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中国之后，在统一与分裂局面更迭出现的漫长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基本处于农耕水平，致使军事科技直至明朝末期也未能实现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的彻底变革，虽然战争的规模逐步扩大，军队的构成也有所改观，但并未带来战略战术的质的飞跃，古典军事思想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与之相应，军事情报思想已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绚烂多彩，而是趋于平淡，继承多而创新少。虽然情报实践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广泛，却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建树。汉代，为了加强边防，拓展疆域，朝廷曾先后派遣张骞和班超等人出使西域开展军政外交工作，同时借以了解匈奴等游牧部族的情况及山川道里形势，虽然他们取得了重要成就，却未能在情报理论上留下著述。三国鼎立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缘形势作了精辟分析，对联合与打击的对象、内外政策提出了建议，准确地预见了尔后的天下三分的局面，是战略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杰作。从战略情报文件整理的发展演变看，《隆中对》与《吴子》中对战国七雄的分析模式和《战国策》中有关战略态势分析的大量篇章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隆中对》虽然分析较《吴子》深刻，也克服了战国时期策士们的夸张铺陈之弊，但毕竟是一篇对策研究，而非战略情报整编的理论文字。其后，虽然历代均有类似《隆中对》的文献，可惜终未总结出有关战略情报分析整理的系统的理论成果。东汉末年，王符的《潜夫论》对“救边”、“实边”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主要是谈政治而不是军事。唐代以后，边防乃至海防情报工作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相应出现了若干论述，但也大抵归于具体情况的分析和措施对策的探讨，而没有上升到有关边防情报工作和周边安全环境的情报理论上来。宋代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虽然设有“料敌”、“用间”、“审察”等门类，但也仅限于史实的排比爬疏，而无理论的归纳。明代特务统治猖獗，组织机构庞大，虽则不足为训，但是除了道德尺度的评价之外，也未见有专就政治情报和对内侦控问题本身进行总结的专业论述。
随着军事思想的缓慢发展，“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成为传统兵学的基本特征。军事情报思想也基本沿着祖述孙子的轨迹前进。汉代末年，曹操阅读了大量的兵书战策，认为孙子的著作最为深刻，撰写了《孙子注》，从而开启了后代诠释、研究《孙子兵法》的学术风气。宋代汇辑并刊行了《十一家注孙子》，集中反映了《孙子兵法》诠释派的研究心得。在情报思想方面，诸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不注重字词的考释，而着意于军事斗争、思想意义以及具体问题的探讨；二是联系实际，每每援引战例和间谍案例加以印证；三是在《孙子兵法》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各抒己见，引申发挥，深化认识。他们或论证情报工作的性质意义、地位作用，或界定情报术语、揭示概念内涵，或扩展手段、充实做法，或增加类别、补充细则，或探讨旧案例、引出新问题。虽然彼此之间观点不完全一致，总体上也没有超越《孙子兵法》的情报范畴，却反映了众多兵家乃至政论家对军事情报理论和实践的重视甚至是重新审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古典军事情报思想，并使之更趋具体实用。
诠释派之外，也有论者对《孙子兵法》的情报思想提出质疑，其中集中反映在谍报工作方面。除了儒家出于“道德立场”的迂腐之见，以宋代苏洵的观点最有代表性。苏洵认为：“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智于此，不足恃也。”质疑者的这一观点，指出了孙子谍报思想的“知用间之利而不知其害”的缺陷。
汉代的《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四库提要》说该书“务在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在情报侦察方向上，首先，《三略》注重从“粮食”判断敌情。它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虑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敌。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其次，《三略》提出了“因敌转化”、“动辄随敌”的情报与战术应用相结合的思想：“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再次，要求将帅“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除此之外，还要做到“能受谏”、“能采言”，举凡“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都应听取，实际上已经将“知情”和“采言”作为衡量将帅情报工作水平的两个标准。
