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抵抗力最大的方面努力！“我就不信你不想交女朋友！”年轻的伙伴们说。当然也想。他都二十几岁了么。前些日子他突然觉得那么苦闷，是不是心理变态？他不知怎么对付这种难以抑制的苦闷。他跑上街去买了本《福尔摩斯侦探案》，是半价书。这种书只能用半价买，也只有这种时候他才想起可以用福尔摩斯转移一下精神。福尔摩斯果然灵！可不，交朋友的话，星期天还得陪人玩，怎么搞事业？哥哥姐姐结了婚，又是孩子，又是家务，家庭和事业怎么并举？“伟，你拿了这笔稿费去买一张软床吧。”“妈，对了，我给您买张软床吧。爸，我给您也买一张。”“我们不要，你们这个年纪的人结婚都打家具买高档品的。”“我不操这份心！我一分钱也不攒，谁愿意和我结婚，我就是穷孩子一个！我就是财富！”
不知哪本书上写过这样的话：世上最美丽的王国是思想王国。邓伟拥有一个充实而有光辉的美丽的王国。是的，“我就是财富！”
英俊、富有的邓伟，终究会巧遇知音人，终究不会缺少爱。多少专家、学者对他如此厚爱。甚至他在云南拍摄《青春祭〉时，又得到了傣族人的厚爱。他因为泡在泥水里拍摄，头上又有高压水龙头作人工降雨，一浇半天的，就得了关节炎。傣医用自行车推着他去扎针。傣医的妻子非说邓伟随身带的衣服太少了，要给他做一套衣服。邓伟只好去买了一段布交给他，而且自己设计了上衣的样子——做上一大堆口袋。可以分别放曝光表、滤色镜、胶卷、看光镜、拍摄记录、分镜头剧本、照相机、胶布、钢笔等等。
他还要朝抵抗力最大的方面努力。当然。
甘于寂寞的人，是不会寂寞的
终于坐在钱钟书的家里了。
邓伟那一米八的大高个子立刻开始变小，在这位大学者面前变小了。惟有那对本来就是特大号的眼睛愈发地大睁着，带着童稚般的率真，小学生般的虔诚。
钱钟书能让他拍照吗？可是他的（当代文化人肖像选》能没有钱钟书的肖像吗？他1981年在大连拍外景的时候，买到了钱钟书的《日文四篇》。从那以后钱钟书的思想光彩一直在他眼前闪现，终于他打听到这位深居简出的学者住在干面胡同。找到干面胡同，又说搬到了三里河。
三里河那么一大片居民楼啊！
他走到三里河居委会去打听。居委会的墙上贴着一张给儿童捐献钱的光荣榜。啊，那上边写着杨绛的名字，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野草野菜，开一朵小花报答阳光雨露之恩，并不求人‘勿忘我’。”杨绛一定不知道捐了钱名字会上光荣榜的。他们两口子怕是很愿意被人忘掉的。
那么，钱钟书能让他拍照吗？
“不能拍，不能拍，不能拍。”钱钟书朝他直摆手。说是不愿拍照，也不愿被采访。总之什么也不愿意。
钱钟书就是钱钟书。
邓伟呢？邓伟就是邓伟。没有介绍信，没有资历，只有真诚和执著。他要用他的生命来连接上一代文化人和下一代文化人。他父亲也是个文化人，平生爱书。清贫的家庭，却有满满一屋子半的书籍。但是，1966年8月24日，父亲母亲开始烧书。就是这个24日，在离他们家两站路的青年湖里，沉下了一个大文化名人老舍。老舍淹在湖里，书籍扔在火里。没日没夜地烧了三天，邓伟的母亲连眉毛都烧掉了，胳膊烧伤了两处，也没什么知觉。因为怕呀！怕烧不完给人打死。这一带每条胡同都有人给打死。还有那么些字画来不及烧。对，把画轴都抽出来给街坊们当擀面杖。那时好像要把什么都擀平——思想、文化、个性。邓伟读过杨绛写的《干校六记》。他们两口子去河南干校后，钱钟书的专职是天天到乡村邮电所去领取报纸、信件、包裹等回连分发，还管看守工具。杨绛的工作是看管菜园。邓伟的父亲去的是中央五七干校。就是在这个干校的校址上成立了邓伟在那里读书的北京电影学院。吞掉老舍生命的青年湖现在填平了，盖起了一片居民楼。当时邓伟当然想不到，1966年8月24日后的整十九年，也就是1985年8月24日，北京将会出现一个新开张的幽州书屋。设有老舍著作专柜。这是我国第一家设有一位作家专柜的书店。清晨五点多钟，人们顶着大雨汇聚在书屋前，北京一位副市长大清早赶来帮助疏通道路。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文化的沟通和续补。邓伟要用他的照相机——他租来的照相机——留下一代文化人的风采。茅盾、成仿吾、钱钟书……而且，是业余的，自费的。所以——请让我拍照吧，钱钟书先生。
只有真诚才能贏得真诚，只有执著才能融化执著。钱钟书痛快地指着屋子的这扎那儿你看，在哪拍？写字台前？书柜前？”
