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氏认为：近代医学晦盲否塞，是叶派末流之弊所造成。并认为：若“非以极明了之文字，达极真确之理由，将前此所有诸纠纷，一扫而空之，使此后学者，有一线光明坦平之途径，则中国医学，直无革新进步之可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外感热病学方面，他感到一需正名，二需抉隐。而正名与抉隐，他都从抨击叶吴学说入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其自云：“鄙人志在吕明中医学，不得不辟除谬说，并不欲以口舌与古人争胜，以为名高。王孟英、吴鞠通、叶天士之书，疵谬百出，若欲一一纠正，叠纸等身，其说不能尽，则吾以为是喧宾夺主，不暇为也。唯三人之谬说，流毒于天下已如此，苟不能有精切简明之方法，指示后来，则其黑幕总无从揭破，而流毒并无有穷时。”恽氏认为：陆九芝“因灼知条辨、经纬之误，而观彼等假经文以炫世售欺，故深恶痛绝之，而为此言，是其心公而非私。”所以他在《温病明理》中，不管是否合符一般著书体例，大段大段地原文照抄《世补斋医书》中抨击叶派学说的多篇论文，并加以引伸发挥，来“辟榛莽，启坦途”，冀为后学作南针。书是秉着这样一种目的写的，则其对叶吴王三家，攻排之力，自可想见。
恽氏在“近人崇拜天士儿医圣”，“苟倏然立异，将群起而排之”的历史条件下，不顾一切，将批判矛头直接针对了叶氏，他不但说：关于《温热论》为顾景文伪托一事，“九芝曲为辩护，犹是推崇前辈，稍存忠厚之道，然事理昭然，岂容讳饰。”而且还说：张天师乃酒肉道士之流，天医星云云之传，“按事理推测，是必天士行贿张天师，因为放此谣言，不图能满过雍乾时人，而不可以欺天下后世，然则天士为江湖医，已昭然无可逃矣。”按照恽氏看法，叶天士也沾污了沽名钓誉的恶习。这个问题，陆氏并不将其坐实，被恽氏一加注，倒反将它坐实了，设计谋名与从师十七等传说，与学术观点正确与否，并不发生关系，从这一点来看，恽氏之贬叶氏，实在是超过了陆氏。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温病明理》对叶氏这样贬诋，确乎是太偏激了。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只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撰作动机，则恽氏之猛烈攻排叶吴，就不觉得奇怪了。三、全书概况
《温病明理》同《温热辨惑》等著一样，是一本以批判叶派学说为主限的专著。此书原名《温病讲义》，为其自编函授讲义之一种，于1928年4月出单行本，系门人徐衡之，章巨膺参校，由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恽铁樵医寓发行，后收入《药盦医学丛书》中。书共四卷，每卷不标目。卷一因鉴于“今有一病于此，甲医曰是伤寒也，乙医曰是温病也，温病与伤寒异冶，病家茫然不知所从，取决于余，余曰，温病乃五种伤寒之一，二说皆是，病家益无所适从，则延西医。”感到外感热病之病名不统一，不但授废止派以口实。也难以征信于病人，遂慨然有正名之计划。其正名认为《难经·五十八难》之关于温病定名，不足以为训；西医就微菌定名法，也不可从。主张以《内经》为宗，认为：“若以《内经》法则，则厘然划一，无有疑义。”卷二详考《内经》、《难经》诸家之论三焦。以揭露鞠通之三焦，与中医三焦原有之本义不个，然后指出：“假使有精当之学理，真确之经验，原不妨于古人所言者之外，别树一帜，然必所言者，与古人相发而后可？如其与古人所言相背，则必古人所说之理论不圆满，吾能证明其误处而后可，若表面崇古，里面反古，用以欺世敛钱，原滔滔皆是，不足深责，著书垂后，其罪不胜殊矣。”卷三继简要抨击“温病从口鼻入”说之后，大段节录《世补斋医书》中抨击叶吴学说之文，来表明自己见解，“证明条辨、经纬、叶案之谬”，并指出：“伤寒太阳证，是寒邪从肌表入。伤寒门明病，是病毒从口入。”但“惟其内部有弱点，然后外邪得以入里。”卷四详论《伤寒论·痉湿暍病篇》的湿暍二病，认为湿即湿温，恽氏借用了当时的西医学知识，来解释此二病之病理，通过病理解释以证明叶派学说之误。尤其是认为：吴鞠通别创一三焦之说，“说理无有是处，用药亦无有是处。“并有自己的诊治经验介绍。
四、治学精神
恽氏冶学，不因循流俗，不迷信权威，快人快语，文如其人，这从上论，已足反映。此外，他虽崇古而不泥古，虽信奉陆、戴之学，但不因此而偏爱，现举二例以证之：
