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龟兹停留两月后，又登程西行，经跋禄迦国（今阿克苏一带）沿阿克苏河、库马力克河，到达天山南麓凌山山口。这里是翻越天山的一个重要通道。其艰苦和危险难以想像，经过这个通道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前文已记述过玄奘一行经此畏途时触目惊心的情景，玄奘本人对这次惊险经历，写下了一篇叫人过目难忘的美文：“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集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岖崎，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斧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愈甚。”历此磨难，仍矢志西行，玄奘不愧为顶天立地伟男子。玄奘所记，令山河唏嘘慨叹，叫草木零落动情。
过了雪山，抵达大清池（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沿湖北行来到碎叶城。玄奘在这里遇到西突厥的叶护可汗，受到热情接待，可汗还派人护送玄奘。玄奘经过中亚名城江布尔、塔什干，渡过药杀水（今阿姆河），到阿富汗地界，又登上帕米尔高原，经过一个更加险要的隘口“铁门”，两旁山势奇峻、石壁陡立，兴都库什雪山一带比凌山更艰险。天竺的僧人惊叹于玄奘的献身精神，主动带领玄奘瞻拜各国佛教胜迹。
玄奘历经磨难，巡游了中印度六大佛教圣地，终于到达目的地摩揭陀国。这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大国，佛祖静虑佛成的菩提树就在这里。玄奘在菩提树前五体投地，悲泪洗面，虔诚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数千人。摩揭陀国最著名的那烂陀寺，派僧人将玄奘迎入寺内。从此，玄奘凭他探求真理的决心和意志，顽强不屈的牺牲精神，终于找到了实现弘愿的理想之所。
玄奘追踪圣贤，神游佛国，为学习佛经法理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勇于探求佛学精髓，善于雄辩真伪底里，成为印度佛学的饱学之士，很快就确立了他在印度佛教界的崇高地位。
在印度学经求法十多年，玄奘思念祖国，决计返回。戒日王、鸠摩罗王及众僧一再挽留，但玄奘归心已定，不可动摇。于是在公元643年动身回国，携带佛教经典650部，翻越兴都库什山和葱岭，重历登危履险之难，再尝踏雪涉沙之苦，经疏勒国（今喀什）、莎车、叶城等地到达于阗国。
玄奘在于阗停留期间给唐太宗写了封信，派人随商队将信带到长安。信中说他为了寻求佛教经典，“常思访学”，甘冒朝廷禁令，“无顾身命”，“私往天竺”，沿途苦行五万余里，历时一十七载。现已学成并取得大批经典，请求准予回国。唐太宗接信后非常高兴，派人送来敕谕，说：“闻师访道殊域，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并嘱咐玄奘将印度梵语经卷及有关书籍，都带回长安，还安排于阗等国护送，到了鄯善由敦煌官司前来迎接。
玄奘本欲重返高昌，践约与麴文泰相会，得知该王已辞世多年，便于公元645年春天回到长安。当玄奘乘船渡河人城时，赶来欢迎的百姓在街上川流不息。船上载满从印度运回的经典和佛像，那穿着异样的中年僧侣，正是历尽19年艰辛，正是梦幻般从遥远的天竺佛国取经归来的唐僧玄奘。唐太宗召见了玄奘，朝廷给了他优厚的款待。但当太宗让他还俗做官时，玄奘立即表示婉谢，并重申“愿得毕身行道”的决心。太宗只好让玄奘到慈恩寺主持译经，还专修一塔收藏他带回的经典，这就是西安著名的大雁塔。
玄奘此后经历了19年的译经生涯，《大般若经》长达600卷，译成后被称为“镇国之典，人天大宝”。至公元664年，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在中国佛教史上，这次译经最多。玄奘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又精通梵文，所以译文流畅优美，又贴切原意。将以往人们俗称的“天竺”正式改称为印度，就是由玄奘确定下来的。
