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逊对于自己的去世和身后人们对他的评价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留下遗言，在他的墓碑上只刻上三项个人成就：弗吉尼亚大学的缔造者、《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撰稿人。后者是他于1777年撰写的。这些是“我希望大多数人记住我的几件事”，他在设计自己墓葬的一张字条上这样写道，因为这些都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弗吉尼亚法案》的开场白——“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自由的思维”，集中概括了杰弗逊最热衷的两个主题：信仰与自由。在制定与这两者有关的法律的论战展开时，杰弗逊正在巴黎，完成这项重任的担子，落在了他的邻居杰姆斯·麦迪生（James Madison）的肩上。“如果我们坚称，我们所具有的拥护、承认、观察宗教的自由源于上帝，”麦迪生写道，“我们就不能否认那些尚未被已令我们信服的神说服的人们，也具有与我们同等的自由。”麦迪生为了支持杰弗逊的观点所写的这段话，点中了这个国家生活核心中一个关键的、似是而非的地方。那就是，许多美国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的话——相信神；但没有谁必须相信。在弗吉尼亚，杰弗逊撰写的法案“目的在于，在它的保护范围内，包括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印度教徒和所有不同宗教和教派的异教徒”。杰弗逊通过与其他先贤及早期的总统的共事，知道这个国家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所有的先贤们都献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拥有奴隶；他们都崇尚美德，但许多人的私生活并不完美；他们都赞同宗教是社会稳定的因素这一普通原则，但有些人则持有与众不同的宗教观。乔治·华盛顿祈祷时不跪，据说也不行圣餐礼，然而他在解释美利坚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时，将其全部归功于“神意之功”，他在一封信中，对上帝在击败大英帝国中所起的作用花了大量的笔墨，还加了一句感慨：“在我的任期结束后，我会有足够的时间转行去做一个牧师……”杰弗逊的宗教信条融合了来自自然神论、圣公会教义和唯一神论的各种因素；他推崇道德高尚的生活，然而他却和一个他拥有、控制的女奴私通，至少生有一个孩子。第一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杰（JohnJay）是一个传统的英国国教信徒，平素痛恨天主教；据他的回忆，在法国的一个拥挤的晚宴上，他发现周围有不少自作聪明的法国哲学家“用放肆和轻蔑的措辞谈论宗教”。他保持沉默，也许有些愠怒——他是个神情严肃之人，有时过于严肃——他没有打断对方。“其间，”他回忆道，“其中一人问我是否相信耶稣。我回答说，我信，感谢上帝，我还信神。”
山缪·亚当斯（Samuel Adams）是一个独立运动的狂热倡导者，同时又是一个清教徒。他对其他教派持否定态度，但他很清楚，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是极其危险的；“无论是宗教，还是自由，”他说，“都无法在互相争斗的混乱和派别的暴力冲突中得到长期维持。”富兰克林在宗教教派问题上的暖昧态度，曾使恼火的约翰·亚当斯为他作出如下描述：“天主教会认为他几乎就是个天主教信徒，英国教会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长老会的人认为他是半个长老会信徒，教友会信徒认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教友。’’富兰克林一直是个很讲实用性的人。“谁要是顶风吐唾沫，肯定糊自己一脸，”他劝告一个打算发表一篇反对传统基督教文章的记者，“所以，我劝你不要放出这只笼中之虎。”
先贤中的许多人从小在宗教之家长大，到老也笃信宗教。1775年秋，爱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曾怀疑当时在波士顿流行的痢疾是上帝对实行奴隶制的美洲大陆所作的制裁。她是一个哈佛大学毕业的教士的女儿——她的母亲对即将娶爱比盖尔为妻的那个小伙子不怎么看得上眼。根据传记作家帕却霞·布兰地（Patricia Brady）的记载，玛莎·华盛顿（Martha washinon）每天早晨要安排一个小时来敬神，“祷告和朗读《圣经·新约》和英国国教民众祈祷书”。除了读英国国教的大众读物，她还读《约瑟夫书》，这是一本有关第一世纪在犹地亚的动荡历史，其中包括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以及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曾为他的灵魂担忧，他所持的折中主义的神学立场令他们深感“不安”，他们曾连连催他给他们写信，让他们放心。