1、不盲目泥古：他说：“《难经》自是古医书之一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扁鹊传中所指，即为今本《难经》文字，虽随书经藉志不见其目，唐人已认此书出自扁鹊，昭然无疑。然书之佳否，当以说理精粗力断，不以年代古近为衡，考《难经》全书所言，皆内经中表面文字，于《内经》之精义丝毫不曾有得，假使扁鹊读《内经》，亦只见五行六气，不知形能德藏，则所谓见垣一方者，真可谓寸无英雄，竖子成名矣。故吾于《难经》一书，总不敢绝对信奉。”这段文字，足证恽氏之推崇《内经》、《伤寒》，与盲目宗法汉唐、排击金元者，貌似雷同，实相悬绝。”
2、不偏爱一派：中医流派众多，有些医者，由于先入为主，志趣为夺，往往入主出奴，对自己一派之学有偏好。但恽氏则不如此。恽氏初步治医，从《广温热论》入手，他对此书虽十分推崇，认为“较之条辨、叶案，高出十倍。”但他也不讳言此书缺憾，他说：“若谓吾侪信奉此编，即此已足，正未必然，须知此书浅而狭隘，读之既久，恒偏于用凉，转以凉药误事，亦往往不免。又其辨舌一节，亦未可为训。”又如他虽推崇陆九芝，但遇不同看法，亦秉笔直言，他说：“九芝先生谓照阳明治法，葛根芩连清之，无勿愈者，此可以施于伤寒类之温病，不能施之于与伤寒相滥之湿暍。”谓其言系误。这样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较之有些医者，视《温热论》竟若天书，从不见内中有丝毫之瑕疵，甚至一旦他人言之，即便视作异己而深恶痛绝之的治学方法，是多么的不同。
五、争鸣论点
1、伤寒为温病之原：温热派说温病是温邪所致，恽氏认为温病也是寒邪所致。他说；“温病者，热病也，热病者，伤寒也。”“冬之热病是伤寒，春之热病，仍是伤寒，夏之热病，秋之热病，依然是伤寒，故曰：凡热病皆伤寒之类也。是故谓春之热病伤于风，夏之热病伤于热，秋之热病伤于燥，长夏之热病伤于湿，无有是处。”恽氏认力伤寒而病热，之所以有风温、暑温、湿温等之称，“是因时令之异而兼六气之化，故命名如此。”“凡热之而热，寒之而寒，惟死体为然，生物则否。”人体唯受寒而病热，“谓受热而病热，无有是处，须知受热竟不病热。”这实足以后祝味菊否定温邪致病说之先声。
2、石斛为热病大忌：恽氏对叶派药法有很多异议，他除了“清宫，增液，一甲，二甲，大、小定风珠，一派滋腻之药，无非痴人说梦。”等论说外，对叶氏以石斛治热病，亦痛加惩创，他说：“石斛用以治热病，亦始于叶氏，此物最为热病所忌。鲜生地可用，石斛不可用也。何以言之，生地黄之功，专能凉血，血之就干者，得此可以转润，故暑温证之汗多舌绛者最宜。石斛则非血分药，本经言其能厚肠胃，实与血分无与，且此物之功效，专能生津，暑温无不兼湿，生津则助湿，胸痞乃益甚，所以不可用。”“今之寸医，乃以羚羊犀角为习用之晶，以石斛为藏身之窟，不问伤寒温病。甘凉之剂，一例混施。最可恶者，以石斛施之风温痧疹，致咳嗽发热之病，十九成急性肺炎，当出痧子者，痧不得出，终成内陷，病家不知其故，医家不知其故，覆辙相寻，滔滔皆是，皆吴鞠通，王孟英所造孽也。”后谢诵穆论治湿温，谓其即用滋阴药，亦宁“用生地、玄参，麦冬，不用石斛、阿胶、熟地炭、龟板、生地、玄参，号为滋阴，实兼有解毒作用……与石斛，阿胶等之腻隔留邪者，有上下床之判。”这似亦系受恽氏之影响。
3、驳温风伤肺之说：条辨崇天士之说，谓“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对此，恽氏列举了四点理由来加以驳斥：（一）《内经》说邪风伤人皆始于皮毛，皮毛并非言肺之合，而是言驱体之外层。今言从口鼻入，由里出外，则这种温病，必须在《内经》“凡热病”三字范围之外而后可。（二）既言从口鼻入，鼻固通于沛，邪从口入伤脾，又与上焦何涉。（三）经云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脏，此言不治皮毛，即有害五脏之可能。若以从口鼻入应伤五脏解之，于《内经》无征。（四）寒风从毛窍入，温风从口鼻入之况，论出无稽，纯届杜撰。恽氏据此，认为：“温病从口鼻入之说，亦不成立。”他诘难吴鞠通说；“既认定温病从口鼻入，温邪是由里达表，何以第一方却用仲景之桂枝汤，岂非自相矛盾之甚哉！”
上述三点，举例而已，他如认为“神昏谵语谓是心包络病，乃想当然之语，于实际无有是处”等争鸣意见，书中尚多，因属于通过熔裁陆氏之说来表明其见解者，故从略不论。
六、结尾短评
