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原来以为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就可以使西安抗日阵营手忙脚乱、四分五裂。因而唆使顾祝同和戴笠内外夹攻西安。不料西北军民空前镇定；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三位一体，团结一致。中共的和平方针和抗日主张在全国也深得人心。如果再一意孤行，进攻西安，就等于为渊驱鱼。蒋介石害怕弄巧成拙，眉头皱起，又生一计，吩咐秘书长陈布雷草拟文稿，呈请行政院赦免张学良，以便怀柔西北军民。陈布雷提笔调文饰辞道：“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变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判，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容。中正负疚在假，本不敢有所陈渎，惟念论事当究其所极，执法不害于施行，特请赦免，允其复职，责令戴罪图功。……”
蒋介石非常欣赏陈布雷的文采，正要呈交行政院走走过场，忽然接到戴笠从潼关拍来密电报告说：“已在西京物色内应，并可即日促东北军新旧两系火并，自相残杀。
……”蒋介石看了这个密电，喜形于外，立刻挥笔把陈布雷拟稿中的“允其复职，责令戴罪图功”抹掉，改为：“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于是张学良由“十年有期徒刑”变为无期徒刑，由“褫夺公权五年”变为褫夺公权终身。
杨虎城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流氓行径，忍无可忍，立刻发电质问行政院：“汉公亲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竞扣留汉公，判处徒刑，并纵兵西进，……”
接着领衔向全国军民发出通电，壮怀激烈、义愤填膺地提出控诉：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谅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指《兵谏宣言》）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浑荷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暨虎城等，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爱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不感动！
虎城等及所属二十余万士兵，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份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世，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们苦内战久矣，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钦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亦莫不额手称幸。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返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未遵令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等集结推进至……以致群情激奋，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迫胁。虎城等之愚，诚不知具何居心？竟持何理由？
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诚等无不乐于听命。若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以东北军政治处长、“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军事部长孙铭久等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多系团长职务）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更加义愤。他们跟张学良有特殊的感情，手里直接掌握着兵权，一举一动都能直接影响广大官兵的思想情绪。他们成群结伙地跑到新城杨虎城面前边哭边发誓宣称：“只要蒋介石扣着张副司令不放，我们就要跟他决一死战；只要张副司令回来，叫我们立刻缴枪也于！”说完抱头号啕大哭，跪地不起。杨虎城一一拉起，叫他们看他领衔发出的抗议通电，他们才放心地挥泪而去。
他们又到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面前恳求道：“张副司令是我们东北军的领袖。救不救张副司令在东北军；东北军救不救张副司令，就看王军长啦！”
王以哲把鱼尾纹下垂的眼睛一瞪，不耐烦地说道：“这是啥话，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副司令的手谕，是叫孝侯代替他主持东北军，而不是我！又捉又放，如今人也叫人家扣住啦，谁还能有办法？中央军两个集团军在陕甘边界集结，要从两面夹攻西安，孝侯坐镇兰州也有必要。可是他不肯在西安顶着，也是觉得事情不好办。你们不能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我也当不了大伙的家，打电报请孝侯回来开个军事会议决定吧！”
“好！”
王以哲于是给于学忠打了电报，定期召开东北军的军事会议，并通知了东北军的元老、军长、师长、团长，以及东北军总部处长以上的军官，到渭南前线总指挥部开会。
会期到了，接到通知的人也都集中到渭南前线总指挥部，但是于学忠没有按期到达。
