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音：信仰和自由
上帝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自由。
——托马斯·杰弗逊，《英属美利坚的民权概述》
1774年7月
在美利坚，宗教和自由必定是同生共死。
我们祝愿两者永生不死。
——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神父的布道词1775年6月23日，星期五，费城耶稣教堂
（同一天，乔治·华盛顿离开费城，前往大陆军任统帅。）
当噩耗从山上的那幢大厦传到夏洛特斯维尔（charlottesville），城里的法院大院开始鸣钟志哀。托马斯·杰弗逊于1826年7月4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与世长辞，那天正好是《独立宣言》签署五十周年纪念日。
杰弗逊这个人，既高深莫测，又雄心勃勃，既大胆敢为，又好奇善思。他忠于自由、忠于启蒙主义思想和美国的建国试验。在宗教这个内容极其丰富的主题上，他是开国先贤中最杰出的一位雄辩大师。杰弗逊在思想观念上非常大胆和解放。他在宗教教义的精细之处、神创的奇迹、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起源于现实生活的宗教信条，以及对于信徒笃信的耶稣复活的信念这些方面都没作过什么大文章。“就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只属于我自己那个教派。”杰弗逊曾说。
作为一个精通历史的学者，他还知道欧洲曾因为宗教的分歧发生过战争。宗教还导致了十字军东征，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也很难谈得上是一个宗教自由的楷模；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人，他相信理性观察的重要意义，所以他将基督教义中超自然的成分都归入迷信之列。他相信人的悟性能够解读自然和道德中蕴藏的真理。在白宫期间的几个晚上，他曾经一边拿着刀片，一边读福音书，然后将他认为无法用理性解释的部分切割掉，以此重新排列组合他认为合乎情理的耶稣的劝世之道。另有一次，他在有人谈论“三位一体”时挥手制止。
“任何一个主张，在理性能够证明它之前，必须是明确的。可是，从来就没有任何人给过一个明确的三位一体的概念，”杰弗逊说，“只有胡乱咒语的江湖骗子，才会自称代表耶稣的牧师。”
杰弗逊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在他之后的近两百年里，有关宗教与公众生活关系的辩论也没那么简单。杰弗逊既不按照教规去敬神，也不完全不信神。他在传教派基督教信徒的宗教狂热与世俗论者对宗教的藐视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寻求、确立了一种美国式的中间道路。右派想拉杰弗逊做一名捍卫宗教信仰的斗士，而左派则想推他为美国的伏尔泰。有时，他可能是两者都是，或者哪一个也不是；也就是说，他很像我们中的许多人。
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几年里，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在通往上帝的路上偏离得太远；另一些人则在担心一些宗教狂热分子（从白宫到全美各地的校董会）正在向美国的自由传统发动一场“圣战”；还有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的美国人的话——似乎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无可奈何的、被宗教分裂了的国家。
实际上，上述的这几个观点都不完全正确。有关美国的好消息——你可以称其为美国福音——就是宗教在塑造美国的同时，并不在扼杀美国。对上帝的信仰是美国历程的主线，而对于广大的中间阶层，信仰事关个人选择，而不是胁迫的工具。建国历程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合乎情理的中间阶层。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开国先贤们坚信他们自己同时在为上帝和凡人服务，而不是只为其中的一个服务。他们出于对神意的感受和对人类堕落天性的深刻理解，创建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宗教没有得到特殊照顾或受到刻意压制。在《独立宣言》中所作的将神意作为起源和归宿的承诺，与宪法对极端倾向施加各种限制的实用性之间所达到的那种平衡互动，可能仍然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成功范例。
这种既摈弃极端的宗教影响，又排斥极端的世俗思潮的立场常常淹没在当代的文化和政治纷争之中。我们现在回首那些开国往事，既不是温情脉脉地怀旧，也不是要将逝者神化。而是为了一起来重温通过崇尚宗教自由和保护宗教，使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得以生存繁衍、发展壮大这一堂历史课。宗教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宗教信仰不是靠神父、牧师或者总统或国王强加在民众头上的。因为这种作法侵犯了上帝赋予每个人在灵魂和情感世界里的自由选择权。既然上帝在创造人类时并不强迫被造的人们服从他，那么，凡人凭什么要强迫他们呢？
