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政府为了表示对“犹太一基督教”这一概念的支持，特地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纪念在1943年被击沉的美国海军运兵船“都切斯特号”（Iorchester）上的分别属于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几名随军牧师。根据幸存者回忆，这艘船上的四个随军牧师在将他们自己的救生衣让给了别人之后，和军舰一起沉人海底——“手挽着手，一边祈祷”。纪念邮票上写道：“宗教合作之典范”。
然而，有人则在支持和庆祝不那么好的东西，有些虔诚的传统宗教信徒非常热衷于诋毁公共宗教的形象，认为界线模糊的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还记得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庆典上代表宗教的花车吗？”《英国国教教会新闻报》（Episcopal Church News）写道，“一样东西，要代表所有的宗教，就失去了任何一个宗教的象征，那花车看上去根本就不像天国里的任何东西，或者人间的任何东西，倒像是哪个牙科展览用过的一个超大的畸形臼齿模型。”1954年，历史学家威廉·李·米勒在《记者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这段话，并说：“官方认可的宗教的内涵肯定是浅薄的；不确定的，与之相应的信仰的坚定性也就空洞无力。凡是在人人将信仰当成职业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那里的信仰就可能要比真正的信仰更为职业化。”
那种说法自然没错，但那是美国愿意付出的代价，其目的在于按照托克维尔的传统，享受公共宗教的福祉，而不去走十七世纪新英格兰清教徒极权管制的死胡同，那些教条，也许更加正统，但那只属于私人范畴，而不属于公共事业。那些虔诚、正统的信徒总会觉得公共宗教不纯——从实质性内容上讲，较他们理想中的状况要差，或者含糊不清到失去原意的程度。但是，美国福音的一部分内容，正是指类似这种抱怨，应该放到教堂或家中，而不应该在公共领域去解决。“这是民主体制的第一法则：人类的基本属性是他们共有的东西，而不是他们不同的地方。”G·K·切斯特顿曾经说过，捍卫民主，包括对不同和对立的观点的包容，就必定成为对信仰的捍卫，因为自由对宗教来说就像空气。离开全民自由，有些教派或教条就可能挤垮所有其他的弱小教派，历史告诉我们，人间没有永恒的胜利者——所以，今天挤垮别人的人，有朝一日，也会被别人挤垮。宗教信仰自由能够将一个社会从这种纷争中解放出来。
华盛顿的伊斯兰教
艾森豪威尔夫妇脱鞋脱得很快。1957年6月底，总统和夫人梅咪乘车前往位于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街上新建的伊斯兰中心。来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大使们告诉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人，总统和第一夫人在参观（面向麦加的）祈祷室时只需要在鞋上套个布套就行了，但艾森豪威尔夫妇爽快地省了这个麻烦，艾森豪威尔穿着袜子，梅咪穿着尼龙丝袜在祈祷室内走来走去。
总统随后的即兴演讲又体现脱鞋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当时在场的听众中有来自沙特阿拉伯、阿富汗、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利比亚、摩洛哥、巴基斯坦、苏丹、叙利亚、突尼西亚、土耳其和也门的代表。艾森豪威尔在演讲中，摆脱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我向你们保证，我的伊斯兰教的朋友们，在美国宪法治下、根据美国的传统，以及在美国民众的心里，这个中心，这个敬神的所在，就像任何其他宗教中类似的建筑一样，会受到同样的欢迎。美国确实会为维护你们拥有自己的教堂，并且按照你们自己的良心敬神的权利倾尽全力。这个观念的确是美国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一观念，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令人舒心的话语，美好的愿望，但是，有那么一个小插曲很能说明文化间的互相理解不能忽略细节：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贵宾们——众议员、参议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外交官的鞋，完全乱作一团，弄得从罗德岛来的八十九岁的参议员西尔多·格林到处寻找他的侧翼型皮鞋。
肯尼迪时刻
