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政治上，朱元璋所行的仁义首先体现在废除元朝苛政、减轻刑罚、宽减税役等方面。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释放应天府所辖监狱里的所有轻重罪犯，规定当月20日拂晓之前，所有触犯刑律的官吏军民，一律免罪释放，并要求执行官吏不得有误，如借口拖延，要以罪论处。到了龙凤四年三月，又派提刑按察司合事分巡郡县，询察案犯的罪状，规定原来判处笞刑的释放，判处杖刑的减半处刑，重罪囚犯处以杖七十的刑罚，贪污受赃的不再追讨赃物；司法官吏没有按规定期限处理刑事案件的，重者从轻处分，轻者免予处分；武将出征犯有过失的，也都予以赦免。也就在这一年，对朱元璋这一规定，当时也有官员想不通，认为“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无以为治”。朱元璋的回答则是：“自兵乱以来，百姓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自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做到此，朱元璋还觉得不够，于是进行了免租和赈灾活动。他“斟酌元制，去其弊政”，改变“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不平等现象，他还实行“给民户田”的政策，支持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产。朱元璋没有忽视人民大众，而且懂得爱护民众才是最大的政治，他任用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做官，对当地的民众来说就是一件大喜事。
在获取人心的过程中，能够获得贤才是极其重要的。朱元璋对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人大力用之，而众贤才也辅助朱元璋添补了必要的知识，增长了智慧，也长了不少才干。朱元璋这一时期明显深沉练达，逐渐成熟，与这些人的辅助甚有关系。朱元璋能够自觉地同读书人交往，一方面是在积极主动地弥补各种文化知识课，结合军事政治斗争的实践，了解先辈们积累的各种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在缓和与各地士大夫的矛盾，消除他们的敌意，团结他们一起做事。旧时代的读书人往往是一个宗族、一个地域的核心人物，一名有影响的儒士，就是这方水土的一面旗帜，具有一种凝聚力、亲和力、号召力，用他们来管理当地民众，的确是最合适的。
古人说，得人心而后得天下。得人心，才能有坚实的依靠，才能创造“人和”的良好态势，有利于平定天下。《孟子·公孙丑下》有这么一段论人心的话值得后来者深思：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衅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衅，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也就是说用兵打仗，最重要的不是消灭对方的肉体、瓦解对方的军事，而在于征服对方的心。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带领兵马攻打齐国，在战争中乐毅身先士卒，兵马奋勇争先，把齐军打得溃败而逃。乐毅带领燕军，长驱直入，仅半年功夫，燕军就取城七十八座，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处仍在顽强抵抗。乐毅认为，单靠武力收取不了齐国的民心，民心不服，即使将齐国攻下，也难以巩固。眼下齐国这二城，均在掌握之中，成不了大事，不如“以恩结之，使其自降”。为此，乐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进军途中，乐毅向齐国军民广为宣渝恩德，安抚百姓。他带兵一入临淄就申明军纪，并用官爵争取齐国上层人物的归服。后来乐毅领兵打到画邑，他听说齐国太傅王烛年老辞官归故里，其家就在此地，为了借助这位德高望重的太傅去收服民心，乐毅传令军中，画邑周围三十里以内不许侵犯。同时，乐毅派人携重金前去相聘。但王烛称年迈多病，推辞不往，遂自杀身亡。乐毅闻而叹息，命厚葬之，并为其树碑立传。
每占领一地，乐毅就下诏废除齐国的暴令，为人民宽其赋役；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保持他们固有的文化；优待地方上的名流，访求逸民；给已故的齐桓公修建庙宇，郑重地进行祭祀。齐国军民见到燕军如此厚施恩德，深为感动，争相奔走传告。
在围攻莒和即墨的过程中，为了使城里的齐国军民“感恩悦服”，乐毅下令把围城的军队撤退九里。他还命令燕军将士说：“城中民有出樵采者，听之，不许擒拿。其有困乏饥饿者食之，寒者衣之。”于是齐民皆喜。
