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扛苏省作家协会分管创作的副主席，黄蓓佳经常同王臻中、赵本夫等省作协同志一道从南京到扬州来看望我们。每次到扬州，总耍宴请我们，同我们热烈交谈。黄蓓佳也一改过去那种言辞不多比较冷的状况，表现出少有的热情。得知我们大多没有吃过河豚而春天又是吃河豚最适合的季节，长江的下游，尤其是扬州扛阴一带正是盛产河豚的地方，于是她一直热情地张罗让我们能品尝一下河豚的美味。据说连赞助者都找好了（因为河豚极其昂贵，吃一次河豚所费甚多，必须找企业家赞助），只是报到雀作协席兼党组书记王臻中同志那里，由于考虑到安全的缘故，黄蓓佳张罗了近半个月的请我们吃河豚的安排被取消了。尽管我们到头来空欢喜一场，没有吃上美味的河豚，对热心的黄蓓佳还是心存感激的，而对出于安全考虑的王臻中间志也表示理解。
自此以后的四年多中，我同黄蓓佳经常在各种研讨会上见面、交流。2004年年中，我曾三下江南到扛苏参加范小青的长篇小说《城市表情》的研讨会、周梅森的系列长篇小说研讨会以及无锡市十佳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每一次都能碰到黄蓓佳。尤其是2004年岁末在无锡参加十位青年作家的研讨会期间，对黄蓓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2004年12月20日至21日，无锡有文联为该市崭露头角的十位青年作家召开作品研讨会，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臻中率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储福金等四位副主席与会，被称为“豪华的阵容”。五位主席、副主席参加一个市的青年作家研讨会，的确是够“豪华”的了，而且他们与会，不是摆摆样子，说点祝贺之类的老话，而是分工阅读一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在会上给予详尽的中诗的评点，这就更不简单了。黄蓓佳分工阅读指竽十位青年作家中惟——位写儿童文学作品的作家，叫李志伟，他发表过不少童话，还有一本科幻小说《七彩肥皂泡》，黄蓓佳把他的作品都读过了，在会上对其作品进行分析和定位性的评价，尤其足对其不足以及创作上的要求进行耐心的指导，这一点，只能像蓓佳这样富有儿童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才能做到。我仔细倾听蓓佳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发现平时话不多的她一旦进入她专业的话题，也就滔滔不绝了。无锡青年作家研讨会上的这一席话，让我进一步认识了黄蓓佳，使我对她刮目相看。
在无锡的两天，会议的主办者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开会、游寄畅园外，每天晚上都安排了文娱活动。在这样的场合，黄蓓佳又表现得极其活跃，两个晚上，她几乎都握着话筒唱歌，从《红梅颂》、《红珊瑚》唱到《三铝车》、《北闰之卷》，从《沂蒙小调》唱到《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歌声甜美动听，在场者伴着她的歌声翩翻起舞，人们不禁赞叹道：黄蓓佳如果朝声乐方面发展，将会成为一个著名的歌星。现在是文坛多了一个作家，歌坛少了一个歌星。由此可见，她的歌声是多么地感染人。而从她的歌声里，我们似乎又感受到黄蓓佳热情爽朗的性格，而这恐怕是她性格主导的一面。
我同巴金的一次交往
在巴金老人喜度百年诞辰之际，想起了45年前在上海同他一次有意义的交往。
1958年秋天，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上三年级，当时一场由大跃进新民歌运动觖发的关于新诗发展方向的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事情是由何其芳先生在沈阳的文艺期刊《处女地》发表的一篇谈论新诗与民歌问题的文章引起的，后来由沈阳到北京，又从北京到上海，以至于全国各地都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讨论会大约在11月中旬，在沪的一些著名作家。学者和评论家应邀到会，复良大学的老师郭绍虏先生、赵景深先生和蒋孔阳先生都参加了这个讨论会；巴金、傅东华、孔罗荪，以群、旲强、王西彦等老作家以及姚文元，还有一些诗人作家也出席了这个讨论会。会议是在位于上海臣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协一个大会议室里举行的，主持会议的是当时任上海作协秘书长的天鹰（他也是一位民歌研究者）。我当时还醉心千诗歌创作与评论，故作为大学生代表应邀与会。