《将苑》系托名诸葛亮之作，专论将领应具有的品质，内容多复述《孙子兵法》，也有一定创意。它以“将器”的大小区分带兵能力，认为“天下之将”应当“上知天文，中知人事，下知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室家”，“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为此，身边“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同时要分析间谍和侦察人员的报告，“先探敌情而后图之”。值得一提的是，《将苑》专门叙述了四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性、作战特点及地理环境，是对周边民族基本情况及作战特点进行专题调研的雏形。
唐代将领李靖著有《李卫公问对》和《李卫公兵法》，前者为“武经七书”之一，后者今有辑佚本。李靖谍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认为“用间最为下策”，而更加倚重从公开渠道搜集“蕃情”。他指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反映了慎用间谍的思想，与宋代苏洵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在间谍的招募上，他主张“因邑人”、“因仕子”、“因敌使”、“择贤能”、“缓罪戾”，与《孙子兵法》的“五间”相表里。在经营对象上，他总结历史经验，归纳为“间君”、“间亲”、“间能”、“间助”、“间邻好”、“间左右”、“间纵横”数种，比前人有所发展。他在辩驳自己是否以出使突厥的大臣唐俭为死间的问题时，提出“去大恶不顾小义”的观点，这与谍报史中经常论及的“郑武公杀大臣以伐胡”的案例有共同之处，触及到了谍报伦理问题。在军事情报基础理论方面，李靖既重视“知敌”，更强调“误敌”，与唐太宗“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的认识相一致，进入了谋略欺骗和情报战的领域。关于情报应用，李靖侧重强调情报对于奇正用兵和掌握作战主动权的保障作用。此外，李靖还谈到以驿站作为情报传递和联络据点的问题。
唐代李筌曾注释《孙子兵法》，并积十年心血撰成《太白阴经》，篇帙宏大，秋毫必录。其中《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庙算》、《沉谋》、《行人》、《鉴才》诸篇，详细论述了有关军事情报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对孙子的情报思想作了全面的引申发挥，在古典军事情报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李筌情报思想的特色在于人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探心之术”。他主张“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根据人性仁义忠信、智勇贪愚的不同，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交谈方式套取情报。其核心思想是“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鬼谷子》的揣摩术，而且在情报心理学方面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李筌的思想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他确认战守全在人为，与天时阴阳无关，另一方面，却又在其著作中充斥了大量的占星望气、遁甲六壬等内容，认为通过天象灾变的考察可以推断战争与人事吉凶。这是对《六韬》中“观云望气”以测敌军的唯心主义情报观的恶性发展，反映了传统兵学受到阴阳术数严重侵蚀的一面。
北宋时期，许洞推崇孙子和李筌，著《虎钤经》20卷。许洞认为：“用兵之要，先谋为本。”基于此，书中以相当篇幅论述了情报问题，大体上是“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在谍报工作方面，他综合孙子和李靖的用间理论，提出“用间八术”，增设了“使者”、“内嬖”、“谗人”等经营对象，有所创新。但是，如同《太白阴经》一样，许洞一方面认为：“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另一方面又认为：“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乌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这些舍人事而言天命的迷信内容，荒诞不经，是古典情报理论的糟粕。
《武经总要》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军事百科全书。该书载有“符契”、“传信牌”、“字验”等，其中“字验”是宋代出现的密码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何去非是我国第一位“武学博士”，著有“何博士备论”，详论历代战略得失。他认为战略决策应以对全局形势和总体利害得失的分析为基础，并以历史经验教训为例，强调用兵与否，关键须视“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反映了他对战略情报的重视。
南宋时期，华岳的《翠微北征录》包括“平戎十策”和“治安药石”两大部分。作者针对当时军事和国防工作的弊端，论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为此，他专列一卷，从“采探”、“候望”、“紧探”、“关递”、“密辨”五个方面论述了“采探之法”。其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军事情报网的主张，不仅论述了谍员的招募和用间术，还具体叙述了情报传递方法，既切合实用，又利于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