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杜尔哥在这里又转到另一条道路上去了，他离开了正确的出发点，即应把利润看做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和普遍形式，并从中引出利息和地租。他起初把利润归结为利息，那是所有资本家都有权获得的最低限额。如果资本家不是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出入于工厂的烟尘之中，或是跟雇农一起在阳光下干活，那么他本应有某种补贴一种特别的工资。接着，利息本身又被归结为地租，要知道，用资本所能做的最简单的事莫过于购置土地并将它毫不费力地租赁出去。现在地租成了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其他形式都是从地租中派生出来的。整个社会再一次“坐享其成”——坐享只有农业才生产的成果，杜尔哥又重新回到了重农主义的怀抱。
众所周知，伟大思想家的错误有时也是富有教益和重要意义的，杜尔哥也是如此。在考察运用资本的各种方法时他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如资本竞争问题、利润率自然均等问题（由于资本可以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李嘉图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法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探索为马克思
解决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利润
和生产价格、借贷资本和利息以及地租等理论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大臣
波旁王朝的国王们给后代留下了箴言。据传说，亨利四世说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路易十四的名言道出了专制王权的实质：“朕即国家”。路易十五的一句话同样著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六没有留下格言，也许是因为他不久就被处死，也许是因为不值得一提。正如米拉波（重农主义者米拉波侯爵的儿子）所说，在路易十六的皇室中唯一有头脑的人是皇后玛利亚·安东尼特。
路易十五于1774年5月死于天花，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因极端反动和财政危机著称。专制君主的死亡通常会引起某种自由思潮，即使在新君主上台之初还会存在一个时期。路易十四死后的情况是这样，俄国帕维尔一世和尼古拉一世死后的情形也是这样。路易十五的去世使整个法国松了一口气，哲学家们期待二十岁的年轻而温和的国王最终开辟一个他们所想像的“理性时代”。杜尔哥的任职对这种希望是一个新的刺激，他先是任海军大臣，几个月后调任财政大臣（财政总监），实际上掌管了国内事务大权。
人们常说杜尔哥就任大臣是偶然的：他的朋友、修道院院长维利私下传话给莫列巴伯爵夫人，这位夫人又督促了一下自己的丈夫——新国王的红人。这样说只有部分正确，实际上任命杜尔哥是宫廷倾轧的结果。莫列巴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想利用杜尔哥的名望和公认的廉洁公正为自己捞取好处，至于杜尔哥的思想和纲领则不关他的事。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前已指出，法国早巳感到有必要实行某种改变了，甚至封建贵族上层分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需要一个同朝廷佞臣没有牵连、一身清白的新人。这个新人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杜尔哥。对承担这样一个打扫国家财政经济肮脏马厩的任务，杜尔哥决不认为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十分清醒地知道肩上担子的沉重，不过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没有被压倒。他的办法就是实行大胆的资产阶级改革，他认为从人类的理性和进步来看这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说：“杜尔哥是个伟人，因为他符合于自己的时代。”马克思又说：“他（杜尔哥——译者注）是一个推翻旧政权的才智之士，路易十六则是这种旧政权的化身。”在财政大臣任内，杜尔哥做了些什么呢？如果考虑到他任期之短和他碰到的困难之大，对他的政绩会难以置信的。不错，论最终的长期的结果，确实很少，但他的挫折具有革命意义。如果说像杜尔哥这样的人也不能实行改革，那就意味着改革是不可能的。
因此，从杜尔哥的改革就直接走上了夺取巴士底狱（1789年）和冲击杜尔里宫（1792年）的道路。
从杜尔哥上任第一天起，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整顿国家财政。他有一个长期打算，包括实行这样一些激进的改革，比如取消包税制，对土地所有者征税。他对这些措施不想大肆宣扬，他知道这会在特权利益集团中引起怎样的反应。他暂时以极大的决心推行了许多局部措施，以期消除税收制度上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最不公平的地方。减轻工商业的负担，压抑一下包税人。另一方面，杜尔哥想限制预算开支，主要是限制王宫的开支。这一想法立即同挥金如土的玛利亚·安东尼特发生了冲突。杜尔哥使预算有了一些改善，同时恢复了国家信贷，但是他的敌人不断增加，而且反对他的劲头也越来越大。
杜尔哥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是实行谷物和面粉的自由贸易，取消在前任大臣支持下由狡猾的招摇撞骗者所把持的垄断。
