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刚才还命他拟诏的翰林学士宋申锡。宋申锡瘦削，个头适中，一副书生气，性格沉稳，一般人很难见他高谈阔论，也很少见他私下传言，有什么事都搁在心中，轻易不向人吐露。他遇事总是不急不愠，但却很有主见，做什么事都一丝不苟且井井有条。凭唐文宗对他的了解，知道他忠谨沉厚，所托之事不到公开的程度，休想从他口中透出一个字，是一个可托付大事的人。因召他到勤政殿，摈退左右密谈，尽抒胸臆。宋申锡思维很敏捷，听话间就知道唐文宗的首桩心事就是如何驱除王守澄的威逼。于是他建言道：“陛下暂不露声色，以他兼职过多，先削去他宫中总管之职。这样他不为宫中总管，宫中大小事不容他插手，且常不宣召他。待宫中稳定后，再削掉他禁军中尉之职，最后将其放逐出宫。”唐文宗一听大喜，宫中之事以后多召仇士良去办，并不使王守澄知道。
接着，就擢宋申锡为尚书右丞，不久再迁为同平章事，正式为宰相。王守澄见唐文宗起用宋申锡，既不同枢密使商议，也不通过中书省，觉得事情来得很突然，很明显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就传言给李宗闵说：“我朝之所以多设同平章事，就是朝中大事防一人专断。今无端越过中书省任命宋申锡，已违旧制，中书省可依德宗朝故事，上书抗疏。”接到王守澄的指令，李宗闵不敢不遵，又无胆量抗疏，就找牛僧孺商议说：“老儿王起行将就木，却还纠集一班文人搞什么聚会，他们所谓的‘一七体诗’，在长安搞得沸沸扬扬。今天子不知听信何人谗言，不令我等知道，以宋申锡为宰相，中书省可抗疏不奉诏，年兄以为如何？”牛僧孺一听，急忙摇手说：“不可，不可！前时，陛下引我二人入朝，并无人敢违旨，又将李德裕等远撺外镇。今又无端抗疏，岂不让人以为我等仅以私党为限，我等岂不引火自焚！至于王起约人饮酒赋诗，我朝旧制是文人写诗只要不违律谋反，任何人不得加罪。何况王起，牛兄既然说他行将就木，何不让他自生自灭，我等不可开加罪诗人的端衅。”李宗闵一时语塞。这时，诏书又下中书省，以郑滑节度使李德裕代郭钊为西川节度使，牛僧孺叹息道：“此必陛下与宋申锡商议而定，看来陛下疑我等深矣，弟与年兄言行不可不慎。”李宗闵见此，心内也慌，自此后便不敢轻易多言。
原来，自嵯颠退兵后，西川的水利及生产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百姓被掳掠的、四处逃亡的多不胜数，人口锐减。再加上杜元颖在蜀时，只知搜刮钱财，边备松弛，各处军事设施残破不全。一个好好的“天府之国”，成为民生凋敝、残破穷困之地。郭钊眼看西川千疮百孔，一时无法恢复，一急之下旧病复发，只得上书说：“我朝自建北京（太原）、南京（成都）以来，河东、西川均为朝廷根基之地，朝廷历来委重臣镇守。臣本无才，叨祖上之荫，赖陛下信任，但臣年老多病，不能符陛下重托，有负圣恩，恳请朝廷选用能臣，以代臣，臣愿待罪阙下。”郭钊上疏一入朝，唐文宗立即召宋申锡商议郭钊求代之人。宋申锡说：“李德裕所到之处政绩卓著，今西川亟待完补，臣以为非李德裕莫属。”唐文宗新用宋申锡，确也言听计从，就听从他的建议，调李德裕入川。
李德裕到达成都后，首先从整顿兵备入手，他率士兵于成都东南角建起一座三层之楼，名曰“筹边楼”，楼高出城墙，以城墙为台基，楼上设立钟鼓，平时命戍守将士日夜登高望，有敌情则可撞钟报警；若有敌入寇则作为指挥所，以击鼓为进，鸣金为退，城外远近，尽收眼底。他又根据军事需要，绘制了军事地图，详细标出南到南诏，西达吐蕃的山川形势。粗略制作成功后，就在城内外张榜，不论将士百姓，老弱边民，只要熟悉蜀中、边地山川、城邑、道路险易远近广狭，尤其山间小道，凡能提供新情况的，一律有赏。即便是南诏、吐蕃的走卒贩夫，前来提供有用之情的，他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然后在图上逐一标明。每有标注，他还召集久在西川戍守，熟悉边备的将佐、老兵，共同研讨地图，征求他们的意见。由于他虚心待人，不耻下问，所召之人，没有知无不言的。人们说，李德裕是采用元和年间李征淮西之策，称他为“李再世”，但又说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西川监军王践言，将李德裕在蜀中的举动，一一上奏唐文宗，奏章中多有溢美之词，又盛赞朝廷用人得当，蜀中初安。唐文宗大喜，转褒奖宋申锡举荐有功，宋申锡再三逊谢，这又使王守澄、李宗闵、牛僧孺大是嫉妒。三人中，牛僧孺自认为在军镇曾独掌军事，对军事部署方面比其他二人熟悉，就乘势上奏说：“陛下宜督李德裕修清溪关塞，以断南诏之路。”唐文宗认为牛僧孺言之有理，就又下诏书到成都，且说：“或无土，则以石垒之。”谁知李德裕得诏书后，却上奏说：“通蛮细（小）路至多，不可塞（断），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张之农，张廷赏皆镇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