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的时代
塔里木河不能流向中原，与滔滔黄河、绵绵长江相融会。
塔里木河哺育的西域文化，却如文明之鸟、智慧之花，飞落在中原文明的林园之中，格外引人注目。一时间百花斗妍、百鸟争鸣，好一派繁盛兴旺的热闹局面。
大唐时代是大融合的时代，大唐的文明之光照耀中外、彪炳千秋，这正是大唐王朝胸怀开阔风迎八方、气度恢宏海纳百川的结果。威震四方的大唐帝国，令国人自豪，令世界敬羡，令历史辉煌！
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他的《世界简史》中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
威尔斯是在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文明差异时，说这番话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它的文明成果在世界上有目共睹。正如威尔斯所说，开放的思想，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精神，是唐代文化的补强剂和复壮剂。它首先是从中原及西域各民族文化中博取众长，同时也通过丝绸之路与欧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充满了接纳外来文化的热情和创造求新的激情。因而使唐代出现多元化文化格局和百花争妍的文化局面。这种文化背景，为西域文化进入中原提供了方便。
古都长安，建筑宏伟，气势堂皇，是唐朝最大的城市，也是东方最著名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洋溢着一派汉唐风采，激荡着一种汉唐精神。气象壮观，国运昌隆。
作为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长安，居住人口为全国之首，约30多万户，100多万人口。公元631年唐太宗灭东突厥后，将突厥贵族等万户安置在长安，对他们实行怀柔政策。早自北魏时，流寓都城洛阳的西域人也有万户之众。在唐朝长、洛两京，熙来攘往、比肩接踵的人群中，西域胡人占有很大的比重。这里所说胡人，主要指塔里木河流域诸国和新疆境内少数民族，以及葱岭以西天山以北中亚昭武九姓的胡人，还有一部分印度人和波斯人。当时西域少数民族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陕西榆林早在汉代就有来自龟兹的移民，因而设立了龟兹县。塔里木河中游的温宿人人居陕西乾县的很多，所以乾县曾一度以温宿岭为县名。
除了上述安置的万户突厥人和唐以前留居的西域人，还有帮助唐朝平息“安史之乱”而留居长安的数千名漠北回纥人，以及大批逐利而来的胡商贩客。他们当中有些人腰缠万贯，乐不思蜀，就在长安娶妻生子，长住下来；另外有入仕为官的，如于阗王尉迟胜率兵助唐平叛后，留京任宿卫。尉迟青居住长安，德宗时官至将军；还有充当质子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都有以人质身份入住长安的，有不少质子留寓不返；再就是来长安传经布道的西域僧人，以及入国求知的西域学子；数量较多的居京人口，是到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
等高手，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榭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亮丽的风景线。
由于吐蕃势力强盛，安西四镇屡屡沦陷，河西一带也被吐蕃占据，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中断。这样一来，流寓长安的西域游子归途既绝，也只好滞留长安，由唐朝政府专设的礼宾机构给予管理和生活供给。
当时留下的胡人约有四千人，其中有些老胡客在长安居住达四十余年，他们都有妻子、有田宅。至于西域胡人娶汉女为妻者，也不在少数。
如此众多的西域人口，如此复杂的职业成分，又如此集中的齐居于长安，这在唐朝都城形成的文化能力及社会导向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文献记载，早年汉灵帝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所以“京城贵戚，皆竞为之”。可见，灵帝在汉代就已将西域文化和社会习俗全方位引进中原了，而且在京城贵戚中已形成气候。李唐政权建立后，不仅因袭了前代许多优良传统，而且在对待异族文化上更加开放，不问华夷，都能兼收并蓄二所以，国际商贸、各族人种、各类宗教、东西方文化，都能在长安这个东方大都会有一席之地，发挥一技之长。
西域少数民族入居人数的增长，使长安胡化之风盛极一时，喜好西域风尚、服饰、饮食、建筑、绘画、乐舞者，不仅局限于宫廷贵戚，而且也大盛于民间市井。
