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价格取决于需求函数公式即其弹性的性质。同样明显的是，能提供最大货款（收入）的价格并不是最高的价格，而是某一具体的价格，它是卖方通过多次试验和错误力求接近的价格。库尔诺的分析从最简单的（按他的说法）情况——自然垄断开始。假定某种特殊的矿泉水的水源为某人所占有，在这种情况下该所有者为保证从售卖矿泉水中获得最大收入，那应当索要多高价格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库尔诺转到了更复杂的情况，加进了一些补充因素（生产成本、竞争以及其他限制）。
他考察了双头垄断、数量有限的竞争和自由竞争等各种情形。他建立模式的程序同19世纪历史发展过程（从自由竞争到垄断）是相反的。
全部分析都基于利用一种方法，即基于决定需求函数的极值，该函数的形式以市场情况为转移。这个研究具有数学的精确性和逻辑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库尔诺的著作很不同于他同时代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库尔诺的语言对他们来说像外语一样陌生，当然他们也就不会理解它了。
库尔诺的学说有原则性缺点，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应当把它看做是资产阶级辩护性的学说。因为库尔诺无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其他根本规律。在他的模式中所考察的仅仅是价格本身，而且在他那里价格是在流通领域形成的，同生产几乎毫无联系。在对垄断和竞争的解释中他也歪曲了实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许多重要因素。库尔诺远离资本主义矛盾的“纯粹政治经济学”是主观主义学派的来源之一，正是该学派代表者在库尔诺死后不久就“重新”发现了他，并把他看做是先驱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不过，现在对我们说来，重要的不是库尔诺世界观的合乎规律的局限性，而是他创造了研究具体经济问题的方法，他在这方面是真正的开拓者，为科学开辟了新道路。
库尔诺知道，假如用经验性材料，用反映经济实际的数字加以充实的话，则他的数学模式可以成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武器。
杜能和边际分析几乎与库尔诺同时（甚至更早些），德国人约翰·杜能提出了另一个经济模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库尔诺说到过）用经验资料去充实它。杜能是北德意志的一个容克（地主），他在自己不大的庄园中终生平静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这个地主却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思想家，他解决了另外一个经济任务。他假定存在着这样一个图形的经济区域，其土地之肥沃程度几乎到处一样，中心是一个城市，该城市构成对农产品需求的唯一来源。通过对这个模式的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农业经济的各个部门按照递减的程度分布于若干同心圆轨迹上是最为适宜的。杜能十分认真和不厌其烦地计算了这个经济中的开销和成果。其中包括计算了这样一种情形，即依照一定的农产品价格在离城市多远的地方，其运输成本和纯收益相抵消（纯收益即总收益减去生产成本）而生产却无利可图。如果说库尔诺是抽象的数理经济学的祖师，那么杜能的计算有时可以被看做是经济计量学（数理经济学）的样板，在这种数理经济学中包括统计说明以及制定基于实际计算的经验性模式。
杜能唯一的著作是《孤立国及其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第一卷出版于1826年，第二卷的一部分出版于1850年，该卷的另一部分和第三卷是在作者死后出版的（1863年）。杜能的著作几乎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和评论。
建立经验性的经济数学模式不是杜能的唯一成就，他还企图在亚当·斯密（杜能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权威）停止的地方继续研究收入的分配。奇怪的是他对李嘉图的著作竟然一无所知，而独自发挥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级差地租论。他所走的道路接近于英国人的道路，然而他更为一贯和广泛运用的方法是研究经济现象的边际方法。
和库尔诺一样，杜能试图严格地遵循某种统一的方法，他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是相当直观的，这种方法在数十年间超过了经济分析的各种技术的发展。任何经济过程都是由微小增量的渐进而发展的，在达到某种界限和极限之前只有数量上的变化。杜能用这种方法对逐渐接近和自然地摸索到的某种均衡状态和最佳状态作了解释。他用这种方法分析了劳动与资本（即人手和机器）相互依存的过程，阐述了最优生产结构。
这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它同马克思的研究并不是不相容的。事实上借助于类似的推论，马克思说明了（比如说）资本如何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而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了平均利润率。
后来，微小增量和边际方法在经济科学中获得了边际主义的名称（它来自法文marge和英文marn，意指界限、边沿和极限）。
无论在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中，一般都认为边际主义在实践上是同主观主义学派相结合的一个特殊的理论流派。
这个主观主义学派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它反对劳动价值论和以它为基础的分配论，反对以社会的态度对待经济现象。不能认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然而边际主义本身是一种严密的分析方法，可以用来研究经济中的最优行为原则，以便接近于达到最优状态和作出最优决定。
民主德国经济学家格尔曼·列曼指出，在19世纪前半期，发展了边际分析的既有主观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也有站在劳动价值论立场上并对经济现象持社会态度的学者。他认为李嘉图和杜能是后一种人的主要代表者。他指出：“庸俗的边际经济分析同与古典的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边际分析之间的区别，暂时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然而，今天当经济现象的最优化和马克思的价值论之间的联系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作出上述区别就特别重要了。”我认为，列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求运用现代的数学分析法，其中包括极限法，同时保持和发展作为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原理这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效用
在历史上，经济研究的数学方法开始传播之日，正是资产阶级科学中的主观心理学派建立之时。价值范畴被主观效用所取代，社会的客观方法被抛弃了。
集中注意经济物品的效用问题，不应只看做是这个学派的反面（消极）特点。将效用与边际方法相结合，应能制定出崭新的和应有的经济研究方法。效用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与李嘉图以后的官方政治经济学是大相径庭的。这些问题包括：人的消费的经济特点以及满足消费的特点；满足程度随着消费饱和而变动，物品效用对同一个人在时间上的比较，对不同的人在空间上的比较；消费选择的心理；消费的重要性次序的排列，等等。
19世纪70年代以前，试图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都碰了壁，他们的著作无人问津，不被人理解。精明能干的德国经济学家戈森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在1854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行为的准则》的书，结果却无人理睬，戈森（一个反常和神经质的人）对此感到十分伤心，几年以后他曾想把他的书从书店收回并销毁掉。戈森死于1858年，时年47岁。二十年后戈森的书被杰文斯发现，杰文斯不久便宣布这位被人遗忘的德国人是新经济理论的最初发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