王以哲对形势的看法是：事实上已经铸成历史大错，谁也没有办法挽救，只可先听从南京中央政府的命令撤出西安城，尔后再慢慢想办法营救张学良。又觉得自己是东北军的裔系将领，而张学良在手谕上不委托自己代替他主持东北军，竟然指定由直系军阀吴佩孚方面投降过来的于学忠，觉得张学良对自己不够信任，心里有委屈情绪，同时也感到对部下、对同僚说话不理直气壮，加上又有点儿病，于是请假不参加会议，只委托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替他主持会议；又特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临时组织的抗日联军参参阅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合著：《周恩来与西安事变》（人民出版社），米暂沉著：《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谋处主任兼骑兵军长何柱国，代替他在会议上阐明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何柱国习惯于听命令和发命令，而且高高在上不了解下情，因而说得简简单单，干燥无味。其他的元老、军长都面面相觑，不肯发言。
应德田是东北大学第一期的毕业生，曾留学美国，能写会道，滔滔不绝，一气说了两、三个小时。
他从“九一八”蒋介石密令张学良对日不抵抗，说到“双十二”前蒋介石如何始终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又从东北三千万人民亡省亡家，颠沛流离，说到张学良代表东北和全国人民向蒋介石多次苦谏、哭谏而不听，最后才不得不毅然决然实行兵谏；也控诉了蒋介石在西安时如何信誓旦旦地表示接受西北军民的抗日救国要求，骗得张学良亲自送他回南京；不料他到京后竟然如此厚颜无耻、背义弃信、以怨报德。应德田认为西安军民今后奋起自卫，是蒋介石逼出来的，造成内战的责任在他，国人有目共睹，自然会给以同情和支援。
再从军事上看，中国红军人数很有限，枪炮弹药如此缺乏，蒋介石“围剿”了十年尚不能胜；今天，红军再加上几十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蒋介石更没有能力制胜。因此应德田坚决主张跟蒋介石打一打，把开进潼关的中央军打个落花流水，就能逼得蒋介石不敢不迅速放张学良回东北军。到那时候再同蒋介石和谈，对全国的影响更大，促进全民抗战更快。与会的东北军将领不少人被他激动得义愤填膺、跃跃欲试，最后他又针对东北军对张学良的怀念心情和袍泽义气的传统观念，声色俱厉地说道：“东北军不首先营救张副司令就撤出西安，就是对于张副司令的背叛，就是东北军内部的叛徒、奸细！”
在座的军官谁也不愿意“背叛”张学良将军而落个东北军的“叛徒、奸细”，于是一致拥护应德田的主张否决了王以哲的意见。主持会议的董英斌参谋长怕回到西安没有办法向王以哲交代，就叫秘书长写成书面决议，要求赞成应德田主张的人在上面亲自签字。
秘书长写成书面决议后，与会者一个接一个地提笔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最后连主持会议的董英斌和代表王以哲发言的何柱国军长，也在书面决议上签了字。
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更加义愤。但是冷静地、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必须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一步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忍痛撤出西安。这样才能保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既得成果，更广泛、更深入地发动全国军民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同时又可能逼使蒋介石早日放张学良回来。
代表团正在分头做工作，听说东北军开了个渭南会议。又听说这个会议的决议，是根据应德田的讲话通过的。周恩来便把应德田找来亲自向他做工作。
应德田来时把“抗日同志会”的理论部长苗剑秋也带来了。苗剑秋在日本留过学，自命不凡绰号叫苗疯子。他一到见周恩来，那两只布满红丝溜的大眼睛瞪得圆圆的，发疯似的说道：“副司令成立抗日同志会，就是要以‘抗日同志会’为核心改造东北军；就是要以东北军中抗日复土热情高、少壮有为、勇于牺牲的青年军官，代替腐败无能的老派将领，完成打回东北老家去收复失地的历史使命。副司令送蒋在南京被扣以后，老派将领认为副司令回不来啦，东北军也完啦，就想向中央军卖身投靠。他们为了奔走个人出路，连副司令也忘了。以‘抗日同志会’为核心的青年军官，经过‘双十二’事变捉蒋和渭南前线几次战斗的锻炼，已经成为东北军的中坚力量；因而在渭南军事会议上起到了左右东北军命运的作用。今后，‘抗日同志会’的任务，就是以这些青年军官为核心、为骨干，利用渭南会议的决议，一方面营救张副司令，一方面改造东北军。老派将领如果继续向南京乞怜求和，背叛副司令，撤出西安城，那我们就要不失时机地号召青年军官清除那些腐朽势力，以新代旧，使东北军获得新生，完成营救副司令和抗日复土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听完后，耐心地解释道：“当前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各阶级、各党派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而一切要从是否有利于发动全民抗战考虑。
民族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仅排除敌人的毒焰，又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一切阶级、一切党派和一切集团、个人，都要受到考验。有的人，有的团体受不住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就要被淘汰；有的人和团体，还可能动摇妥协，甚至于投敌当汉奸。可是这种考验，只能在抗日战争过程中进行，由历史考验，由人民考验。而不应该在抗日战争发动前由某个党派、某个集团来进行考验。谁也不承认自己落后、无能，那不就打了起来？那就会重新造成内战，削弱抗日力量。甚至因此发动不起抗日战争来，还可能被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我们认为蒋介石和他那个集团不能胜任领导全民抗战，但是我们仍然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放蒋，也就是这个道理。
东北军必然要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受考验起变化，但是今天由你们‘抗日同志会’来进行这种考验，就要造成东北军的大分裂，甚至于互相倾轧。既不利于进一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更不利于营救张汉卿先生。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