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子说，翠微山砦对于邑人有示范作用，“邑人仿效之，得免寇攘之难”（《先叔兄纪略》）。据近人所修《翠微峰志》，这一带山，直到近世，仍然被宁都人作为逃避战乱的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曾有国民党残部在这里凭险顽抗，仗打得很激烈。五十年代有一部影片《翠岗红旗》，取材于这次战役，“翠岗”即翠微峰。只是易堂未曾动用的军事设施，到此时肯定已荡然无存。
走在山中，我们看到了形制互异的寨门。除了夹在山间的大小田块和农人踩出的小路，残存的寨门寨墙（甚至还有修筑于近代的地堡），是金精山中最易于辨识的人迹。却又正是这些人迹，使得历史的印痕模糊不清，三百多年前与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像，交错叠印在了一起。
魏禧、彭士望均不乏“先几之识”。南昌之屠，彭士望、林时益已先期南下；宁都之屠，诸子已在翠微峰顶。一些年后，叔子向方以智的三个儿子传授保全之道，说的就是上面的事：“昔者甲申之变，禧与父兄谋破产二千余石，营金精斗绝而居之，后七年宁都城破，家得全。益（按即林时益）于乙酉兵未入境，遽同彭躬庵挈家南走，从侨居焉，婚友见者，无不背面相笑，后五年江城屠且尽。”（《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这群书生何尝缺乏生存智慧，他们是太善于保护自己了。
倘若仅据《易堂记》有关“军事设施”的记述，想象诸子随时处于防御状态，离事实也未免太远。由他们（尤其叔子）的文字看，聚居翠微峰的日子，这班朋友毋宁说是相当闲适的。从山上看下去，的确令人会有置身世外、置身局外的错觉，如季子所说“水流花开，与世相隔”（《答曾庭闻》，《魏季子文集》卷二）。
对于叔子，翠微峰的清晨是美好的。当着“天宇初开，万物东作”，由翠微峰顶起身，他感到的是“殷殷隆隆，山色郁然而虚静无一物”（《许士重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
山中之夜，天幕高远而澄澈，枝缝叶隙间，有灿烂的星斗。当此时，会有笛声，由山峦间悠然而起（《翠微夜闻笛》，《魏季子文集》卷四）。倘是月明之夜，中宵梦醒，会见月色满壁，如卧冰壶（《翠微中睡醒同伴坐月》、《五月十四夜睡起坐月》，《魏伯子文集》卷七）。无锡邹氏访翠微峰，“薄暮坐勺庭中，风起，云四尽，月出如白日，池水光可见须眉，邹子大叫‘奇绝’”（叔子《邹幼圃来翠微峰记》）。
一个这样的夜晚，季子备了醇醪佳酿，邀朋友在“吾庐”赏月。其时月华浮荡如水，浓雾悄然涌起，远近的山峦如岛屿浮出海上。被奇境所醉倒，在场的人一时静默无语。彭士望“负杖独来，倏然若游鱼出于水际”，叔子问彭氏“乐乎”？彭漫然答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众人大笑（《吾庐饮酒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如此良夜，的确令人心醉。
山居多暇，可以从容地观赏山色的晦明变幻，细细地玩赏春天的花，秋日的静。
叔子曾不无得意地说：“方春桃花开，四面花灼灼”（《勺庭示诸生杂得十二首》，《魏叔子诗集》卷四）；还写道：“勺庭桃李花，烂漫照水隅。”（同卷《赠门人卢永言二十初度》）由诸子的诗文可知，其地还有桂、梧桐、腊梅、椿树、楸树、竹、荼、月刺之属，“桂尤盛，四时花不绝”（《易堂记》）。你不妨想象那些庐舍氤氲在花香之中。黄昏或者月夜，当诸子高谈阔论之时，周遭或许就有暗香浮动。
季子在诗中说：“石上芙蓉开，秋日静如水。”（《卢孝则移家城中来吾庐示留别诗聊答赠》，《魏季子文集》卷二）他还有“山日清如泉”的诗句（同卷《山中秋思寄怀阴生寅宾》）。非处此境，即不能体验如此清澈的宁静。当此时若有屐声传来，那可能是良朋来访。入夜，你可以听到静中的汲水声，舂米声。月落时分，则有山寺的钟声“迢递到枕席”（同上《随成》）。倘若你于此时起身，会听到空阶上竹露滴落，宿莽中秋虫吟唱。
金精十二峰·山岩
山中景色，即使严冬也有其胜。叔子记他在翠微峰看木冰（又称“树介”、“木稼介”，即草树裹冰如甲胄），说所见冰凌“裂竹折树”，光怪陆离，与彭士望、季子“蹑屐游目”，几“不知有身”（《凌记跋》，《魏叔子文集》卷一二）。季子也说“木介”虽说不上是什么“佳事”，“然坐冰壶中，脏腹皆虚照也，则甚乐”（《答曾止山》，《魏季子文集》卷九）。
