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肯尼迪）总统引用神学形象的同时，最高法院正打算做一件让许多宗教保守派再次火冒三丈的事。1962年6月25日，雨果·布莱克大法官坐在他的席位上，上身前倾，宣读了一份多数派观点——纽约州的公立学校的教室里不得举行正式的祈祷仪式。由纽约州评议员委员会起草的这份祈祷词，既简短又不具教派色彩，只假设了一个自然神的存在：“万能的主，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依赖，我们祈求你保佑我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师长和我们的祖国。”反对这种祈祷仪式的家长认为，这一“由政府官员起草的祈祷词是政府推广宗教活动的一部分”，是违背宪法原则的，最高法院一同意这观点，许多基督教的评论家便立刻散布了许多与基督教徒身份不相称的言论。“他们把黑鬼请进了学校，现在却要把上帝赶出去，”阿拉巴马的众议员乔治·安德鲁斯对《纽约时报》说。一个来自纽约的名叫富兰克·J·拜克的共和党议员将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显然，在他的眼里，当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裁决还够不上此项“殊荣”。时年八十八岁的前总统何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发表声明，称这一决定是“美国最神圣传统的土崩瓦解”，并且呼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授予联邦、州到地方各级政府以自由进行宗教祈祷的权利”。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肯尼迪对此表现出冷静和谨慎。“最高法院已经作出裁决，显然，有许多人会持不同观点……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宪法原则——尽管我们可能与他们观点相左——就必须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他说。然后，他很通情达理地讲了下去：“此外，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个很容易的解决办法——自己祈祷。我想，那对于每一个美国家庭来说，都将是一个很好的座右铭——我们可以在家中多多祈祷，更虔诚地去教堂做礼拜，在我们所有孩子的生活处境上，更好地体现祈祷的真正含义。”当时，支持这一开国先贤们开辟的中间道路的人寥寥无几。“教会不应指望政府去实施它们的教义，”底特律的基督英国国教教堂的威廉·B·斯拜瑞牧师在《时代周刊》里说的这些话一定能在罗杰·威廉姆斯那里找到知音。《时代周刊》还报道，在纽约州的斯切尼克塔地（Schenectady）的公理会教堂挂出一块牌子，上面写道：“宗教教义的特别传授和礼拜的场所应设在家中和教堂”。
最高法院没有就此罢手。1963年6月，它以八票赞成，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裁决——在公立学校中背诵敬主祈祷词和朗诵《圣经》均属违反宪法的行为——从1947年的艾弗生裁决以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一裁决并不出人意料。葛培理在从德国的斯图加特（他是那里的主要传道者）发布的共同社国际新闻简报中，猛烈地抨击了这一裁决。“我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震惊，自从朝圣者先父在普利茅茨登岸以来，祈祷仪式和朗诵《圣经》就一直是美利坚公立学校的一部分。”他在提到1963年公认的公立学校的祈祷是普利茅茨艰难岁月的一部分之后，葛培理道出了百万民众的心声。“在一个世风日下、种族冲突加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断积累的时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宗教，而不是更少。”在结尾处，葛培理反问：“百分之八十的美国民众要求在学校朗诵《圣经》和祈祷。为什么多数人应该被少数人惩罚呢？”
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因为这正是美利坚应做的事。在合理的范围内，美国是笃信这样一个宗教观念的国家——人人生而平等，而且依照上帝的法则而不只是人制定的法则，有权享受免遭多数派压迫的保护。
