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为自己的一位创始人举行了周年纪念：197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二百五十周年，1976年是《国富论》问世二百周年。这位苏格兰人质朴而且不引人注目的性格，同他在科学上的巨大作用形成了令人惊异的对照，这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英国经济学家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政论家伍德·贝季浩特在1876年曾指出：“对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人们已经说了不知多少，但对他本人却谈得很少。问题不仅在于他是最富有特点的人士之一，而且还在于如果不了解他是怎样一个人，恐怕也就不能理解他的著作。”当然，贝季浩特以后对斯密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可是到了1948年，英国学者亚历山大·戈雷仍很有根据地说：“亚当·斯密显然是18世纪杰出的学者之一，到19世纪在他的祖国和全世界仍有巨大影响。相比之下，我们对他的生平详情的了解少得令人吃惊……他的传记作者不得已只好用别的东西来填补资料的不足，以至于写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是亚当·斯密的生平，不如说是他的时代的历史。”时代的需要产生了需要的人物。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英国政治经济学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创造一个体系把各种经济知识整理和概括进去。斯密能够胜任这一任务，这位苏格兰人善于把抽象思维和对具体事物的生动描述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有极为认真和科学、诚实态度；他善于利用别人的思想，又长于批判和独立思考；他有科学家和普通人的勇气，又有教授的稳健和条理。
经济科学的诱人之处在于它使人能够懂得（至少它企图解释）这样一些表面现象的含义，这些现象是简单的、人们日常会碰到的、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货币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了，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谁都想拥有它。但是，货币却包含着许多秘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是极为复杂的，而且它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审视，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斯密对日常经济现象非常敏感，在他的笔下，购买者和销售者的各种行为，土地租佃和工人的秘密，赋税的征收和票据的计算，全都有了特定的含义。本来，不了解这些就不能了解在政策领域（由国家支配的“优雅”高级的领域）中所发生的情形。在拜伦和普希金时代，政治经济学已经显得那样有趣，这要归功于亚当·斯密。
不过，最主要的是，斯密虽然代表着正在成长的产业资产阶级利益，但他却决不是它的毫无保留的辩护士。他不仅在主观上追求科学的、公正的和独立的思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立场和态度使他有可能创立出一种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企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斯密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瑰宝，是18世纪经济思想的顶峰。
苏格兰
只有考虑到亚当·斯密是一个苏格兰人，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这已是普遍的看法了。
“苏格兰人决不是英格兰人”。这是另一位伟大的苏格兰人、盘尼西林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列明一本传记的开场白（传记作者是法国作家安德烈·莫鲁瓦）。苏格兰的民族特点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如果想把实际情况同对苏格兰人数不清的传统观念以及嘲笑和虚构的说法区分开来就更为不易，这些传统的观念和说法在他们的南方邻居英格兰人中间已经流传了百年。
比方说，这个人口不多的民族（斯密时代约150万人）以勤劳节俭和精打细算著称；他们头脑冷静，沉默寡言，实事求是；他们爱好抽象议论，喜欢“自作聪明”，等等。
这些说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可是这未必能说明斯密的个性及其观点的特点。苏格兰对他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刻和复杂，这种影响不仅决定于一般和抽象的民族特点，而且决定于斯密时代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具体状况。