如若一个严寒的夜晚，更深人静时有叩门声，那或许是某子读书到兴奋处，邀同伴共享一份激动。彭士望就曾记叔子在山中读曾灿带回的姜宸英《真意堂稿》，“雪夜异寒，读之狂喜，呼和公，扣弟扉，共赏击节，亟命儿子钞诵之”（《复邹士书》，《树庐文钞》卷四）。事后叔子也自笑“黑夜上下数百磴，惊山中鸡犬”（《与彭躬庵》，《魏叔子文集》卷七）。姜氏的文集我也读过，实在想不出激动了叔子的是什么。
这一时期山外的世界，波诡云谲，却无妨诸子有这样的好兴致，与王夫之《永历实录》所写，不像在同一世界。但诸子并非即在世外。林时益的诗中，就写到了山下兵丁野营的篝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熄。叔子也曾在秋山的风雨之夜，百感交集，辗转反侧而不能成眠（《不寐》，《魏叔子诗集》卷六）。
明代在文学史上，小说独揽其胜，诗、古文似无足观，明代士人却以人生为诗，追求诗意地生存。即如魏氏兄弟虽不长于诗，却无妨其有诗人的气质情怀，甚至将危机时刻的生活也当诗作了。
经了三百多年的风雨，翠微峰顶的庭园花木，像被风化在了岁月中。我的同伴在那里见到了丛林中的水池，未知是否易堂旧物。山间的清风明月依旧，你却什么也不能确证。你在刹那间会疑惑，是否真的有那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将他们的故事演绎得曲折有致。他们的行踪被岁月抹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几年前我曾与一群年轻的伙伴，在豫南的山中夜宿，见到了久违的繁星。那是一个无风的月明之夜。夜半如厕，看到附近山上的树，树冠在月光下怒张着，凝然不动，竟恐怖起来。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读山》，友人说读了那文字不禁失笑，说我全不懂山。我的确是大平原上人。
由诸子的文字看，山居的诗意并不属于住在此山的每一个人，也不属于所有时辰。林时益就曾经写到，他在山中种了一点菜，无奈却为贫困的邻人所摘（《谷中九九诗》，《朱中尉诗集》卷一）。
山居苦雨而又苦旱，翠微峰上一再有泉涸之忧。用李腾蛟的话说，即“山泉渴已甚”（《过水庄访魏冰叔》，《半庐文稿》卷三）。由彭士望《易堂记》所列禁约，易堂对于用水的严格管理，也可以想见水资源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甚至有不得不由山下汲水的时候——那当然要赖僮仆的劳作，其辛苦可知。翠微峰上的小社会组织之严密，与其说出于守御的需要，不如说更出于资源——首先即水，此外尚有薪等——分配的需要。诸子终于散居，也应与用水的紧张有关。季子就说过“山居泉涸思迁徙”（《喜雨示俨侃生日》，《魏季子文集》卷三）。
水荒之外，也曾为积潦所困。盛夏淫雨，大水漂物，彭士望在《易堂记》中写到过。伯子、季子都一再写为淫雨所苦，如“苦雨连旬，云生窗户，岩溜噪耳欲聋”（伯子《与李咸斋》）；如“危峰苦雨，孟夏如秋”（季子《答曾庭闻》）。
淫雨之外，还有令人咫尺莫辨的大雾。“天将雨，云雾从山脚起，顷刻如大海”（《虚受斋记》，《魏敬士文集》卷四）。更有大风。“严冬黑雨漫山谷，大风怒起夜发屋”（《大风（庚子孟冬作）》，《魏叔子诗集》卷五），这风甚至会狂吹三日三夜。于是峰上弥漫着叔子也难以忍受的砭骨的寒意。
即使夏日，黄昏时分也会有寒气来袭。季子就有“山中当孟夏，日落竟如秋”句（《日落》，《魏季子文集》卷四）。至于隆冬的寒气，几乎是不可抵御的，更何况冬夜。叔子有诗《拥被》，曰：“寥寥冬夜寒，不敢解衣宿。拥被覆头面，手足犹拳曲”（《魏叔子诗集》卷三）。林时益也曾在诗中描述自己用草来堵塞板屋的罅隙（《谷中九九诗》）。这样的夜晚，自然绝无诗意可言。当着“终风”在山谷间呼啸，那冰轮无论如何皎洁，我想都不会引起观赏的兴致。
上述种种不便之外，僻处赣南山中，不可能没有信息传输的滞缓。二月发自杭州的来书，九月才到山中，季子不禁慨叹着“甚矣，僻乡之孤陋也”（《答顾右臣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常在旅中的曾灿，也为邮传的不便所苦，其《秋日得长兄壬辰腊月诗》曾云：“惊传万里札，又是隔年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二）叔子也说过“通问甚难。三年之缄，必山中人来始达”（《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