一个来自印第安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理查德·L·路德布希步一年前（前总统）何伯特·胡佛的后尘，称他将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以推翻这一裁决。“我们的基督教传统若要延续到子孙后代的话，国会就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他说。来自南卡罗莱那州的史强·舍蒙德照例将此裁决描绘成“世俗论和无神论势力的又一重大胜利”。
极端的立场和言论，虽然形象生动、朗朗上口，但这一切却改变不了它们的内在性质：它们的极端立场。而大多数人所持的立场似乎是温良、谦和的。按照惯例，没有谁愿意被迫参加一个令他不适的宗教仪式（或者通过离开教室的方式不得不选择不去参加）。国会开会前的祈祷是否会令议员们感觉不适呢？他们都是些成年人，都能自己决定是去是留，是凝神静听，还是去读报纸。历届总统和其他公共官员是否应该由于在听众中（不论在现场还是在场外）有无神论者或世俗论者而在谈到公共宗教时回避上帝这个话题呢？对这些问题，你怎么样回答都可以，但是，我们的文化——那种由开国先贤奠定的具有坚实历史基础的文化现状是：上帝这个话题对于足够多的美国民众是重要的，尤其对于那些提出这个话题的人们来说，对上帝的召唤，既是美利坚传统中的一部分，也是不受他人胁迫的自由的一部分。
公共宗教原本是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在达拉斯商品展销会上演讲的中心内容。如果那天他能活下来发表这份演说的话，他是能够将他本人以及祖国悠久而又优美的宗教祈祷传统延续下去的。，“这个国家里的我们这一代人——不是由于自身的选择，而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将成为世界自由墙上的警卫。因此，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无愧于我们手中的实力和肩负的使命，让我合情合理地使用自己的实力，以使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乃至永远，实现远古的‘举世太平，人人互以善待之’的梦想，”肯尼迪的演讲中说，“这将永远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事业之正义，必须成为我们力量之基础。”——这是林肯会注意到并且同意的观点。肯尼迪在结束时说：“因为很早以前就有人这样写过，‘除了上帝，无人能够保住这个城市，警卫就是醒着也是枉然。”
肯尼迪引用的这些引向高潮的话出自于杰姆斯版《圣经》中的第一百二十七首赞美诗。
赛奥马街头的考验
本来要作那个演讲的总统突然遇刺身亡，他的继位者伦敦·B·约翰逊（Lyndon B．Johnson）在那个十一月的夜晚，走下“空军一号”，向全国民众作了一个演说。“我请求你们的帮助——也请求上帝的帮助。”
他在停机坪上这样说，他呼出的气息凝聚在一片秋寒之中。
约翰逊喜欢搞大手笔的作品——大的汽车、大的梦想、大的蓝图。
对他来说，有“新时代以色列古国”之称的美国正是他施展身手的用武之地——也许，他唯一的遗憾是上帝用了摩西先知，而没有用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罗伯特·贝拉在1967年冬季版的《戴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中的一篇关于民间宗教的论文中引用了约翰逊在1965年作的总统就职演说，以阐述美国将作为一个理想希望之邦给世界带来光明这一主题思想。“他们来到这里——那些被放逐的、陌生的人们，生性勇敢，但又备受恐吓——前来寻找一个能够堂堂正正做人的地方，”约翰逊说，“他们和这片土地立下盟誓。这一盟誓起源于对公正的渴望，用自由的文字写就，用联邦将我们维系成一个整体，总有一天，这一盟誓必定会激励起全人类的希望；它今天仍然维系着我们，只要我们信守这个盟誓，我们将日益繁荣昌盛。”
对这个盟誓的考验很快就到来了。1965年3月7日，在阿拉巴马州，马丁·路德·金与吉姆·克娄展开的斗争中的两员干将，约翰·路易斯和何西·威廉姆斯正在领导一次从赛奥马到蒙哥马利的游行示威。时年二十五岁的路易斯，出生于阿拉巴马的一个名叫乔亦（Troy）的小镇，十八岁便被授以洗礼传教士之职。此时，他穿着一件浅色雨衣。他是为了上帝站在那里的：他出于宗教的虔诚加入这场运动，是他坚定的宗教信仰使他在所有的冷嘲热讽和威胁面前始终不渝。“没有宗教的力量——没有耶稣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榜样力量——作为这场运动的基础，我们就不可能承受那么多的挫折，那么怀抱希望，坚持不懈，”路易斯后来回忆道，“是宗教的力量促使我们登上‘自由之旅’的巴士；我们是出于信仰，才在那天聚集在赛奥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