那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泰德·索仁森（Ted Sorensen）还能记得：1960年总统大选时，那些攻击信从全美各地向雪片般地飞来，攻击约翰·肯尼迪信奉的天主教。“阻挠他当选的最大障碍是他的宗教，”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兼特别顾问索仁森说，“你应该读一读那些南方土佬和那些本应明晓事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寄来的攻击信。”时隔多年，肯尼迪的演讲和言论仍然很震撼人心：他根本没有在有关宗教的许多问题上闪烁其词，或者缄口不谈上帝，而是经常谈到万能的主，引用《圣经》，继续沿袭这样一个美国观：美国不仅仅负有维护自身各项自由的责任，而且，用肯尼迪的话来说，应该用这些自由去“真正照亮整个世界”。
由肯尼迪扮演一个天主教徒开路先锋的角色，具有某种嘲讽意味。
作家兼政治家，第七任朗福勋爵富兰克·巴肯汉（Frank Pakenham）在与肯尼迪的姐妹中的一个交谈中，提到他可能写一本有关肯尼迪总统个人宗教的书。据亚瑟·斯莱辛格的回忆，肯尼迪的姐妹的回答非常简单：“那将是本很薄的书。”我曾问过泰德·索仁森，他本人认为在肯尼迪谈到上帝时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来得也同样快。“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这个人不喜欢将他个人的宗教信仰整天挂在嘴上。”
在公众场合，每当他无法回避有关他信奉天主教的问题时，肯尼迪便以自己的胆识、风雅和机智应对所谓“宗教问题”。1960年4月21日，星期四，在华盛顿召开的全美报刊编辑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说，他并不想做第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美国总统——他想做一个总统，只不过这个总统正好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家而已。“我的立场很明确，出于我个人的信念，同时也出于对宪法的义务，我坚决支持第一修正案对宗教平等的保障；我只要求同样的保障也适用于我。”他对编辑们说。
他向他们发出挑战，要求他们不要动不动就给别人贴标签。“我们在分析选民和候选人时，只看他们信奉的宗教讲得过去吗？”肯尼迪在谈到威斯康星州预选中的新闻报道时，责备记者盯住宗教问题上不放的做法。“我认为威斯康星的选民反对将他们按照信奉天主教或新教来分类……我认为他们反对那些记者在政治集会外面凑上来只问一件事——他们信奉的宗教——而不去问他们的职业、教育程度、人生哲学或经济收入，只问他们信的教。”肯尼迪精通历史，热衷于政治，在有关竞选的问题上显得机敏。“因为选民不仅仅是天主教徒、新教徒或者犹太教徒，”他说，“他们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决定选谁的，不论这些原因的好坏。让候选人接受宗教检验是极不公正的——将其强加于选民头上是搞分裂、贬低人格和毫无道理的做法。”像所有的竞选一样，尽管他在竞选中用这些强硬、明智的话正告新闻媒介，但在争取不同群体的选民的选票时，他还是按照各自的特点制定策略、灵活调度。
他还会在谈及他的信仰时大开玩笑，利用幽默减弱宗教所具有的分裂作用。（他已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他家族万贯家财的问题，开玩笑说他父亲约瑟夫·P·肯尼迪曾告诉他不要多买一张获胜不需要的多余选票，因为“假如我要去买一个一边倒的胜利，我的家产就全完了”。）
同月，在纽约布朗克斯区（Bronx）举行的一个民主党活动中，他在对一些来自华盛顿的编辑发表的演讲中声称，他最近与纽约有名的红衣大主教弗朗西斯·斯贝尔曼（Francis SpeUman）交谈过。“那天晚宴上，我和红衣大主教坐在一起，我问他，要是选民问我有关教皇权威不可动摇性的教条时，我该如何作答。‘我不知道，参议员，’红衣主教告诉我，‘我只知道他（教皇）老把我的名字叫成斯别尔曼（Spillman）。’”
最后，1960年9月12日，在休斯敦及周边地区宗教领袖协会上，肯尼迪作了一篇在此主题上最深刻的演讲，这篇演讲的根源是近两个世纪前麦迪生和派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展开的那一场论战：我坚信美国是一个官方信仰既不是天主教、新教，也不是犹太教的国家——在那里，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官员不会请求或接受来自教皇、全美教会议会或任何其他教会的指令——在美国，没有哪个宗教团体试图将自己的愿望直接或间接地强加到公众头上，或者强行体现在政府官员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中——在美国，宗教自由让各个宗教之间的关系息息相通，对其中一个宗教的攻击会被认为是对所有宗教的攻击。