1、温热派医家对仲景学说的某些曲解，与废止派出于消灭中医企图而对《伤寒论》进行攻击，有其本质上之差异，恽氏不加区别，对叶吴学派，在学术论争中，竟恣意嘲讽怒骂，开寒温二派互相攻讦、党同伐异之恶习，流毒于今！这虽是时代造成的局限性，诚亦我中医事业发展之不幸。这种恶习如不能彻底革除，则一家一派宰据医坛，另一派之医著医文即难得一见，这是毫不足怪的。
2、恽氏属伤寒派医家，在寒温二派之争中，伤寒派医家因崇尚经学，常被人戴上复古派、卫道士的大帽子，但论人要知世，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轻率地给维护仲景学说的医家戴高帽。这在评论恽氏及其他伤寒派医家时，是都须注意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恽氏之崇张（仲景）排叶（桂），功大于过，是于中医学之发展，有贡献的。
3、恽氏是一位著名的中西汇通派医家，故在《温病明理》中，经常可以看到他借用当时的一些西医知识，来解释伤寒温病的病理，现在看来，有些地方，显得很为牵强，这虽然不足挑剔，但毕竟是白壁有瑕。
4、寒温两派的攻讦，党同伐界的学风，不能保证百家争鸣的正常进行，只能影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故很不利中医事业的兴旺，历史的经验，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参考文献
①，③、④，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内部资料），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印行，1982年。
②，上海中医学院，《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年。
谢诵穆及其《温病论衡》
谢诵穆（1911-1973），一名颍甫，后改为仲墨，浙江肖山尖山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医学院，时其师陆渊雷正在办函授学校，嘱谢编辑《中医新生命》杂志，并解答函授生提出的质疑。1936年，谢又为裘吉生罗致，为裘编辑家藏书目提要，后因日寇侵华，战火蔓延，未能完成，避归故里。1955年，从上海赴北京，参加中医研究院工作，“于十年内乱期间被害致死，但谢老在中医学术上的贡献，仍被人们称颂不止。”谢氏生性淳厚，事母至孝。毕身钻研中医理论，卓有成绩，其于探讨感证学理，尤多心得，著有《温病论衡》、《湿温论治》，《温病要义》，《伤寒通论》，《温疫述义》、《历代医书丛考》等。亦长于考据及中国医学史料的研究，曾著《中国伪书考》一帙，惜未刊行，据《肖山医藉考》云：“北京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有存”从《温病论衡》来看，其学术思想，显系承陆九芝、恽铁樵之余绪，祝味菊、杨则民、章巨膺等人相接近。有鉴此书，不乏作者对温病学中许多纠缠不清问题之见解，故现将其人及《温病论衡》中的治外感学术现，介绍如下：
一、治学思想及方法
谢氏治学，具有创新精神。他认为历来名家俱出，“全力以赴”，“百家争鸣”，“夫致力温病者，如此之众，而温病学说之笼统庞杂凌乱，乃泊丝而益紊，此无他，灵府为旧说所锢蔽，不能夺门而出耳。”“故目光不凌驾于温病之上者，决不能澈温病之底蕴。”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在对古今治温病的各家学说进行研究后指出：“温病学说之派别极多，不仅叶吴等数家而已。”研究温病，如果“以叶吴之目光视叶吴，则叶吴之温病，自无可议。”但如果将“叶吴之外之温病学说，与叶吴相比较，亦可以见温病学说之异同，而度其长短也。”一般之“研究温病者，以为温病只有叶派，仿佛叶派即足为温病之代表。”这实在是一种错觉，谢氏指出：“叶吴之温病，不过温病学说之一部分，尚不足为全部温病学说之代表。”故后之来者，如果“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囿于一派之说，志趣为夺，这同沾上“捧经”恶习一样，不但影响思想创造上的发展，又复障碍学术建设上的进步。所以，研究学问，必须胸无喊府，虚怀若谷，折除一家一派之学的藩篱，要“敢于直薄古人之壁垒。”谢氏的这种治学思想，在一家一派之学几乎主宰了中医对外感热病研究的情况下，对启发人们思路，促进百家争鸣，实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