宗教一直穿插在美国的政治之中。约翰·昆西·亚当斯喜欢在早晨读《圣经》，在星期天教堂礼拜之前，一定要赤身裸体，跳进普丹米克（Potomac）河里游上一会儿。安德鲁·杰克逊在调查战争部长的新夫人的性丑闻以及婚外孕谣传的内阁会议上，召来了两位长老会的长老当面对质。根据历史学家威廉·J·沃夫（William J·Wolf）的记载，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竞选众议员时，由于他不属于任何教会，曾被人指责为“嘲笑宗教的人”。在竞选过程中，林肯参加了一个由他的竞选对手彼得·卡特莱特（Peter Cartwright）牧师主持的布道会。此人是一个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在他讲到一个戏剧性的关口，卡特莱特说：“那些不想下地狱的人都站起来。”全场只有林肯一个人坐在原处不动。牧师愤怒地发问：“我能不能问一句，林肯先生，你究竟要上哪儿去呢？”林肯只是干巴巴地回答了一句：“我要去国会。”他任总统时，还喜欢外界流传的两个教友派女信徒在火车上的一段有关他和杰弗逊·戴维斯的对话：“我认为杰弗逊会赢。”第一个女人说。
“为什么？”
“因为杰弗逊是个祷告上帝的人。”
“可是，亚伯拉罕也是个祷告的人呀。”
“不错，不过上帝会以为，那是亚伯拉罕在跟他开玩笑。”
“人人需要上帝”
自弗吉尼亚和普利茅茨建立殖民地以来，敬奉上帝一直占据着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的中心。这个上帝，通常是指乔治·华盛顿所说的“那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万能的主”。其实，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专家学者们将人类称之为“宗教的人”（lomo religiosus）：我们的天性会促使我们去仰望身外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创造、引导和评判这个世界和我们每个人的神（或在远古时代，许多神）。伟大诗人荷马曾说过“人人需要上帝”。
在公共生活中提及、请求和祷告上帝是美国戏剧的一个基本特色。
华盛顿在第一任总统就职宣誓结束时，即兴地说了一句“愿上帝助我”，并且亲吻了他对之宣誓的那本《圣经》。林肯将内战看成凡人不可理喻的神意：他认为，内战是上帝让人类无法猜透的谜团之一。1944年D一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唯一公开声明，是一段他援引1928年版英国国教民众祈祷书撰写的祷告。艾森豪威尔在召开内阁会议之前都要祈祷。罗纳德·里根毫无顾忌地说，他认为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之中。他在回应一起轰炸利比亚的恐怖主义事件之后，曾宣布：“我们已经做了必做之事，如有必要，我们还会这样去做。”在美国最值得自豪的那些重大历史关头——独立战争、废奴、男女平权、与恐怖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与吉姆·克娄（JimCrow）所作的斗争，一部分来自于有关自由、公正和善行的宗教理念。
不过神学理念和《圣经》教义也曾被用来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污点正名——从奴役黑人到虐杀土著印第安人，到将妇女作为二等公民对待等等。
时至今日，建国近二百五十年之后，美国的宗教和政治气氛似乎成了验证《旧约》中的一条教义的重要辅证：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1822年，杰弗逊曾担忧过基督教布道派的狂热：“无疑，我国的上空布满了危险的极端主义阴云，有些区域情形较为缓和，有些则较为严重。但是，就整体而言，太过浓重。”虽然基督教义可以在公众和私人范围内大力推广基督教，《圣经》还教育信众对所有世人行善。
在美国，宗教是一支最无所不在，又被理解得最不透彻的力量。本书的宗旨在于探讨宗教信仰在这个共和国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向读者展现开国先贤们是怎样留下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可以在谈论和思考上帝和政治的同时不陷入混乱和分裂的危机。这不是一部美国宗教或有关政教分离的全方位历史，而是一部涵盖面较大较浅的纪实性论文。先贤们从旧世界血腥的圣战到神职人员的互相监禁和屠杀的历史教训中，悟出了将宗教狂热和政治野心混在一起的危害，他们树立的榜样，能够帮助我们从当今又一个由于政教混杂而引发最具破坏性争议的年代中走出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觉得美国现在的分裂如此严重呢？