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方的弱点或强势，总是对应于己方的强弱而言的，没有对比方的情况，孤立地看待一方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法判定其强弱优劣的程度的，甚或可以说是无意义的。美军把情报分析的最终目的界定为判断本国与敌人的弱点，用美军的话说，这是“两个基本问题”；用孙子的语言表达，就是：“兵众孰强？士卒熟练？”美军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的翻版，与孙子“七计”的内容和提法几乎雷同。
在美国兰德公司“战略评估”丛书《战争中正在变化的情报角色》一文中，作者也这样谈到战争中的情报需求：
关于己方部队的能力、局限和位置的准确情报的需要，和“知敌”同样重要。原文是：As important as knowing the enemy is the need for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the capabilities，limitations，and location of ones own forces.转引自张晓军《武经七书军事情报思想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6页。
这一观点，不仅明确表达了己方情况属于重要情报的意见，同样也几乎是《孙子兵法·谋攻》中所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同义语。
从美军和兰德公司对于情报的认识中，似乎可以说，现代战争的发展变化以及外军对情报工作的新的感知，给人一种情报概念将出现历史回归之感。
2.“天地”与“彼己”的关系
孙子在情报分析的第一步给出的五大分析项中包含“天”与“地”这一对范畴，在第二步中又规定要对“天地孰得”作出判断。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天”与“地”这一对范畴与“彼”与“己”这一对范畴有无区别？或者说，能否认为“彼己”这一对范畴可以包括“天地”的内容？
通常的军事著作往往只把交战双方的情况区分为一方与另一方两方面，即便是认为情报应当包含彼与己双方情况的论著，也认为情报似乎只有敌情与我情之分，一切情报，要么属于敌情，要么属于我情。其实，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的理论漏洞。事实上，在敌情和我情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类情报，这就是既不属于敌情也不属于我情的天情和地情。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在其他诸侯国进行的战争，也出现过长途跋涉，跨越诸多小国进行的战争。这里便有一个了解和分析战场环境乃至战略地理环境方面的任务，而这些情报，并不能归于敌情或我情。同理，假设今天或未来的战争中，出现交战双方在第三国或者公海乃至太空作战的情形，那里的地理、水文、气象乃至太空资料当然是交战双方都需要收集的，当然也是情报，但是这些情报无疑只能隶属于彼情与己情之外的情报范畴。试想，如果将这些区域的情况都归为敌情，则至少在理论上将会产生这样的逻辑结果：该区域属于彼方的领土、领海或领空。那样一来，岂不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很荒谬？
饶有趣味的是，美国《国际军事与防务百科全书》一书的“军事情报”条目是这样下的定义：
军事情报是针对外国、外国军事组织和可能成长为军事作战地区的地理而进行的所有上述情报活动。
看来，至少在该书作者的心目中，“作战地区的地理”情报是有别于外国、外军情报的。这一定义和孙子的理论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孙子在《地形篇》中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由此可知，他把“彼己”和“天地”视为两对并列而不可互相替代的情报范畴，并认为必须做到四知，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孙子把天与地作为独立的情报范畴进行分析，不仅是战略战术分析的必需，而且也显示了理论上的周密。孙子的大情报观，除了他建立的“彼”与“己”这一对范畴之外，也表现在他又建立了“天”与“地”这一对不可被“彼己”替代的范畴。
3.关于情报范畴、情报分析项和情报诸元
任何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都非常注重建立范畴体系，通常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畴。比如哲学的范畴就有物质与精神，真理与谬误，时间和空间，必然与偶然，对立与统一，理论与实践等等。同样，包括情报哲学在内的军事哲学也不例外，也有一系列特有的范畴。在《孙子兵法》中，我们可以发现孙子建立了很多范畴，这些范畴都是一对一对地互相对待地出现的，每一对范畴都关系到军事理论与战争实践的有关领域。例如，指挥关系方面，有“君”与“将”；军事实力方面，有“强”与“弱”；兵力投放和部署方面，有“虚”与“实”；作战样式方面，有“攻”与“守”；用兵谋略方面，有“奇”与“正”；战局态势方面，有“形”与“势”；战争进程的总体预期方面，有“速”与“久”，等等。这些范畴的建立，不仅是对军事斗争实践的概括，而且形成了科学的军事理论体系，体现了军事辩证法。
在情报分析领域，孙子按照情报的内容和性质，把情报划分为两大范畴和五大分析项，这是对当时战争实践所作的概括。从今人的眼光看，联系《孙子》全书，其中既有战略层面的情报，也有战场层面乃至战术层面的情报。而内容则涉及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军队建设，君将关系、战场环境、后勤保障等方面，同样足证孙子的情报观是大情报观。
孙子军事情报理论的最精彩之处，在于他在提出情报范畴的同时还更进一步地建立起适应当时战争需要的情报分析系统。在孙子的情报理论体系中，有许多层次不同的范畴和分析项。例如，“彼己”和“天地”是最上位的范畴，“道、天、地、将、法”是战略分析的五大分析项，“七计”是对比分析的七大分析项。而在每个大类之下又明确具体地列出了该分析项的分析子目。例如“地”，通观《孙子兵法》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具体的分析子目。在《九变篇》，有“圮地”等五种地形；在《行军篇》，针对部队的机动和宿营，列出了“山”、“水”地等四种地形；在《地形篇》中，又有“通形”、“挂形”等六种地形需要考察；在《九地篇》中，更有“散地”、“轻地”等九种属于大纵深作战的战略地理类型。
在每一个子目之下，甚至还有更为细致的分析单元。比如，“天”的分析子目是“阴阳”、“寒暑”、“时制”，其分析单元则包括月亮运行的位置、空气的燥湿程度、风起之日、风力方向，以及昼风夜风等。又如“地”，所列的“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则是各种不同地理地形类别的分析单元。孙子的这种由范畴而分析项，由分析项而分析子目乃至分析单元的纲目系统和作业方法，可谓是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情报理论，在思维方法上，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