长安的建筑独具特色，华丽而宏大。但由于佛教的传人，西域佛教寺塔、石窟建筑形式也出现于洛、长两京，以致佛寺林立，佛塔遍布都城内外。甚至把罗马拜占廷的凉殿，也搬到夏日酷暑难耐的长安。在兴庆宫仿造的凉殿，原理是罗马的，但建筑形式仍是楼阁飞檐。殿内四周积水，水激扇车，雨帘飞洒，座内藏冰，身临这样的处所，盛夏犹如凉秋。玄宗建凉殿后，京城重臣贵族纷纷效仿，建筑豪华住宅，宅内设“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宛如盛暑中的凉风秋雨。
更有甚者，为了追求时髦，一些贵族竟把西域民族的帐篷搭在了城市里。性情豪放浪漫的诗人李白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庭院里搭了两顶蓝色帐篷，还在帐篷里接待客人。就连唐太宗的儿子承乾太子，也为胡风所迷醉，处处模仿胡人，宁愿说胡语而不说汉语。他也在皇宫空地上搭建了一座大帐篷，他本人则打扮成突厥可汗的模样，坐在帐前狼头纛下，亲手把煮熟的羊羔肉切成片大嚼大吃。连伺候他的奴仆，也都要穿着西域人的衣裳。
胡服在长安很流行，人们竞相以穿色彩鲜艳、翻领窄袖紧身的胡装为时尚。这一方面是因为唐朝人崇尚自由洒脱，在着装上追求奇装异服、标新立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胡装的确斑斓绰约，男人穿了显得矫健，女子穿了能透出体形的线条美。长安妇女以丰腴为美，衣着喜欢宽博。为了体现腰肢之纤袅，曲线之动人，就把紧身窄袖翻领的胡装与宽松飘洒华丽的唐装揉合起来，把长裙束在胸前腰下，造成“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在胸前”的审美效果。
除了胡服，长安还流行戴胡帽、穿胡鞋。胡帽有虚顶蕃帽、卷檐高帽、白皮帽、浑脱（毡油）帽等，有用绸缎制的，也有用毛皮制的，帽顶成尖形，饰以花纹和珠宝。胡鞋一般是一种轻便的靴子，多用皮革制成。
宫廷妇人学胡人骑马，更是一身胡装：头戴帷帽或叫裙帽，即面容外露，三面垂裙纱。身穿紧身窄袖衣，足蹬软筒皮靴，显得格外潇洒英武。这不仅是一种外在装饰上的模仿，这种模仿还为中原人注入了草原民族那种争强好胜、勇于进取的精神。
长安妇女的化妆，也出现了胡化的趋势。她们在眉间贴花钿，俗称“花子”，所谓“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在鬓畔画斜红，用西域出产的植物染料在眉尾处涂上红色；在脸上施胭脂，胭脂原名焉支，产于河西，是一些色彩艳丽的植物制成的化妆品。匈奴人在河西被汉军击败，失地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胭脂，痛心疾首地叹日：“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西域人少不了胭脂。那是古代审美的需要，也是现代审美的需要，胭脂一直流传到今天；用石黛画娥眉、用朱红点额头或面颊，这些西域化妆原料和化妆法，使中原玉女佳人更加柔情似水、妩媚动人；用唇膏涂口红，色彩艳丽，引人注目，只是西域女子喜涂整个嘴唇，而唐女点唇则尚娇小浓艳，所谓“樱桃小口一点红”。魅力无穷的口红不仅流传至今、传遍世界，而且使用口红涂唇今人更胜占人。此外，还用天蓝色、深蓝色的植物膏涂抹眼睑，这种审美趣味也被当代人所广泛接受。这些化妆原料和化妆方法，大都来自西域乃至印度、波斯。
唐朝妇女不拘一格、突出个性的服饰妆扮，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博大和超前，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这既是美化生活的需要，也展现了唐代社会开放的气度和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床榻桌椅在中原的广泛使用，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原自古没有床榻桌椅，到汉代时人们还习惯于席地而坐、打地铺而卧。西域游牧民族经常迁徙，在水草地上露宿时为了隔潮，就做了一些活动支架类似行军床的用具，平时合起来驮在牛背上，到了水草茂盛的地方宿营时，就打开这些支架，可坐可卧。汉灵帝喜好“胡床”、“胡座”，指的就是西域少数民族游牧时用的这种坐卧工具。在汉灵帝的倡导下，中原普遍使用床榻桌椅的风气盛行起来。经过中原能工巧匠的不断加工改造、雕镂美化，就发展成后来形形色色、质料各异的床榻桌椅，有帝王的龙床龙座，有百姓的板床矮凳，花样翻新，奇形怪状，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家庭用具。这些家具的原始形态，是西域少数民族适应生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产物。从席地坐卧上升于床榻桌椅，这是文明的提升，是人的尊严的提升。
唐代的床榻桌椅等家具，无论是宫廷贵戚还是市井平民，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具有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水平。所以在中华文明史上，应该为它留下色彩华丽的一个篇章。