从上述故事中可以看出，乐毅征齐，深知人心向背的作用及“自古知兵非好战”的道理，面对一个在军事上被征服了的国家及人民，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取人心的工作，取得了“齐民皆喜”的效果。
乐毅“以恩结之”的谋略，在现实社会里仍具有很深的意义。今天的市场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商品质量、价格、售后服务和企业形象、信誉等的竞争了，它已发展成了与消费者的关系、情感等各方面的竞争。
在目前商家林立、商品极大丰富、货比多家的形势下，人们自然更愿意到信得过、感情亲近的商家购物。一位著名企业家曾指出：“现代商战的胜利，不在乎你占领多少个商场，关键在于你占据多少个消费者的心，占据了消费者的心，你就拥有了所有。”
既然商场竞争如此的残酷，那么怎样才能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好呢？除要具有真情真爱，真正视消费者为衣食父母而不是口头的“上帝”之外，还应当有一些谋略、方法，需要灵活运用，只有这样才可能把事情办得越来越好。
1.锦上添花
俗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当一个人有了好心情的时候，就容易接受他人的建议，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作为商家，当了解到有人处于喜庆的时刻、喜庆的场合，不失时机地献上一份礼品或信物以示祝贺，为对方助兴增光，对方从心里将更高兴，从而将商家视为知己，顾客也就成了商家的“亲戚”。
有家酒店的经理非常懂得为别人锦上添花的道理，他对前来办生日宴、婚宴、寿宴等宴席的顾客分别建立了“纪念档案”。当到了他们婚、寿、诞辰纪念日的时候，酒店都要免费为这些顾客送去贺卡和一份喜庆蛋糕。礼物虽然小，但情义却让老顾客喜上眉梢、激动不已，对酒店倍感亲近。正是在这样的感召下，许多人都心甘情愿地成为酒店的回头客。
2.雪中送炭
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一天也离不了，有时候还会出现对某种商品的急需。商家如果能急人所急，解人之困，不失时机地将消费者急需的某类商品送上，便会格外得民心，消费者也会对此铭记在心。
有家真空棉厂，开业之初，恰逢九九老人节。老板感觉这是个好日子，就决定筹办一次献爱心活动，将生产的第一批棉衣棉被拿出一部分献给当地的特困老人。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多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结果这家企业名声大噪，不但有了知名度，而且还赢得了口碑，当新的产品面世的时候，立刻形成热销之势，达到了名利双收的目的。
当他人有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这既是商家的社会责任，也是商家道德的体现。如此则易于赢得社会广泛的赞誉，受其情感的鼓励与感染，自然使得众多顾客更青睐于商家。
记得古人说话做事要“一言九鼎”，似乎有些夸大其词，但如果说话针对人的情感世界和生存的普遍要求，则常常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一旦能够做到赢得人心，那么办事也会更容易些。
看看下面这些成功人士是如何赢得人心的。
英国的政治家鲍尔福在欧洲大战之后一到美国，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称颂胡佛总统和美国的天气。他经常谈论民主且说说笑话，出门时驾着一辆自由敞篷车，以表示他是信奉民主主义的。他也像威尔逊一样，说他喜欢看侦探小说；在集会演讲中，他一开始就对他的听众说他也与他们一样，是一个自由集会中的会员。
列格莱是美国的一位大企业家。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做过经纪人，即使是做经纪人的时候，他也是以这种策略去创建他毕生的大事业的。他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无论走到哪里去推销货物，我必定先探听这个地方以及其居民的生活习惯，并且以他们当地的土话与那些商人交谈。”
当弋萨尔将军受命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时候，他脱掉制服，穿上贫民的衣服，亲自率领工人干了起来。当时，大家都很诧异，官吏军士皆表示不满，但大多数平民、工人及工程师却非常高兴。
美国的著名外交家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在离家很远的伦敦一家印刷所做学徒。他想打破一些陋规劣习，就是排字房里的老工人对新学徒要征收一些不合法的税，于是他严厉拒绝，认为这种不道德的例规，非打破不可。不料此举却使他好几星期饱受种种捉弄之困苦，于是他想，要折服那些性情恶劣的愚人，唯有先成为其中一员，混为一体后方能慢慢开化。他这样以退为进地改变策略之后，许多工人都渐渐和他建立了友谊。
