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里，熊召政也扮演着种种角色。他首先是位孝子。他的老母亲已有八十多高寿，由于召政夫妇对老人孝顺，因此虽然兄弟好几个，老人还是愿意住在召政家，而叶子相依相恋到令人感动的程度。据说，每天晚上只要召政没回到家里，老人就不愿意就寝，在客厅里坐等，一直等到召政问到家里同老母见过一面，她才愿意回房就寝。去年12月，熊召政作为中国作家代表闭的成员访问印度。访印期间，恰遇印度国会大甩爆炸，新闻播出后，碰巧熊召政那几天由于通讯不便没有打电话间家，竟让老太太急得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也急得召政的爱人邱华到处打电话询问。我当时正出差到山东济南，邱华打我的手机询问此事，我马上打电话间北京王蒙家询问，才得知代表团安然无恙，只是打电话不便而已。把这个讯息传到武汉后，老太太才开始进食，休息。由此可见母子情深何其乃尔！对母亲如此，对妻子和儿子也是没说的。我多次目睹他在邱华和儿子熊维眼前的样子，完全是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召政的独子熊维在加拿大东部多伦多郊冈一家商学院学语言，使他们一家牵肠挂肚。2001年11月，我应邀到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访问。他们给儿子带了一大包东西，原来都是些调料，怕孩子在那儿生活不习惯，连烹调的调料也远从国内捎去。仅此一例，足见其关心之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望子成才，他们的付出实在难以尽述！召政的夫人邱华在华中电管局相任要职，他们住的房于也是电管局的宿舍，召政在那儿完全是个家属的角色。召政在有的场合下未免要逞能做大丈夫态，耍耍威风，每到此时，外柔内刚的邱华总是让着他，等回家才算账。有一次，我同他们夫妇同在一席上，熊召政为了表现他的真诚和酒量，酒一杯杯地干，连邱华在一旁劝阻也置之不理，结果这次确实喝多了。据后来熊召政对我说，当他们回到北京的住处时，他就觉得不行了，吐了一阵。这时，邱华就开始数落了，每当这种时候，熊召政也很懂事，只听不答，于是等邱华气消了，也就风平浪静了。他们俩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来，不能说没有磕磕碰碰的地方，总能相互扶持，同甘共苦，尤其是一次次渡过生活中的风浪，这使得他们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相当牢固。熊召政每谈及他的小家，总是感到温馨和满意的。因此，他时刻也不忘记他作为丈夫的责任。
对于朋友，熊召政可以说是位承友情，讲义气的好兄弟。他的诗友刘湛秋由于交通事故惹了一场官司被判赔偿四十多万，这对湛秋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为了帮湛秋渡过难关，他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发动朋友们一起来捐助，使湛秋渡过了难关，一时传为美谈。对别的朋友也是如此，只要谁有闲难，他就尽其所能帮助谁，有些到武汉出差公干的文坛朋友，他也为湖北作协分忧，出车接送，出面接待。我同召政交往一年多来，深感他的友情诚笃，仗义疏财，真可谓文坛的“及时雨”。
常言说，文如其人。一个作家的人品间文品应该是统一的，我不赞成作家的人格分裂、在作品中是一个样，而在生活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我同熊召政的不长时间的交往中，深感他的文品与人品是统一的。他在作品中（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所表现出的嫉恶如仇，乐善好施、刚正廉洁等高尚品格，在生活中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惟其如此，我愿同他为友，并引以为荣。
熊召政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都还很漫长，在这篇短文即将打住时，我只能叮嘱这么一句：走好每一步，老弟！
从“烦恼”到新的“烦恼”