有关开国先贤的论著堪称浩如烟海，而且还在不断增多，其中不少相当精彩，有关政府与宗教关系的学术水准很高的作品也是层出不穷。
然而，因为宗教信仰对于信教者和不信教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容易触动感情的话题，所以在宗教与公共事务关系这个问题上的讨论，往往分歧大于启示。不信神的世俗论者动不动就源引杰弗逊“将宗教与政府隔开之墙”的名言，好像所有的争论已早有定论，无需多论；许多保守的基督教徒为他们涉足政治所作的辩护则是：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和富兰克林都曾是些忠诚的基督教斗士。
有关上帝、开国先贤以及建立美国的那出真实的历史大戏，是以在弗吉尼亚的一场虚张声势的淘金探险和一群古板、严格的清教徒试图在新英格兰创建一个基督教联盟这一系列事件拉开序幕的。这出大戏是美国的大戏，它从乔治·华盛顿一直沿袭到罗纳德·里根，从南北战争一直演绎到民权运动。这出活剧讲述了开国先贤们是怎样笃信宗教信仰和自由，同时又是怎样权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这在我们生活的今天，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由于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和我们现在一样，有关上帝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极具对抗性，先贤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并且找到了一条既尊重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同时又让民众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从而做到不仅仅容忍而且尊重他人的信仰。
美利坚的早期既不是宗教信仰的黄金年代，也不是启蒙主义理性之光灿烂的年代。传教的狂热分子、野心勃勃的教士、紧张焦虑的政客和坚定的世俗无神论者，一同塑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一些基督教徒曾想将他们的信仰强加于那些不信教的国人头上；而另一些同样笃信基督的人们则认为，信仰不应与公共事务混为一谈。处在当时各种势力的交汇点的，是这个刚诞生的国家的一批杰出的、但又可能犯错误的政治领袖。先贤们为了在一个民治社会中摆正宗教的地位，花了很大的气力——他们最后取得了成功。今天，我们发扬光大林肯所说的“我们天性中的一线良知”的最佳途径，可能正在于重建建国初期及其领袖的那种感受和精神境界。因为他们在经历那个时代的考验之后，形成了对宗教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让我们避免了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那些最惨痛的遭遇。我们对未来的希望也正蕴藏在这一段历史之中。
杰弗逊的医生说，在他一生中写的最后几封信的一封中，他以“那种惊人的、丝毫未减的睿智”讲述了美国经过艰苦抗争，从那些利用教会和政府统治民众、似乎只有国王才能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获得万众尊崇的地位的专制君主手中，夺得的自由。“在科学光辉的普照下，真理已显而易见。在上帝面前，广大的民众并不是生来就背着一个被人骑的马鞍；那些蹬上马靴、戴上马刺，准备心安理得地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少数贵族豪门，也并不受到上帝福荫的青睐。”
在开国先贤们的眼里，上帝的恩惠是具有普遍性的。美国的基本理念就是自由是“自然神”赠予的礼物、“世间所有人生而平等”以及“他们的创造者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中，就将这一基本理念与植根于经典哲学和《圣经》之中的宗教世界联系了起来。他从远古的典籍中援引了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从他称为基督教义典籍中，他汲取了大量约翰·洛克（《论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的作者）、埃尔吉蒙·悉尼、约瑟夫·普莱斯雷和劳德‘波林布鲁克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巨匠的养分。对于杰弗逊来说，“创造者”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
将我们与旧世界分开的是这样一个理念：书籍、教育以及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将培育出一大批品德高尚的民众。这些民众会珍惜并捍卫理性思考、宗教信仰和自由。在我们最值得自豪的那些重大历史关头，我们既不是彻头彻尾的宗教信徒，也不是完完全全的世俗无神论者，而是同时从这两个传统中汲取力量。