因为今年可能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天主教教徒，换个年份，过去已经发生过，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能会发生在犹太教教徒——或者一个教友会教徒——或者一个统一神教徒——或者一个洗礼教教徒身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弗吉尼亚对洗礼教牧师们的迫害，促成了杰弗逊提出的宗教自由法令的通过。今天，我可能是一个受害者——明天，受害的可能就是你——以此类推，直至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在国难当头时分崩瓦解。
最后，我坚信美国是一个宗教歧视终有一天会寿终正寝的地方——到了那时，那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教会都会受到平等对待——那里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参加或不参加他中意的教会——那里没有天主教选票，也没有反天主教选票，没有任何形式的集团投票——那里，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不论是世俗阶层，还是神职人员都会克制那些以往经常破坏他们工作的蔑视和分歧，转而弘扬美利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
肯尼迪在就职演讲中，从杰弗逊那里汲取了灵感，用公共宗教来阐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差别。他称自由的源头是上帝，而不是什么人。
“在他谈到人权‘来自上帝之手’时，他实际上是在阐述我们与我们当时反对的、认为自由是政府的恩赐的集权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别。”索仁森说。肯尼迪满怀希望，号召其他阵营在自己的辖区内执政时要多行善举。同时，自由世界在自己的辖区里也将同样去做。“让双方联合起来，世界各个角落都要倾听艾萨亚的训诫——‘解除被压迫人头上的重负，还他们以自由。”’他并不觉得治理国家是件神奇或轻而易举之事；正如奥格斯汀很久以前所说的那样，人生是一段朝圣的旅程，人间的正义事业从未完全成功过。肯尼迪知道这一点，并且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政治坦诚，直言不讳。“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执政的最初一百天里完成，也不可能在最初一千天里完成，也不可能在我的任期内完成，甚至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里也无法完成。但是，让我们开始迈出第一步吧。”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使得政治变得高尚和戏剧性的道理是：“美国民众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和心灵的思考，有可能使得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其他族裔的生活变得更加和缓、更加自由。”
现在那号角又在向我们召唤——那不是在召唤我们拿起武器，尽管武器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号召我们投入战斗，尽管我们已严阵以待；那是号召我们担负起黎明前漫长的、年复一年的斗争重任，“在希望中寻找欢乐，在苦难中学会忍耐”；这是一场对抗人类公敌——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的斗争……我们唯一可回报的是问心无愧，历史将是我们行为的最终仲裁。让我们请求上帝的保佑与扶携，带领我们挚爱的国家前进，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工作才应当是我们的真正使命。
这段话旨在鼓舞被冷战阴云笼罩的民众——“在希望中寻找欢乐，在苦难中学会忍耐”这两句语气铿锵的话来自保罗先知致罗马人的第十二章，这一章是以这两句话结束的：“不要被邪恶战胜，要以正义战胜邪恶。”
自然，肯尼迪的这些名言中存在政治和文化的考量。“他在演说中引用上帝，是有意让他听上去像美国基督徒中的一员。”索仁森说。其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肯尼迪酷爱具有戏剧性的历史，他像1963年获得美国荣誉公民称号的丘吉尔一样，将自己看成他所处时代的风流人物。肯尼迪的言论这样从公共宗教中汲取养分的部分原因，是他具有的坚定不移的历史想象力，因为上帝是美国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肯尼迪自己也是，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引入他的形象，能将最重要的含义赋予那个历史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