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范畴很好理解，分析的是战场的自然环境以及军事地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情况。天与地，无疑是军事情报分析和战争预测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结合《孙子兵法》十三篇考察天与地的具体分析内容，将会发现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情形，既有自然地形地貌，又有军事地形，既有战场环境，更有战略地理。
另外，这里所说的“高下、远近、广狭”，从分析方法说，显然已经具有定量分析的成分。
（4）将——智、信、仁、勇、严。
战争是将帅指挥的。对于将帅，孙子提出了五个分析项，习惯上称之为“五德”。“五德”考察的是指挥官的基本素质，涉及到智谋水平，部队管理能力、个人品格和精神意志诸方面。
在将领的考察分析方面，孙子不仅提出了“将之五德”，而且列出了“将之五危”。《九变篇》说：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玩味孙子对于将帅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军事情报分析，孙子对于将帅的考察和研究，并非斤斤计较于个人品德的善恶优劣，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孤立的单个人的德才学识、性格气质的等级评判，而是始终立足于将帅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与战争的关系，注意分析将帅个人素质对战争胜负产生的影响。孙子着眼的是军事素质，即所谓“武德”的方面。如果孤立地看，孙子所列的“将之五危”中，某些品德实际是美德，比如爱民，这是正义之师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正如张预所注：“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也就是说，从战争的全局上看，有时不能为了保护或救援局部的民众而使部队疲惫被动乃至中敌之计。从军事上说，孙子的这种识见至少有局部的真理。
其次，这种分析和评判体现了军事辩证法。比如“仁”和“爱民”，在孙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仁者爱人”是主流观点，二者是相通的，甚而可以说是一回事。但是前者孙子放在“将之五德”里，后者却被认为是“五危”之一。因为仁义之师虽是决定民心和克敌制胜的基本条件，但在具体的作战指导上却又不可一味爱民而因小失大。这里就体现了孙子在战略分析时对将帅考察的辩证思维。又如，“勇”与“必死”，也有相同之处，将领是否勇敢不怕死，不仅对士气有影响，也直接关系到作战决心和战局结果。但是，不怕死不等于一味拼杀。正如刘寅《孙子直解》所说：“必死者，将愚而勇者也。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顾其死。言不避险易强弱之势，不计众寡胜败之情，但欲轻生决战，以图侥幸者也。可布奇设伏以杀之。”“勇”与“必死”，表面上很相似，但在军事指挥和作战上却会带来大不一样的结果，这就需要对敌军将领的军事素质作出精细入微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
（5）法——曲制、官道、主用。
孙子所定的“法”，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法，而是一个军事情报的范畴，含义甚广，不可想当然。举凡军队的体制建制，裨将校官的设置以及各级军官的职责权限，部队的约束管理，行进与战斗中的信号节制，军费的保障，粮秣辎重的运输路线，车马器械等军用物资的供应，均在这个需要分析的情报范畴中。消极地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法”这个范畴的内涵有点杂乱；积极地说，它涵盖了影响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的两大方面——军队建设和后勤保障，而这一点无疑属于战略情报中的基本情况，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对敌军评估时都不会忽略。
对第一步的分析工作，孙子总结说：“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这里强调了决策层尤其是将帅必须对五大情报范畴全面掌握。
2.对比分析
孙子庙算分析的第二步是“校之以计”，相对于第一步的“五事”而言，又叫“七计”，即七个方面的分析评估。七计内容如下。
（1）主孰有道？
这是从政治上考察两国君主的贤明程度和治国方略，其核心当为考察在战争问题上统治集团得到民众拥护和支持的情况。
（2）将孰有能？
这是对交战双方将领的军事才干进行分析，其核心当为考察将帅在实战中“诡道用兵”的能力，具体内容还包括将之五德与五危，简言之即看谁更会打仗。
（3）天地孰得？
这是对天时地利方面的自然环境和军事地理的情况进行考察。从《孙子兵法》全书所述内容来看，其核心当在野战、攻城和行军路线的山川险阻，以及运用火攻之类特殊作战手段时的天气的干湿和雨雪（包括气象预测）诸方面，甚至已经涉及到大纵深作战的战区环境和古朴的地缘战略环境研究方面，简言之，即战场和战区环境的考察。
（4）法令孰行？
这是考察两军在部队管理方面的效能，谁能严守纪律，做到令行禁止。
（5）兵众孰强？
这是考察车马弓矢等兵器装备的数量和精良程度。
（6）士卒孰练？
这是考察士兵是否训练有素。
春秋时代，车战为主要作战样式。一辆兵车叫做一乘，包括一车、驷马、甲士和步卒。“乘”既是兵力的计算单位，又是一个作战单元，所以历史上常常用“万乘之国”、“千乘之国”来称说一国的军事实力。车战的战术动作有其特定要求，既有射箭击刺之类的单兵军事技能，又有旅进旅退之类的士卒之间的战术协同。这里的“练”，指的是娴习而熟练。《孙子直解》解释说：“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谓之练。”可见内容涉及到单兵技能、战术动作和实战能力等。
“兵众孰强”和“士卒孰练”这两项，针对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进行分析比较，是最切实际的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分析，无论战争怎样变化，千载而下，至今依然是战略分析家必然关注的重点。
（7）赏罚孰明？
奖惩制度的实施关系到军心和士气，可以起到激励和警示作用。所谓“明”，就是考察奖惩制度能否做到赏功罚过，贵贱如一，罚必当罪，赏不逾时。
上述“七计”，从表面上看跟第一步的“五事”很多是雷同的。比如，五事的“道”和七计的“道”，内涵是相同的；五事中的“天”与“地”，与七计中“天地”的内容也相同。那么，素来被认为语言极其精炼、行文极有章法的《孙子》是否犯有重复其词的弊病呢？回答是否定的。比如对于“将”，前者侧重考察“五德”、“五危”方面的个人素质，后者侧重考察用兵作战能力，二者还是有区别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把“五事”和“七计”加以区别，决不仅仅是因为五事和七计毕竟内容不完全相同，各有其侧重点，而是因为在情报理论和作业程序上引入了新的范畴和方法。从情报范畴说，这里引入了新的内容和侧重点，即己方和彼方，也就是“彼”与“己”这一对很大的情报范畴。这一对范畴在逐项分析“五事”的阶段并没有涉及。从作业方法说，第二个阶段采用的不再是逐项分析法而是对比分析法，处处考虑的是“孰”。从目的和要求说，不再是给出“是怎样的”答案，而是要回答“是哪一方”，必须得出“谁占优势”的判断。从情报分析的工作流程说，二者是不可混淆的。比如敌方作战部队的组织建制，武器装备，战术特点，这是需要单独考察的。第一阶段只是单纯地对彼方这方面的情况从事搜集、分析和评估，而暂时不管己方的相关情形。在军事工作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这项工作只由专门的部门承担。而在第二阶段，则是对比彼己双方这方面的情况，专门负责搜集研究彼方之情的业务部门并无此责，而是把彼方之情上呈更高层次的统帅部门供对比分析和研究。这种流程，在现代社会是通过部门的分工和职掌不同来体现的。古代机构简省，分工简单，这种情报分析的流程，是在庙算中集中进行的，很可能在实际战争中不会如此程序分明，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孙子兵法》所揭示“经之以五”和“校之以计”这样两个分析程序在理论建树上的意义。