后来邓伟只要想起钱钟书便总是想起这张写字台，似乎这张写字台是钱钟书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邓伟每次去他那儿，他必定是正在写字台前写作。一个七十多岁的大学问家却依然这样不怜惜自己，连国外请他讲学他都不去。没有时间，不想出名。
他说，你们年轻人，名、利、地位都不要去追逐，年轻人需要的是充实思想。要多层次、多线路、多方位地去思维。
真正使人充实而有力量的，是知识，是思想。
历尽坎坷后的超拔，尤其坚定而有力量。
一切成功离不开默默的坚持。
甘于寂寞的人，是不会寂寞的。
“作为社会动物，”钱钟书说，“必然塑造自己的公开形象，表现自己为某种角色。谁也逃避不了这个终身致力的制造和维修工作。但是，尽心极力的塑造不一定保证作品的成功和效果。用谈话和举动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公开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败的创作，当然也许是一位坏作家的最好的创作。”
钱钟书，他尽管潜心做学问，他的《管锥编》和《谈艺录》，还是塑造了作者不能不令人折服、令人叫绝的“公开形象”。
是作品，塑造了文学家艺术家。事业的高度，又往往是品格的高度。邓伟刚考进摄影系的时候，同学都会摄影。他呢，第一次进暗房后，拿着冲出的底片到阳光下看效果，啊！唰，一下底片全黑了！
连曝光都不懂！第一学期他的摄影专业的成绩自然是末等的，从第二学期开始他的功课就全是五分了。视野远远越过五分的人才能稳拿五分。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学生交一份作业——拍一张风景照片。本来走出电影学院就是农村，这里也很可以取景的，就近、省力。邓伟却天天坐上头班郊区车赶到香山去等待日出，观察光线效果。直到香山的看门人、售票人都认识他了，直到他认识香山的晨景了，直到香山的晨景也认识他、理解他的心情了。香山向他展现出多层次的晨雾，虚与实，浓与淡，简与繁，藏与露，疏与密，高与低等等各种对比关系、透视关系组合在一幅天然的构图里。
大自然只对真正爱她的人展现出自己全部的美。如果说，香山对邓伟考验了几天，才对他绽出灿烂的微笑，那么，集多少学问于-身的钱钟书，一下就理解了、信任了他的“邓伟小友”。钱钟书的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后来得到了印证——邓伟为电影《青春祭》拍摄了一些很成功的镜头，他正在拍一个长镜头。《青春祭》中的女主人公阿纯挑着水从远处走来，走近，上了竹楼，走到凉台上转过身来，老伢帮她打开水缸的盖子，她倒进水去，然后从凉台上走回屋里，往火塘里添些芭蕉叶，又从屋里走到屋外，一直往前走去。这一个长镜头，本来也可以用分、切的办法来分开拍，再剪接起来。但是，邓伟不愿意使阿纯这组行为动作有所间断。他抱着摄影机跟着女主人公走。从明到暗，开光圈；从暗到明，收光圈。人物远，焦点对远，人物近，焦点对近。邓伟一手抱着机器，一手还要不断地调拨焦点、光圈。两脚不停地跟着人物走，镜头还得拍得又稳又匀。这一个长镜头在银幕上只有三分钟。台上闪光一分钟，台下默默几年功！
心灵在默默的坚持中趋于博大深沉。
艺术在品格的修炼中臻于完美成熟。
不要使别人的希望落空
李可染正在写三个大字给邓伟实者慧”。
邓伟那委屈的、紧缩的心，便像一个字幅似的舒展开来。李可染先生不是几次对他说过，世上的大愚人便是聪明人。人不能太精，贵在天真。
邓伟要不是那么“愚”，那么实，李可染怕也不会和他有这么多年的友情了。邓伟上中学时去医院看一个亲戚，亲戚知道他爱画，把他带到一张病床前：来，介绍给你认识一位老老师。小邓伟决想不到这位“老老师”就是李可染。老老师也不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只是撕一小纸条，写上一个地址：如果你愿意找我的话，你就按这个地址来找我。
那时所有的文化人，自然包括李可染，都处在倒霉期。李可染住在香山的村子里。邓伟星期天坐头班车从新街口到香山去看这位“老老师”。一个冬天的早六点，邓伟走到这个农舍的窗外，看见窗玻璃上结着冰凌花。他从冰凌花的空档里看到他的老老师正在写大字。写字需要心静，总得等老师写完这一幅字才进去。这一幅字写完了，李可染抬起头来，啊，冰凌花里有个雪白的人影，一个落满了雪的小邓伟。你怎么不进来？快进来！看这一身雪，在雪地里站了总有十来分钟了！