在译经过程中，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机整理，完成了西行求经的见闻录、记载西域历史文化的鸿篇巨制《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生动的说明和最具权威性的历史依据。
公元664年3月，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每天有僧俗千人前来哭灵。
玄奘法师不是守土有责的勇士郡主，也不是权势在握的重臣巨富，他只不过是个为了求学解疑而步履西行的僧侣。他受到人们的敬仰，是因为他向人们奉献了理性思想，和大无畏的求索精神。
政治事件的文化折射
塔里木河流域，穿梭来往着使者、军卒、商人、僧侣，他们经行于河岸、驻足于绿洲，多则数十人或数百人，少则数人甚至有一人孤行单影的独旅者。
然而，塔里木河畔也有风云突变、烽火骤起的时候。这次，在塔里木河波卷浪涌的鼓号声中，就有三万大军自中原而来，铁流万里，挥师西进。大军过处，大地在震撼，流沙在颤抖，塔里木河岸的大漠烟尘冲天而起，弥漫于苍穹。
烽烟过后，在庞大的龟兹佛教石窟寺群中，出现了一座特殊的石窟寺。
这座石窟寺建筑在渭干河出山口的断崖上，山势陡绝，气象险峻。此寺凿有500多所洞窟，山麓上璎珞香花，丹青斑驳。
这个石窟现名叫库木吐拉千佛洞，它的规模仅次于前文谈到的克孜尔千佛洞，但它的风格与西方影响甚深的克孜尔千佛洞不同，这里却是一派中原汉文化气象，被人们称为“汉风窟”。
走进库木吐拉千佛洞，目睹一幅幅五彩缤纷的精美壁画和一座座彩绘雕塑，立刻就会感到一股股醇厚的中原文化之风扑面而来，它以历史的目光凝望着每一个人，渴望与你对话。在一千多年前我国边境的城邦小国龟兹，出现这么多汉人修造、汉僧住持，弥漫着中原文化艺术氛围的千佛洞，是令人惊喜和大有深意的。将它称为“汉风窟”，是因为它与被称为“龟兹样式”，呈现出印度、波斯风格的克孜尔石窟寺大相径庭，库木吐拉石窟寺是一片飘散着华夏薰风的汉人乐土。
库木吐拉千佛洞开凿于两晋时代，这时的壁画比较粗糙。第二期为南北朝和隋代的壁画，比第一期的绘画有很大进步，但仍没有突破印度、波斯佛教艺术的规范和模式化倾向。库木吐拉第三期的绘画完成于唐代中后期，石窟艺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汉化后的库木吐拉千佛洞达到了它最辉煌的艺术顶峰阶段，成为龟兹石窟群的里程碑。
在长期受印度、波斯影响并形成自己风格的龟兹石窟群中，出现一批纯汉风洞窟，这一不寻常现象绝非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透露出许多耐人寻味的信息密码。库木吐拉“汉风窟”的出现是塔里木河流域文化的巨大变革，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文化折射。
这次政治事件反映在库木吐拉千佛洞，首先就表现在绘画形式和内容的变化。人物形象生动可感，色彩明朗，线条变化自如，不仅有西域晕染凹凸法和刚劲如“屈铁盘丝”的用线，也有圆润如吴道子“莼菜条”式的笔法。在壁画背景建筑上，呈现出汉地楼阁富丽堂皇的风貌，那些宽袖长披立于云头的听法诸众，一派飘飘欲仙的唐代中原人物之风。壁画中的佛、菩萨、天人都已变成了汉式妆扮，一般人物形象也都具有中原人物特点。这种变化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也是佛教艺术中国化后向西域回传的实证。
库木吐拉近千身小佛，全部是双领下垂的汉式千佛。那位男供养人像身着衫、头戴幞头，双手拱于胸前，纯系唐代中原汉官供养像。图案装饰、人物相貌、环境建筑，均是汉画风范、盛唐气象。壁画中《观无量寿变》的净土世界，不啻是唐朝宫廷生活的升华，祥云飘缈中的乘象菩萨的面容装束，是明显的汉人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