叔子的诗作中能找到日常生活的片段，比如写冬日早晨天气晴和，他整冠立于前庭看日升，“家人呼我食，双箸进薯羹”（《枭鸣》，《魏叔子诗集》卷四）。你至少知道了他在这个早晨吃的是什么。更为琐碎具体的生活记述，却是由林时益提供的。林氏未见得长于诗，却能用朴拙的字句，絮絮如话家常地将诸子寻常的生活情境呈现纸上。
这天晚上，我们宿在翠微峰下的度假村，有一夜雨声。因了这雨，自然不能如期待的那样，看山中明月或繁密的星斗，听如织的虫鸣与溪涧的叮咚。倘是月夜，周围的山岩当兀然黝然，山壁满涂了月华，朦胧窈杳有如奇境的吧。这山间之夜过于静谧，如在世外，令我不安。我太熟悉都市的十丈红尘了，那经验不能不侵入这过分单纯的梦境。即使在这山麓的静夜，听簌簌雨声，耳鼓中也隐隐有市声。已是公历四月，夜间仍寒气袭人，真想不出“九子”要有怎样的兴致，才能欣赏“木介”之类的奇观？
由彭士望的《易堂记》，我知道了易堂确有“堂”，而不只是一个名目。诸子所居即在此堂附近，是一带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与周围的冈峦林木和谐一体。《易堂记》还说，“同堂惟彭中叔（按即彭任）居三，每期必赴”。除彭任外，其他八子当时都住在易堂附近。
关于易堂的初创，叔子《翠微峰记》讲述得相当简明：“岁甲申国变，予采山而隐，闻邑人彭氏因坼凿磴、架阁道，于山之中干辟平地作屋，其后诸子讲《易》，盖所谓‘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资其修凿费，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渐致远近之贤者，先后附焉。”他另在《与桐城三方书》中，说为买山曾“破产二千余石”。彭士望所记稍为具体，由其《易堂记》可知，当初魏氏父子是“合知戚累千金”，才向彭宦买下此山的。由此也可以知道那时的避地，非有相当的赀产则不能办。城居固然不易，山居又何尝容易！
诸子聚居翠微峰似乎并非同时。丙戌那年，彭士望、曾灿还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赣州的抵抗。据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彭氏挈家到宁都后，曾应杨廷麟召，协助处理军政事务。曾灿则于赣州陷落后一度为僧，游闽、浙、两广间，戊子始到易堂（参看叔子《哭吴秉季文》）。曾灿自己也说他“丙戌、丁亥之间，几不免有杀身之祸，出亡在外，累及数年”（《答王山长》，《六松堂诗文集》卷一四），加盟易堂的时间自然迟于其余诸子。而“九子”之为足数，也只是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叔子的《季弟五十述》看，伯子丁亥就已经出而应世，这之前居翠微峰不过一年左右。以伯子为“九子”之一，大约因了其发起人的身份，事实上，对于翠微峰上的活动，伯子不像是有太多参与。
由《易堂记》看，诸子在山上的聚会，采用了其时“社会”的流行形式。有时如儒家之徒，聚坐讲学，揖让雍容，甚至“设钟磬，歌诗，群习静坐”；另一时又如文人的社集，诗酒唱和，流连花前月下。尽管僻处赣南，无缘亲历明末的“党社运动”，却也未在风气之外。尽管以《易》名堂，与同一时期出现于东南的讲经会，却绝少相似之处，没有多少“学问”色彩；仿效理学之士通常所用形式，却又不免于内容的混杂，熔经学研讨、诗文批评以及基层社会以教化为目的的宣讲（内容为《六谕》等）于一炉。
关于易堂始基、诸子讲会，以及其后的“山变”，林时益的叙事诗记述独详，可与彭氏《易堂记》互为印证。其中也写到“朔望讲《六谕》，《内则》咸下帷。声歌节进止，此际咸雍熙”（《己亥二月十五日同彭躬庵陪黄介五陟岘峰……》，《朱中尉诗集》卷一）。而无论讲什么，遗民趣味，却是无疑的。林诗就有“看《鉴》疑正统，读《易》伤明夷”云云。或许在诸子，讲什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班志同道合者聚居一处，朝夕讲论，这本身就是令人兴奋的经历，非平世寻常交游所能比拟。
我猜想，明中叶以降士人所热中的“会讲”，也以有关经验的非常性质，而对参与者构成了吸引。如王畿（龙溪）主持的新安福田之会，“昼则大会于堂，夜则联铺会宿阁上”（《新安福田山房六邑会籍》，《王龙溪文集》卷二）。空间距离的密迩，无疑有助于加深同志之感、彼此呼吸相通之感。在易堂诸子为生计所迫而分散居住之后，翠微峰的岁月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也应因了那情境的难以重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