先贤们中有政治家、哲人、长老、军人、宗教徒和怀疑论者，他们精通历史和文学、政治和哲学、神学和商学、治国方略和用兵之道。他们既有庸俗的一面，又具有无私的品德；既目光短浅又精明世故、世事洞明；他们性情暴躁，且能忍辱负重；他们偏激歧视，而又大度宽容。他们沉浸在宗教之中苦心钻研；在杰弗逊用刀片重编福音书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平民祈祷书”作了修订和重组。富兰克林可能将“天父祷文”引进了十八世纪的英语，但是他的虔诚也是有限的。根据富兰克林的回忆：他年轻时，到费城的第一天，曾在一个教友派的祈祷堂里呼呼大睡。先贤中有许多人受到自然神论的影响，自然神论是一种具有启蒙思想色彩的宗教观，认为只有一个造物的上帝；一些自然神论信徒，其中也包括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相信上帝是通过神意（rovidence）掌管世间万物的。在他们看来，那个来自拿撒勒（Nazareth）的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宗师，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宗师，但他并不是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似乎是醉心于扩张教会势力的、并不屑于追求宗教真谛的腐败教会的臆造。人自己的心灵，而不是教会的神秘，才是宗教信仰的核心所在。托马斯·平恩（17homas。Paine）发表了一篇攻击传统基督教的檄文《理性的时代》（TheAge ofReason）之后，一个德高望重的美国长老依利亚斯·鲍狄诺特（Elias Boudinot）挥笔写就一篇名为《神谕的时代》（TheAgeofRevelation）作为回应。约翰·亚当斯曾考虑研习神学，但最终选择了法学。在他的余生中，他一直是个唯一神教派信徒（unitarian）。但私下里曾向他人坦白，他很为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华美所动。在那个对天主教极端仇视的年代里，富兰克林对来自马里兰的约翰·卡罗（John CarToll）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帮助。这位天主教牧师后来成为天主教会里第一位美国红衣大主教。
1862年夏，杰弗逊八十三岁，时日无多，他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圣经》。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杰弗逊对他的医生说：“再过几个小时，医生，就全过去了。”
7月3日晚，杰弗逊服了最后一次药，叹了一声：“哦。上帝！”一个在场的人从那声叹息中听出“一种不耐烦的口气”。当后来人们催促他再吃些东西时，他拒绝道：“不用了！不用什么了！”他一度神志恍惚，摆出好像仍在小书桌上写字的架势，他的思绪在往事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他向孙子交代了有关自己葬礼的安排，一个家人试图转一下话题安慰他，说大家都希望一时半会儿用不着去想那些事。杰弗逊微笑了一下说：“你以为我害怕死吗？”
对于他在生死界线的另一边会面临的处境，他已思忖了很久，认为前景乐观。“我们一旦摆脱了我们的悲苦和被病痛折磨的躯体，”杰弗逊有一次对亚当斯说，他们会“升入天国和我们曾经热爱过的、先我们而去的朋友们会面，我们将继续关爱他们，并且永不再分离”。
他当时正在想念的是先他而去的爱妻和一个孩子。他还给他活着的那个女儿写了一首短诗，告诉她，当他去“见天父之时……人生最后的痛苦将离你而去！”然而“有两个早先逝去的天使会在那里迎接我”，他继续写道，“在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会将你的爱转达给他们。”
他似乎还从《卢克（Luke）福音书》里的一段话中得到一些安慰——这是他从自己的《圣经》中删去的一段话。因为那段话谈及耶稣的神性。根据他家人的回忆，他们听到他反复哼唱西缅（Simeon）的圣歌。《圣经》上的这位老族长说他不见耶稣就不会死。当约瑟夫和玛丽将圣婴耶稣带到庙中，是西缅将圣婴抱在怀中，认出他是救世主。西缅至此，死也瞑目。说了声“主啊。让你的仆人平静地离去吧！”——据说，这是杰弗逊临终前轻声吟诵的祈祷。
最终，当他去世后，杰弗逊躺在一具木制棺木里，被抬过蒙特切诺（Monticello）墓地的矮石墙。杰弗逊生前认识且喜欢的弗里德利克·亥切（Frederick Hatch）牧师被请来朗诵英国国教的入葬词。那天下雨，在墓坑边架起了支撑棺木的木条。“‘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主说，亥切牧师朗诵道，“‘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无论是谁，信我之人，可得永生。”’就这样，杰弗逊这个与众不同的基督徒，以一种最典型的基督徒的仪式，以他父辈信奉的宗教指定的那种方式离开了人世。
人性色彩很强的伟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