对于左派来说，其中的一个因素是“二战”后自由派主义达到的高潮——伦敦·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的“理想社会”改革措施已是很久以前的事。而对于右派，这一期间，既有大步前进的方面，也有严重挫折的地方。保守的基督徒比以往更具影响力，但是，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公众对他们认为的社会公害所作的反弹，尤其是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学校集体祷告和允许人工流产的决定。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为保持美国的国粹而斗争：自由派的目标是思想更加开放、赋予更多群体以更多权利，而保守派的目的则是建立一个敬畏上帝、道德和谐的文化。当这些冲突被放到针锋相对的、经常具有宗教色彩的对立立场上，就会不断升级。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最大祸害是专制集权，那么，迄今为止，二十一世纪的大问题是政治极端主义。
这种局面是可以避免的。极端主义总是和恐惧和唯我独尊紧密相连的；而多方兼顾和谦逊达理则是它的天然死敌。从本质上讲，信仰和人生都具有神秘性，因为上帝和自然都不容易得到完美的解释和理解。
通过武力征服强行转教是软弱的表现，教条主义则是没有自信的特征。
基督信徒应该听从保罗先知，他承认人类在尘世中的局限性，“哦，上帝的财富、智慧和知识丰厚无比！他的判断是多么令人无法推测，他的方式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他写道，然后他引用艾萨亚（Isaiah）的话：“‘那些自称知道上帝心思的人，谁又为他们出主意呢？”’世俗者则能从《哈姆雷特》那出戏中听到一句类似的训诫：“赫瑞修（Horatio），天上人间，浩荡宇宙，万象事物之繁杂，远远超过你的哲理所能梦想的范围。”
至少，这种观点也是许多先贤的观点。“我讨厌争争吵吵的政治和教义，”约翰·亚当斯曾说，“我的宗教信仰是出于对上帝和我的邻人的关爱、对他人宽恕我所犯的过失的期望、悔过自新、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缺陷耐心忍受的责任感和必要性、不做坏事、尽我肉体凡胎之所能做些微不足道的好事的责任感。
政治上活跃的宗教信徒很可能会充当盛气凌人的卫道士，同样，政治上活跃的世俗者也会摆出一副高傲的知识分子派头。然而，笃信宗教的人不管多么保守，狂热的世俗论者不管自由派倾向多么严重，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反之亦然。按照正确的理解，宗教和美国都是通过妥协和谈判融合起来的，它们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在此过程中，它们愿意接受新的解释、修正方案和改进措施。对这样一个让我们的对话更加文明理性、让我们的文化更加开明包容、让我们的政界少一点敌意冲突的改善过程不抱希望是错误的。阅读、思考和发现、创作诗歌、消灭疾患、创作交响曲这些世俗之事，在宗教领域里相对应的便是敬神和感恩。对于世俗者，有些事也许是自然的奇观，或者与理性思考、逻辑推理有关。其实，这也没什么：关键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时空旅程上的匆匆过客，只是各自的动机不同而已。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这个旅程的目标是向前走，穿越黑暗，寻求光明。至少，这应该是这个旅程的目标。而来自双方的极端主义思潮却使得这个旅程更加艰险难行。
根据右派所持的观点，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偏离了纯正源头的“基督教国家”，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基督教价值观的途径得到拯救。这种观点只是一家之说，而且不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观。1790年，在罗德岛的新港，华盛顿总统在写给一个犹太教团体的信中，向他的犹太裔美国同胞保证，美国“不会姑息助长……偏见歧视”。在华盛顿启动、由约翰·亚当斯完成的与特里波里（Tripoli）的穆斯林国家签署的条约中，两位开国先贤均明确宣布“从任何意义上讲，美国政府不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华盛顿所持的宽松的自由观点，也使得那些原先被排斥在基督教主流之外的基督徒受益。当美国的天主教徒给他写信，要求获得“平等的公民权，作为我们在你的指挥下流血牺牲的奖励”时，华盛顿欣然应允，并在回信中说：“随着人类思想的逐步解放，他们将会让那些品行端正的、合格的社区成员享受同等的民治政府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