后来富兰克林代表美国政府出使法国，不出几年他的法文便学得非常纯熟，差不多成为一个法国人了，于是他在法国大受欢迎，没有哪个美国人及得上他。
钢铁大王卡内基小的时候，是一个穷织工的儿子。当时，他做的只是替别人喂养兔子这样卑微的工作。
他自己回忆道：“我的第一次商业经验，便是诱使同伴们帮我做活，而我则拿同伴的名字为小兔子命名作为报酬。许多同伴都很乐意以这种条件为我干活儿，他们争着每天为我采集蒲公英和苜蓿花。这真是从未有过的微薄报酬，但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很高兴地去工作。”
他又说：“我永远牢牢地记住这个方法，把它当作我一生中事业成功的法宝。我使用这个法宝越多，收到的效果越大。”
可见，赢得人心的方法有很多，只要你用心去做，就一定能赢得众人的支持和信任，从而为自己事业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
赢得众人支持，你才能站稳脚跟
无论是新建立的一个政权，还是新到一个单位里，只有赢得了众人的支持，你才能够最终站稳脚跟，进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初到一个地方，或者新建立的一个政权，能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特别是能不能得到众多在当地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支持，无疑关系到你能否站稳脚跟。此时，如果能够取得众人的支持，便犹如找到了一个靠山，有了依靠，自然就能站稳了。
东晋司马睿移镇建邺后，对于能否在江东站住脚，还没有十分把握，因为江东士族们对这位东南最高军政长官十分冷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居然没有一位名流拜会司马睿。
江东士族的态度使司马睿和王导焦虑万分，若得不到众多士族的支持，就极难站住脚。为此，王导和王敦决定在三月初三拥司马睿出巡，借以观察江东士族的动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这一天，司马睿乘肩舆出游，北来名流摆出全部仪仗追随其后，故意从顾荣、贺循、纪瞻等宅第绕行，终于引来了他们的拜见。王导乘机献策：
“古之王行，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已倾心，心招俊嵌。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颐荣、贺循，此士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
司马睿心领神会，请王导代表他拜会顾荣和贺循，请他们出来襄助。这是政治待遇，也是一个信号，它表明司马睿有意借重江东士族。顾、贺二人欣然应命，司马睿终于和江东士族搭上了线。在顾、贺的影响和推荐下，其他南士相继而至。司马睿任命顾荣为安东大将军府司马，纪瞻为军谘祭酒，周能为仓曹掾，贺循为吴国内史，这些都是司马睿幕府中重要的职位，有的则是江东腹心地区的地方长官。对于顾荣，司马睿更为器重，事无巨细，都找顾荣谋议。对于江东士族来说，这实在是东吴灭亡以后少有的光辉时日。为了搞好与江东士族的关系，王导还学说吴语，提出与吴郡陆氏联姻的要求。不久，散骑常待朱嵩和尚书郎顾球死，鉴于吴郡朱氏和顾氏都是江东名门望族，司马睿为再次表达他借重的心意，突破仪制，亲自为他们举哀，哭之甚恸。接二连三的举动，终于感动了江东士族，“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以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司马睿于是被江东士族确认为自己利益的最高代表了。
司马睿和王导并不满足于在江东获得立足之地。三定江南的事实表明，司马睿移镇建邺初期，在力量对比上，江东士族占有巨大的优势。司马睿等对此始终惴惴不安，认为这是寄人篱下。有一次，在和顾荣的谈话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这种心态：“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改变这种状况，成为司马睿和王导立足于江东之后的主要活动。永嘉之乱，北方名门大族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达十分之六七。他们经常会聚一起，发出“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的感叹。他们南渡，往往带有大量宾客徒众，这无疑是一支力量，更何况南渡士族过去和司马睿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王导及时抓住机遇，建议司马睿尽量录用，给予百般优待，参与北来士人的聚会，竭力倡导戮力王室，匡复神州，打回老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