中原汉人喜爱西域之物，有时也出于新鲜好奇的心理。唐太宗之子承乾太子全盘效仿西域生活习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还有当时由龟兹进贡的一种酷似玛瑙的石制枕头，据说枕着这个枕头睡觉可以梦游大地和苍穹，无所不至，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以有幸享用这个枕头而荣耀。还有高昌进贡的一种“鸣盐枕”，其形如玉，击之有声，可能是一种洁白的石膏制作而成，石膏与岩盐相似，但石膏中有气空，可以打击发出鸣响。于是这种有鸣声又凉爽的枕头，又成了唐朝王室的希罕之物。
长安的娱乐活动，也有了西域的风味。灯会本来是中原传统的文化项目，自从传来西域轮动的影灯后，使中原灯会更加多姿多采，火光灿烂。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晚上，长安举行了盛大的灯会，展示了从西域传来的灯轮即俗称走马灯。安福门外的灯轮高达二十丈，装饰着锦绮、金玉。五万盏华丽的花灯同时点燃，火树银花璨若星月，照得长安城如同白昼。数千宫女“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还有百姓少女妇人千余，也都花钗锦披，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的场面，前所未有。唐朝诗人笔下记录了当年的盛况：“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胡化之风无孔不入，成为长安普遍的时尚，甚至有些赶时髦、追浪潮的味道。难怪诗人元稹在他的名篇《法曲》一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毡腥膻满咸洛。
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这种盛行胡风的情况，使诗人有些忧虑。《火凤》和《春莺啭》是西域人演奏和夹杂着西域音乐成分的乐曲，听之往往造成“多咽绝”、“长萧索”的艺术效果，令人伤感。五十年来这种风气经久不衰，是否有些反常？
甚至连酷爱西域艺术和外来文化的大诗人自居易，最初对猛烈而来的西域胡风的影响也不能适应。他在《时世妆》一诗中，就对妇女胡化的化妆提出异议：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域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舍非啼。
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妆。
昔闻披发伊川中，幸有见之知有戎。
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
白居易认为涂了口红“唇似泥”，画了双眉“八字低”，头堆发髻、面抹红脂“失本态”、“非华风”，总之是看不惯。
不仅如此，胡化之风也引起当时文人史家的不安，《旧唐书》中就说，过去妇女戴“幕离”遮蔽全身，但自从中宗即位，“宫禁宽驰，公私妇人，无覆‘幕离’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覆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更有妇女骑马，还不戴帷帽，“露鬓驰骋”，甚至穿着男子的服装和皮靴。特别是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竟皆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把羯胡之乱，归于胡化之风。
尽管如此，贵族士庶还是“好衣胡服”，“妇人则簪步摇”，“衣服制度，襟袖窄小”。花蕊夫人《宫词》仍在赞美：“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人们还是喜爱胡服，津津乐道于“细氍胡衫双袖小”、“红掩画衫缠腕出”，体现人体曲线之美。更有甚者，唐代法服中有六合，是典型的胡服，竟然作为“文武百僚之服”，招摇于宫廷帝殿之间。外来文化被当作时髦而流行，其实大可不必担心。充其量只是对中原文化的补充和局部变异，并不能改变其主体属性。事实上，对西域文化的吸收，使中原文化更加丰富多姿，五彩斑斓。
以塔里木河流域诸国为代表的西域文化，大规模全方位地涌人中原，盛行京都，牵动朝野，给东土送来一股清新强劲的异域之风，对汉地文化的陈规定势产生巨大冲击。汉文化正处于唐朝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具有博大的融合吸纳功能和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气度，因此中原文化就能不断吐故纳新、补充完善自己，以非凡的勇气和自信，面对四面来风，在文化对流中选择吸收，使唐代文化充满活力，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一个融合的时代，它的包容性是十分宏大的，但它的选择性也很严格。然而，再严格的选择也无法回避西域新颖特殊的饮食和精美绝伦的乐舞的诱惑。
胡姬当垆笑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