第一次见到池莉，是1986年盛夏在张家界的一次会议上。那是武汉市文联召开的关于杨书案历史小说的一次研讨会，出席者除北京等地的些专家。学者和编辑外，武汉市文学创作所的全体成员（包括专业作家和合同作家）也都出席会议。记得那次会开了十来天，边开会边游览边休息，带有避暑疗养性质，对于武汉市文联以及武汉市文学创作所的与会者来说，多半是一种带福利性质的避暑疗养。池莉那时是武汉文学创作所的合同制作家，自然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照说，她已是发了《月儿好》等受到好评的作品的青年女作家，在会上应该是活跃的，可是不然，她在十几天中总是很少说话，不怎么搭理人，保持着一种矜持的态度，脸上还略带愁容。只有一次是例外，那是在猛峒河的游船上，因为西岸高山的峭壁上出现了猴群，我们一起涌到甲板上观看那活蹦乱跳的猴，才看到她脸上有了笑容。据说，这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性格使然，一方面是由于她在生活上遇到一些烦恼，才使她不容易高兴起来。
由于在张家界相处十多天，虽然来不及好好地交谈，同池莉总算认识了，于是就比较注意池莉的作品，也比较注意她的境况。
张家界会议之后，我同杨书案同志有了些文学的交往，也成了知心的朋友。当时，书案不仅进武汉市文学创作所的所长，也是武汉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芳草》的主编据他说，到了1987年初，池莉在牛活上遇到的麻烦处理好了，同吕小涢结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工作也转到《芳草》当编辑，算是正式调人武汉市文联，从工作、生活到创作都有了转机，有了新的局面。这当然令我这个认识她的人感到高兴。由于我1987年春调到笛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书案同我相约每一期进修班都收一位他们文创所或《芳草》编辑部的作家或编辑参加进修班，而第一位被推荐来的竟然足池莉，我当然是欢迎的，遂即发了第三期进修班的录取通知给她，了据说她也很有枳极性。何后来这个名额由于她临近开学时出差在外，被别的同志抢去丫，她也就没来成大概我们之间没有师生的缘分。后来我们办广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本来也是准备请池莉来这个班深造的，后来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成。
不过，我与池莉作为评论者与创作者之间，却有一段文字的交往值得一记。
那是关于她的成名作《烦恼人生》的事。1987年第8期的《上海文学》上以头条的位置刊发了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出时主持《上海文学》编辑工作的周介人是我的师弟，常有书信往来。小说发出来之前，他鞞来信嘱我注意这一新人新作，并告诉我，这篇作品是池莉投了几家刊物均被退后才送到他们那儿的，他们商兴地发现了这篇别人没有发现的佳作，当然喜不自禁。这也可以从那一期周介人攒写的卷首语中看出，他是隆重推出这一后来被看做是新写实代表作的佳作的。由于我对周介人的信任，也由于我认识池莉，于是在刊有《烦恼人生》的《上海文学》寄到后，我立即展读，并被深深地吸引。读后我随即拨通了当时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的李国文同志的电话，郑重推荐了此作，同时又拨通了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任负责文学评论版面的缪俊杰同志的电话，告诉他读了《烦恼人生》的感想，希望能给我点篇幅发篇评论。后来，《小说选刊》于当年第11期选载了《烦恼人生》，并附有主编李国文写的短评。缪俊杰同志读了作品后也很兴奋，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写篇2000字左右的评论给他们。记得我的评论是在当年11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我的办公室串。一气呵成的，《人民日报》在当年12月初即刊于“文艺评论”版上。这种速度可以说是少有的。当然其中也有点小插曲。我的评论文章原题为《我就是印家厚》，想来点幽默，被缪公批了一通，说：“我们是党报；不能用这样的题目，换一个！”口气不容商量。于是我又换了一个：《寄希望于改革》。这就很正板也很积极了。为了此题，我在文章中还加了这么一段话：“作者对牛活有着独特的观照角度，善于以小见大，她写的普通人的道徳人情，却是蕴含若对改革潜在的呼唤，力图唤起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和希望、因为要让印家厚们生活得好些，生活得较松些，除广改革，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这些加上的话当然是对作品主题的阐释和升华。据说，这么一个题目和这么一段话，很是讨些领导者的喜欢。池莉看重这篇短文，我也敝帚自珍，看重这篇小文章，并把它收人后来编就交江西人民出版杜出版的评论集《当代小说艺术流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