参加文学界的聚会，我这是第一次，故显得特别兴奋。但由于是毛头小伙子，往诸多名人之间感到自卑，故落座于后排一个大沙发内，正好夹在巴金与傅东华两位老前辈的中间&；会议进行了足足一个下午，许多人在会上慷慨陈词，连我也铍足勇气站起来发了言，中心意思是要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诗，反对因抬高民歌而否定新诗。这个发言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于《萌芽》1959年第3期，是我第一篇面世的评论文字。巴金与傅东华两位前辈则一言不发，偶尔也小声与我交谈，询问我的姓名、学校和通信地址，在我发言后，巴老则握住我的手，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我赞同你的意见。”这当然是对我一次极大的鼓励。
会后不久，我即收到巴金先生的来信和一册法国人写的《巴金评传》的中译本。巴老在信中说，现在许多大学生在批判他，批判他作品中的“人性沦”，北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已成立了批判小组，走在了前面；希望我和我的同学们也组织一个小组写文章批判他，他思意作为“靶子”，并提供“炮弹”，这次寄来的《巴金评传》就是“炮弹”之一。我相信巴老在倍中说的话是真诚的，没有半点作秀的成分。但我和我的同学们绝没有趁热闹批判巴金的打算，因为对于巴金和他的作品，我是下不了手的。
从此以后的儿十年间，我当然没有机缘冉见到巴老，也不可能再间他取得联系。只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已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一次出差到了上海，因公需要向上海作协借车用一天，后来上海作协为我派了车，有关人士还告诉我，这是巴老的专车，派出这车同巴老打过招呼，说是给我用一天的。我未知此话确实否，但坐上巴老的专车，在心底甩特别感激巴老。
她看上去那么沉稳平和——关于王安忆的一点印象
我认同不少熟悉王安忆的朋友的一种看法：安忆在创作上颇“不老实”。无论是《小鲍庄》，还是“三恋”，都看得出她在艺术上东奔西突的探索状态，而像三恋”之属，在人性的开掘上还颇放得开，而她平时言谈举止，却相当沉稳平和，不露锋芒，不像当下有些当红的女作家那样虚荣，那么爱出风头，她老实得有时都有点木讷了，这可以说珐王安忆为文与为人的一点不统一之处，也可以说是王安忆的一个特点。
我之读王安忆的作品，大概是从她80年代初发在《北京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附，沙沙沙》开始，以后凡是能读到的她的作品，无论是短箱，中篇，还是几部长篇小说，甚至于她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讲台上纵论小说创作的讲稿，我都找来读过。我多半最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来品味安忆的作品，故关于她的作品的评论，大概只有前些年应《小说选刊》之约写的关于她的长篇小说近作《长恨歌》的一篇导读性的评论。而就是这么一篇，通过电话交谈，还得知安忆并未看到，见到王安忆则是迟至80年代中期的事了。她那时在文坛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尤其是富有艺术探索性的中篛小说《小鲍庄》的发表，给她带来颇高的声誉。我那时还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而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大姐则在上海作协主持工作，于是同她在工作上有些往来。有一次到上海出差，茹大姐请我到她家吃饭，王安忆正在家里，还有她弟弟王安桅，她父亲王小平。在饭后聊天中得知，王小平祖籍福建哲同安县（现已划归厦门市管辖），其父辈到新加坡谋生，他是抗战时期从海外回来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的，写过剧本，也写过小说。这么说来，我和王小平还算是闽南的小同乡了，同安忆也可以算是同乡了。这么一叙，就亲近了一点。记得那天王安忆在家里就像个规规矩矩的中学生，我同茹大姐、王小平老兄交谈中，她从不插嘴，显得家教颇严。而当我向主人告别返回住所时，茹大姐就吩咐说，“小平，送送你何老乡去！”于是王小平送我到弄堂口打的，好像安忆也陪同她父亲一起送了出来。