英格兰和苏格兰于1707年最终实现了合并，这有利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制造业者、商人和富裕的租地农场主，这些人的影响力显著加强了。两国问关税壁垒的消除扩大了苏格兰畜产品在英格兰的销售。格拉斯哥的商人也获准同英格兰在美洲的殖民地通商贸易。英格兰的资产阶级很乐于放弃他们的宗派精神，因为他们在新的美洲殖民地必然要起支配作用；相反，苏格兰民族则多半反对与英格兰合并，他们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山地民族（当时还生活在带有氏族制度残余的封建秩序之下）多次发动暴乱，但是由于他们得不到经济更发达的平原地区的苏格兰人的支持，因而暴乱皆以失败告终。
合并以后，苏格兰的经济逐渐发展了起来，尽管有的部门受到英格兰的竞争的损害，有的部门还受着顽固的封建秩序的束缚。
格拉斯哥港发展得特别迅速，在它的周围出现了大片的工业园区。
来自农村和城区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苏格兰、英格兰和美洲广阔的销售市场，促进了工业的增长。大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开始从事农业改良。从1707年合并到1776年《国富论》问世的七十年问，苏格兰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诚然，经济进步几乎只触及到了平原地区，但是斯密的一生却几乎全是在柯卡尔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三城镇之间的三角地带度过的。
在斯密成年时期，经济的发展已使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它们已经成了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国家。
对斯密来说这是特别明显的，他对各种问题的观察都是从发展生产力和“国民财富”的角度出发的。至于苏格兰人的宗派特点，像许多有教养的苏格兰人一样，在斯密那里只是“文化的”、感情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
教会和宗教对社会生活和科学的影响渐趋减少。教会失去了对大学的控制。与牛津和剑桥不同，苏格兰的大学以思想自由、推崇世俗科学和注重实际而著称。在这些方面格拉斯哥大学（斯密留在此学习和任教）尤为突出。发明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现代技术的创始者之一约瑟夫·布拉克，都曾在这所大学工作，而且是斯密的朋友。大约在18世纪50年代，苏格兰进人文化高度发展时期，它在科学和工艺各种领域都显现出来。半个世纪之内在小小的苏格兰出现了一大批出色的人物，除了已提到的以外，还有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和哲学家大卫·休谟，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福古森。斯密同地质学家詹姆斯·霍顿、著名医生威廉·亨特以及建筑学家罗伯特·亚当都很熟识，这些人及其著作不仅扬名英国，而且闻名国外。
这就是斯密成长的环境和气氛。当然，斯密决不仅是苏格兰文化的产儿，他的经济观察也远远超出了苏格兰。英格兰的科学与文化首先是它的哲学和经济思想对斯密的影响并不亚于纯粹苏格兰的影响。就实践的意义来说，斯密全部著作的目的在于对联合王国和伦敦政府的经济政策施加一定的（反重商主义的）影响。
最后还应该指出法国对斯密的影响。自从玛利亚·斯图亚特时代起，苏格兰同法国就有传统的联系，法国文化在这里的影响显得比在英格兰要强烈。斯密很了解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也很
喜欢卢梭的第一部著作和《百科全书》。
斯密教授
亚当·斯密1723年生于爱丁堡附近的一个小城柯卡尔迪，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关官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是这位年轻寡妇的独生子，而母亲也是他生活的中心。小斯密体弱多病，不爱跟同伴玩耍。家庭生活不富裕但也不贫穷。幸好柯卡尔迪有很好的学校和老师，而其他不少学校的老师照例也只在引证《圣经》和拉丁文语法方面比孩子们强些。此外，斯密从小就爱跟书本打交道，这是斯密渊博学识最初的萌芽。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斯密没有受到像贵族杜尔哥那样良好的教育，特别是他从未遇到过优秀的法语教师，也没有正规学过法语会话，尽管他能顺利阅读。在18世纪不懂古文就不算受过教育。不过，斯密在大学时在一定程度上已掌握了古文（特别是古希腊语）。
斯密14岁（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在学完了必修的逻辑学（初级教程）以后，他转而学习道德哲学，从此选择了人文科学方向。他同时还学了数学和天文学，而且一直以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当不错的知识而闻名，17岁时斯密在同学中已经有了学者的名声。他能在人声嘈杂的场合突然陷入沉思，或是忘掉周围的一切而自言自语，这种脾性保持了一生。1740年斯密顺利完成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功课，获得奖学金去牛津大学深造，奖学金是从一位富有的慈善家的遗产中支付的。斯密在牛津度过了将近六年，从未离开过那里。