“来，你坐着，我教你磨墨。坐平了。从外圈往里圈磨，力要勻。磨一次墨，二三十分钟到一小时是家常事。”
“做人不要像玻璃一样反光。要向海绵一样，多多吸收。”从此小邓伟每星期天一早坐上头班车到李可染那里去吸收。春节了，邓伟带了几个大苹果给老师。“你是让我着急啊，还是让我犯病啊？”李可染急得又脸红，又结巴，一下子就把这几个苹果吓了回去。可是邓伟几乎每次去都吃午饭。不吃也不行么。那回李可染带着他在雪地上散步，故意讲起，当年他第一次去齐白石家看齐白石作画，中午李可染要告辞回家，齐白石留吃饭，李可染觉得怎么能在他那么崇敬的齐白石先生家里吃饭呢？齐白石一下生气了：那你走吧，以后别来了！
李可染只能在齐白石家里吃饭。
邓伟只能在李可染家里吃饭。
邓伟“吃”下的是李可染的精神。当邓伟再一次看着“实者慧”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做人的信条便愈加地明确：不要使别人的希望落空。
每个人都应该给人们带来一点希望，世界上才能充满阳光。街坊、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老有人找邓伟学画画、学摄影，而且大都并不是为r搞专业，而只是业余爱好。要从专业角度看，培养不出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有培养前途的才肯教呢？如果大家都当专家名人，那么谁来生产奶制品、豆制品呢？为什么不能帮助别人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呢？有一次邓伟看见一个工人抱了一大卷他自己的画找到李可染的家，真正的非亲非故、素不相识，又快吃午饭了。这四五十张画，李可染一张一张讲了意思。工人又说他家门前有棵梨树，他要为他那小画室起名叫梨花书屋，请李老题字，李可染说：“可以。”
是的，可以。一名劳改过两次的失足青年刑满释放后不知怎的找到邓伟，你是不是干电影的？我想跟你学照相。“可以。”邓伟说。
这位失足青年平时在清洁队倒垃圾，周末就上邓伟家学。你来了，坐。你要学摄影，先看看这些照片。哟，邓伟，真够意思的，跟画儿一样！你下决心买照相机的话，我陪你去挑吧。敢情好！下一次我带你上颐和园去作一次实地拍摄吧。好咧！
两年后，这位失足青年的年轻妻子来到了邓伟家：真难为你了，他已经两年没进过公安局了。
又过了一阵，这位失足青年所在的清洁队也办起了第三产业——照相。照相师就是这位不再蹲公安局的失足青年。
.寄希望于邓伟的人是不会落空的。
朋友，同事，朋友的朋友，同事的同事，来找邓伟照相的人就更多了。从恋爱到结婚，从满月到八宝山。甚至亲戚的同事的朋友交了个女朋友，为了培养感情，也要邓伟出马把他俩联系在一张照片上。“好不容易人家张口了，咱不去不合适。”邓伟说，只是，单个儿女的除外。
邓伟的台历上记下多少他第二天、第三天要干的事，自己又贴胶卷，又赔时间。不过，据说越忙的人时间越多。人们对你提出的要求越多，人们对你的信任也越多。尤其是能给普通人带来一点欢乐，邓伟觉得自己虽然像上了发条的跳小人，但心里是安静的、清静的。
只是他自己倒没有照片。买月票时翻出一张集体照，将自己的头像剪下来贴了上去。
“别人对我像太阳，我只能反射一点点光。”邓伟心中的太阳就多了，电影学院的老师名字他讲了一串。“你一定要写他们！”他几次对我说。他讲了一个个老师怎么指导他——郑国恩、张益福、曹作赋、孔祥竺……但我不能把报告文学变成光荣榜，只能点到为止了。
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年轻老师邓伟，又坐上头班车出发了，从学院所在的昌平坐上345路，一小时后到德胜门，换乘14路到宣武门，再坐地铁驰向石景山，再换乘501路到首钢。邓伟到首钢，到南U机车车辆厂为他的学生选景、联系吃饭问题等等。本来，完
全可以由学生自己到随便什么地方选景的，老师大可不必出动。不过，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造型因素，就是提供更多的成功希望。
希望，闪耀在一封封给邓伟的读者来信上，内蒙古乌海市渤湾一中的学生来信：“……我第一次写信给别人求他办事，就能得到如此满意的答复，我将终生难忘。”长影摄影室同志来信……求教于你。你在病中及时回信并详细谈了有关问题，使我感激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