在武汉逗留儿天。这儿天，为我与熊召政深入交谈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送来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一、二卷《木兰歌》与《水龙吟》，又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写作经历和其他两部的写作打算。当然，这几天的接触和交谈，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为我们后半生的友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年（2002年）春天，为了准备参加湖北省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大概用了个把月的时间比较认真地读了《张居正》的一、二卷，随后又读了第二卷《金缕曲》的大部分书稿以我数十年来阅读长篇小说的经验，惊奇地发现，这珐当代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佳构。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收获。
据我所知，熊召政为《张居正》的写作，潜心进行了近十年的精心准备，这种准备包括生活和艺术以及史料的准备，当然，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的铸就以及古典诗词写作的基本训练。再加之他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从善如流的谦虚好学的精神。在《张居正》的写作方面，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3月，湖北省作协等单位在鄂西北的武当山下汽车城十堰市召开“湖北省长篇小说创怍研讨会”，北京和武汉评论界的不少朋友戍邀与会。会上，对近年来的湖北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一种检阅式的巡视，并重点探讨了七八部代表作的得失。其中自然有熊召政的《张居正》，因为会前这部作品的一、二部刚刚获得“湖北省政府阁朽奖”和“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尽管有好几位重点作品的作者因各种原因推托不能到会听取意见（近年来，常常碰到这么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场面：被研讨的某部作品的作者不到场，原因是其作者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不必听取别人的意见），熊召政虽然也有较高的知名度，且作品出版后反响强烈，他还是推掉各种事情如期到会，并且出席每天的会议，认真听取意见。关于这一点，博取了“从善如流”的美名。会后，他邀我绕道武汉回京，在武汉逗留的两天里，我读了他已写就的第三部《金缕曲》的十几万字的初稿。读后，我向他坦陈了意见，大约有第一间“李国舅弄玄扮妖道孙督造报忧启衅端”中关于白云观的静态描写过多，情节进展缓慢，以后几回中写工部尚书朱衡左掖门受辱叙述的居次有些颠倒，第八回写张居正到隆福寺见李太后的场面笔银不能放开，等等。召政听了我的这些意见后，居然决定把已写成的第三部的十几万字稿子推倒重来，从头写起。这一回，当真让我感受到他的“从典如流”的心胸和写作姿态，也找到了他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写作中，熊召政一方面“从善如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又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场面以至每一个细节。例如，第三部的第一回写到万历的“内相”内保到北宗西郊的白云观过“燕九节”，为了写得准确，他几次到白云观勘察，并用摄像机录下白云观的几个院落，以便写作时放录像观摩。前不久。我有一次有事打电话到他武汉的家中。他家的小保姆答道：“熊召政不在家，到山东去了。”于是打他的手机，果然在山东，且正在曲阜孔府中勘察，原来第四部即将写到张培正准备惩办有贪污恶行的衍圣公后人，必须写到孔府，于是他就到孔府勘察录像了。这样写历史小说，可谓一丝不苟，但是却要赔上不少的时间和本钱，这种事恐怕只有熊召政才愿意做，也才能做到！
历史小说创作中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语言上的稚俗共赏。写宫廷和官宦人家，必须有奏章诏书，也必然有诗词歌陚的唱和。有些历史小说，讲起故事来倒是相当吸引人，但一旦碰到要代大臣拟奏章，代皇帝拟诏书，要代一批文人骚客拟诗词歌赋，就犯了难，露出了马脚，故只有其俗的一面，很难雅起来，代拟的奏章诏书，弄得四不像，代拟的诗词歌赋，不合辙不押韵，于是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层次。这方面倒也难不住熊召政。我读过召政写的一些旧体诗诃，韵味相当高雅，体式韵脚也都符合体制，他在《谢何镇邦先生赐饮大红袍》一诗中这样写道：“冬日京华冷，红袍独兼春。千秋名士气，一夕故人情。秋向丹山老，香随碧水情。何时重乞火，对月话胸襟。”这一首五律，吟咏的虽是品茗小事，却透露出一种高雅的诗歌和深厚的情意，令人爱不释手。我主编的一家企业报《长城润滑油》的副刊《清水河》上就符多次选发他的旧体诗词，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加上他办这些事时态度十分严谨，十分认真，总是检视《张居正》各部中的诗词歌赋，还有奏章诏书，大都比较地道。有一次，我打电话到他家，他正在伏案写作，代张插正拟一份奏章。他说，就那么几再个字，往往要费时一日。反复琢膺修改始成，可见其态度之认真。由此可见，写长篇历史小说同写政治抒情诗不一样，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激情和才华，还要靠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水滴石穿的功夫。
熊召政在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就事业而言，他既是颇有成就的企业家、证券专家，又是著名的诗人和历史小说家。他可以做到在商言商，在文言文，同一些搞企业的朋友在一起，他就像个风流倜傥的青年企业家，炒股粟、打高尔夫球，他样样不落伍，而同文坛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作家，读古论今，可以说样样精通。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也是一位多面手，新诗、旧诗，他都能熟练地驾驭；小说更不必说了，有一部《张居正》足以表明他的水平，他的散文也写得相当溧亮，去冬今春，《人民日报》文艺部同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联合举办“长城杯新游记”征文活动，他写了一箱《吴华寺对奕亭记》，仅千把字，无论立意还是语言，均属上乘，结果拿走了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前不久，他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游记结集《千寻之旅》，收人他近年来不少精美的游记佳作，展示了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