教授和督学们密切注视着学生们的阅读，不许他们阅读那些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书籍。斯密在牛津的生活是沉闷的，留给他的印象是不愉快的，想起它就使斯密感到头痛。书籍是他唯一的朋友，他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不过对经济科学的特殊兴趣当时还没有表现出来。
继续待在英格兰已无必要，加之1745～1746年间发生的政治事件——斯图亚特王朝拥护者的暴乱迫使斯密在1746年夏天回到了柯卡尔迪，他在那里待了两年，继续自修。爱丁堡之行使他结识了爱丁堡法律界的一位头面人物亨利·霍姆（即后来的凯姆斯勋爵），使他得以作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在那里开设了英国文学课。斯密的讲授获得了成功，选题范围随后也有了一些变动，自然法成了讲授的主要内容。在当时，自然法这个概念不仅包括法律方面的内容，而且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特殊兴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显露出来的。
斯密早在1750～1751年间就发表了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1755年他把这些思想写进了他在爱丁堡大学的讲义中。他说：“政治家和计划者常常把人看做是借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计划者（即政治家——作者注）破坏了人类事务的自然进程，他们应当让自然界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使其有充分的自由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计划……为此，国家从最低级的阶段发展到最高级的富裕阶段，所需要的只是和平、轻税和一定程度的司法制度；所有其他事情都应听其自然发展，强使事情向其他方向发展或是企图使社会发展停留在某一点上的政府都是不自然的。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它们必然要采取强制的、暴君式的手段。”这是18世纪进步资产阶级的语言，这个阶级对当时的国家（它还未脱去自己的封建外衣）抱着严厉的态度。从这些话中人们可以感到斯密的勇气和决心。在《国富论》中，斯密以嘲讽和愤慨的口气提到“那些阴险狡猾的创造者，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国家的活动家或政治家，他们的决定是由变动不定的和过渡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可以想见，这里不仅表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当时国家所持的否定态度，也表现了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对官僚和政客的深恶痛绝。
斯密1751年来到格拉斯哥，在大学任教授。他起初主持逻辑学讲座，后来主持道德哲学即社会科学讲座。他在格拉斯哥待了十三年，其间定期地每年有两三个月去爱丁堡。他回忆往事时，总是说这些年是他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时期。他生活在亲朋好友中间，赢得了教授、学生和知名人士的尊重。他可以毫无妨碍地从事他所期望的科学工作。在他周围有许多朋友，他开始有了不列巅单身汉和“俱乐部人”的特点，这个特点保持了一生。
他于1759年发表了第一部专著《道德情操论》，这部书是斯
密哲学和经济思想形成阶段的一部著作。
反封建的平等思想在他的学说中占有显著地位。每个人就其本性而言都是平等的，因此，道德原则应当同样适用于所有的人。
然而，斯密是从抽象的人的行为的“自然”法则出发的，而且十分含糊地表示道德伦理是基于一定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因此，在否认宗教道德观和“天赋道德情操”的同时，他又将道德置于另一个抽象原则——“同情原理”之上。他想用对待别人的态度来解释一切人的情操和行为，即看一个人能否对别人“解囊相助”，能否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些思想无疑是阐述得十分精彩而鲜明的，可是它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唯物主义道德观的基础。《道德情操论》没有越过18世纪，也未能使斯密的名字永垂青史；相反，倒是由于《国富论》的声望才使《道德情操论》未被人遗忘。
在从事《道德情操论》写作的过程中，斯密科学兴趣的方向有了显著变化，他对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钻研。促使他这样做的不仅是内心的爱好，而且是时代的要求。在工商业城市——格拉斯哥，经济问题已经特别深入人心，成立了专门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讨论贸易和关税、工资和银行事务、土地租赁条件以及殖民地问题等等。斯密很快就成了这个俱乐部的著名成员之一，同大卫·休谟的结识和友谊也是使斯密转向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