然而，这项原则上进步的措施却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麻烦。1774年收成不好，来年春天谷价明显上涨，在几个城市特别在巴黎发生了民众骚动。尽管没有成功，但有证据表明，骚乱多半是由杜尔哥的敌人鼓动和组织的，为的是动摇他的地位。杜尔哥以坚决的手段恢复了秩序。他可能以为人民不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他要不择手段地让人民理解这种利益。所有这些都被杜尔哥的敌人用来反对他。莫列巴也悄悄地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他越来越害怕和嫉妒杜尔哥了。
而杜尔哥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进。1776年初他成功地使国王赞成了六项法令，这些法令对封建主义的破坏作用，比他以前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大。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取消农民的道路徭役义务；取消手工业同业公会。杜尔哥不无根据地认为，第二项法令是使工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家迅速成长的必要条件。法令遇到了激烈的反抗，它们成了巴黎议会辩论的中心（只有在议会通过之后，它们才能成为法律）。斗争持续了两个多月，2月12日终于获得通过，法令开始生效。
这是“皮鲁士式的胜利”。旧王朝的各种势力现在都联合起来反对这位主张改革的大臣了：宫廷佞臣、高级教士、贵族、法官和行会资产者。
人民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杜尔哥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农民为摆脱令人痛恨的徭役而高兴，但未必知道杜尔哥的名字。粗通文理的巴黎师傅们感到喜悦，并写诗歌赞扬他。但人民地位低下，敌人却在上层。有趣的诗歌同杜尔哥那些有条理的文章都被淹没了，歪诗和嘲讽漫骂的小册子席卷巴黎。诋毁他的那些作品，有的出自巴黎的高手，有的出自平庸的哲学家，还有的出自“经济学家宗派”中的傀儡，但他们伤害不了杜尔哥坚定正直的人品，也没有什么人相信他们发出的责难。
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要财政大臣为宫廷集团拨款。其他大臣也串通一气反对杜尔哥。皇后要求把杜尔哥逮捕下狱。国王弟弟是最卖力诋毁杜尔哥的人之一。
在这场喧嚣中，坚定不移、自尊而正直的杜尔哥益发显得是一位伟大的悲剧性人物了。
他的失败不可避免。路易十六终于向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屈服了。他没有当面要求自己的大臣辞职，而是派了一位朝廷使者向杜尔哥作了转达。这件事发生在1776年5月12日。杜尔哥过去所实行的大多数措施，特别是前已述及的那些法令很快就完全或部分地取消了，一切恢复原样。杜尔哥吸收进国家机构的同伴和助手同他一起被辞退，有的还出走巴黎。重农主义者和百科全书派的希望破灭了。
人
尽管杜尔哥不到50岁，可他的身体大大衰弱了，特别是痛风折磨着他。他当大臣20个月期间有7个月卧床不起，可是他的工作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制定法令草案，作报告，发信函，接见政府官员，向助手作指示，他有时是带着轻便躺椅进国王办公室的。
疾病时时折磨着他，但杜尔哥倒不怎么害怕。有一阵子他只能靠拐杖走路，可他还幽默地称之为“我的大脚”。杜尔哥最后死于肝病，时间是1781年3月，在他退休5年以后。
杜尔哥的沉着镇静使朋友们感到谅奇，在失宠和改革失败的日子里越发显得难得。他甚至还能同找借口拆查他信件的监察官开玩笑。看起来他对自己的这一段生活还是满意的：15年间忙于省长和大臣的政务，无暇读书，也顾不上研究和交往，现在有时间了。
1776牛7月杜尔哥在给他的秘书和朋友卡依尔的信中说：“余暇和闲暇是我任大臣两年问的主要纯产品。我尽力设法愉快而有效地利用它们。”
杜尔哥晚年的信件多次提到他的图书，这些书是他去世前几个月搬到他买的新居中去的。在很多信中他讨论了文学和音乐问题，谈到自己在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工作。
1778年杜尔哥作为一年一度的科学院院长，郑重地介绍自己的新朋友富兰克林作为科学院的成员。富兰克林当时任起义的英国殖民地驻法国大使。杜尔哥为富兰克林写了自己的最后一部经济学著作《论赋税》。在那些年中，美洲的事态强烈地吸引着他，就像吸引着整个法国社会一样。杜尔哥总是以其所特有的乐观主义态度期望海外共和国能够避免衰朽的封建欧洲所犯的错误和缺陷。
杜尔哥是他的老朋友丹维尔公爵和哲学家爱尔维修遗孀的沙龙的常客，那里集中了一批思想最自由和最有教养的人。人类理性的伟大崇拜者的理性一直保留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杜尔哥一直是个相当严肃的人，缺乏灵活性和过于直率是他应受责备的缺点，这使那些甚至跟他很熟的人有时也难以跟他共事，至于那些不太熟的人更不消说了。
他特别憎恶那些伪君子、轻浮和动摇不定的人。他没有宫廷派头，也不想学它。一位传记作者说，他的外表也使凡尔赛的那些小人感到心神不安和害怕：“锐利的目光，宽阔的前额，伟人的头脑和像罗马铜像一样的尊严。”
他虽然人在凡尔赛，但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他却没有投合宫廷。他虽才华出众，但却没有这样一种本领，用达莱兰德的话说，这种本领就是“说话不是为了解释自己的想法，反而是为了掩饰它”。
杜尔哥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集深刻的革新学者的才华、实践家及国家活动家的出色能力于一身，这样的人物在经济科学史上实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