对第二步的分析工作，孙子总结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如果说孙子对第一步的逐项分析工作的总结是强调“知五事”的话，那么对第二步的对比分析工作的总结则合乎逻辑地强调了“知胜负”。
3.综合评估
孙子没有对综合评估的情形进行具体的描述，但是对于综合评估可能得出的结果作了明确说明。这种结果有两种：一种是“得算多”，一种是“得算少”。也就是说，经过前两步的单项分析和对比分析，最后还需将所得的筹码综合起来，并从总体上评估出敌我双方的胜算几率。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由此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是庙算的最后阶段需要得出敌我双方总体得算多少的客观结论；二是须由这一结论来预见战争的胜负。显然这里有一个综合评估的阶段。
从分析方法看，孙子的庙算极可能还有一个想定作业模式。想定作业是军事工作的一种参谋业务和研究方式，也是作战指挥人才的培养训练途径之一，具有很强的实战性。从《孙子兵法》全书看，孙子经常提及战争规模，并且喜欢将这种作战方案的模式定在“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的规格上。这在当时是比较大的战略决战行动。在《作战篇》和《用间篇》中，作者曾两次论述了进行如此规模的战争所受到的种种制约因素，其中包括财政支出（“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军费开支（“内外之费，宾客之用”），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的供应保障（“驰车千驷，革车千乘”、“胶漆之材，车甲之奉”、“千里馈粮”），以及战争对国内经济生产的影响（“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些论述，实际是司令部的想定作业，也显示了战略情报的综合评估。研究《孙子兵法》中的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孙子的战略情报分析理论以及包括定量分析在内的具体操作过程。
《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情报分析理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情报分析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在孙子看来，情报分析的准确性如何，由此所得出的关于战争胜负的预测是否可靠，不仅取决于所收集的情报资料是否完整翔实，还取决于分析者自身的能力和责任心。在《计篇》的结尾，孙子说：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这段话，过去人们通常囫囵吞枣地认为是一个意思，说的都是客观条件的优劣将制约战争胜负。不过，钮先钟在《孙子三论》里对此提出了新认识。他认为，从语文的角度说，如果前四句是一个意思，那么行文不免有点繁冗；从语法的角度说，“多算”与“得算多”，“少算”与“得算少”，二者结构不同，语义也有区别。钮氏的理解应当说是符合孙子的原意的。得算的多少是针对客观情况而言的，指的是敌我双方各自占有有利条件的多寡；而多算与少算则是针对军事情报专业干部的主观因素而言的，指的是情报分析人员进行分析判断时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态度。情报分析，必须多多地算，反复地算，深入地算，只能精算细算，决不能粗算略算，更不能不算。因为情报分析关系到战争胜负，国之存亡。例如上文中所说的将之“五德”与“五危”，如果不多算细算，就难免误将“危”当作“德”或反之以“德”为“危”，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情报失误存在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情报研判的失误。中外军事情报史上很多情报失误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计篇》在全文结束时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几点申论
《孙子兵法》的战略情报分析理论是春秋时代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时至今日，虽然战争的规模和样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一古老的理论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军事情报学基础理论，深入探索军事情报工作的基本规律，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借鉴。
1.情报是否包含己方之情
评价孙子的情报思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军事情报是否应当包括己方的情况。孙子没有使用“情报”一词，更无情报定义，但从上文所介绍的庙算理论中，可知孙子的情报概念无疑地包括“彼”与“己”两大范畴。
孙子的这一情报观与我军目前对情报概念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以及有关的军事情报理论著作中，大都把军事情报界定为“彼方情况”或“专为彼军一方”，认为军事情报的内容不包括己方军事、政治集团的情况，情报产品只是对所获取的敌方和与之相关方面的军事情况进行研究判断的成果。
我们不妨看看美军的论述。
在美国《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中，“军事情报分析·当前的实践·目的”条目里说：军事情报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任何一级决策者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本国（或部队）有何弱点？敌人有何弱点？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补充的。
军事情报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任何一级决策者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本国（或部队）有何弱点？敌人有何弱点？平室内人个问题是相互补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