过了年把，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由于当时鲁迅文学院图书馆藏书不多，购书的经费很有限，我同管理图书馆的同志共同出了个主意，发信向鲁迅文学院（包括她的前身文讲所）的校友征集他们的作品，设专柜陈列保存，并供学员借阅。记得给王安忆的征集信还是通过我发去的，我还加了一封短简请她予以支持。这个举措虽然得到鲁院（包括文讲所）的校友们的相应，但是真正把作品寄来的却不多。可王安忆却是例外，她收到信后，很快把她的作品寄了一套来，并附来热情洋溢的倌。这很使我和鲁迅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动。安忆于1980年文讲所恢复后参加了第五期的讲习班，文讲所（鲁院）可以说足她文学道路的一个起点，她对母校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而从送书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安忆的为人。记得我们当时把王安忆的赠书同别的校友寄来的作品郑重地陈列在一个专柜里，未知迄今是否仍然无恙？
同安忆有较深人的接触和交谈机会是1989年春度之交时，大概是那年5月底，王安忆带着出远门的行囊住到和鲁院同在一座楼里的中国作协八里庄招待所，说是准备到新加坡去探亲。那时北京的气氛已相当紧张。（曰。我们在招待所她住的房间仍然聊文学，聊上海文坛和她家串。的各种情况。过了几天，人所共知的事情发生了，首都机场暂时关闭，安忆走不成了，也一时回不了上海，索性就住了下来。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样我们在八里庄那个小院子里和招待所串，有了较为深人的交谈，当然，参加我们聊天的还有鲁院的一些学生和住在招待所甩的别的朋友。这时候，安忆显然是去掉了在她父母跟前的那种拘渑，谈得很自如，也显得颇为快活。
打那以后，十年之间就一直再没有机会见到安忆，只能在她的作品中和有关她零星的讯息中了解她的近况。去年（1998年）茹志鹃大姐病故时，我由于得到消息较晚，也没有发个唁函什么的表示哀悼，后来在一次电话中提及此事并致歉意时，安忆平淡地说，她母亲近几年来身体一直衰弱，她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么一说，想劝她节哀的话也就没有说，只能请她向她父亲转达我的问候。而当我在电话中表示对她的《长恨歌》的好感和较高评价时，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她说她的作品总是难以走俏并评上什么奖的。
这就是我认识的王安忆，一位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不问收获，不追名逐利的文学“匠人”。
一路走来识慧芬
初识殷慧芬，是1996年初夏时节在庐山的一次笔会上。这是江西再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一次笔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友。先是在南昌集合，然后上庐山，一周之游。再回到南昌解散，前后近旬可以说是我参加过的数十次笔会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服务周到。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在这次笔会上，认识了来自上海的殷慧芬和来自西安的叶广芩，当然，还有来自哈尔滨的王阿成和来自湖南的聂鑫森，还有一同来自北京的石钟山，至于李元洛、方方、迟子建等等，则早在这次笔会前就是熟悉的老朋友了，不过，在夏日的清凉谊界庐山聚首旬日，也足十分难得的。记得那次在庐山上住的是邮电疗养院，除了一两天开会外，其余的寸间都是游览，花径、仙人洞、锦绣谷、含鄱口、三叠泉，白鹿洞书院等名胜，该去的都去过了。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傍晚时分在疗养院的院子里，凭栏远眺薄暮中的育山，三五好友从晚饭后一直聊到掌灯时分，有时竟聊到晚上九十点钟，在这种时候，殷慧芬大都是在场的，她喜欢在一旁静静地听，偶尔插上几句，她的话总是不多。聊到高兴处，她不过莞尔一笑而已。有时，这种聊大移至我同阿成同住的房里，殷慧芬有时也申请到我们房间参加这种聊天活动，似她大部分时间也只是旁听而已。至于出游如遇自由组合时，殷慧芬自然也是和我们（我与阿成、老兹、小石等人）在一起。记得有一天游三叠泉，上上下下，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够我们累的，可她还是坚持下来广。人概由于我上大学在上海待了近六年之故，我一向把上海卷成第二故乡，因此总足把来自黄浦江畔的殷慧芬看得亲近些，有点把她当做小妹妹看待。因而，自从庐山上认识以来的七八年间，陆陆续续地就有了一些往来，对她的了解也就与时俱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