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魏氏兄弟、曾灿之流兴趣更在词章，易堂确也曾读《易》。在当时，读《易》，即读乱世，读患难，读患难中人的命运。王弘撰清初隐居华山，就曾筑“读《易》庐”。星子宋之盛也自说“读《易》髻山”（《江人事序》，《髻山文钞》卷下）。孙奇逢本人的《日谱》，记有孙氏己丑谋南迁，曾在苏门（辉县）与三无老人读《易》于闻啸楼——那应当已是易堂诸子翠微峰读《易》意兴阑珊的时候。
叔子在诗中说：“日月东西驰，静对如读《易》。”（《口占步友人欢白发韵为寿》，《魏叔子诗集》卷四）他的《论屯卦》一篇自记：“戊子、己丑之间，同诸子于翠微讲《易》，人日一卦……”（《魏叔子文集》卷二二）这几乎是可供想象诸子读《易》情境的仅有记述。尽管据季子说，李腾蛟著有《周易剩言》，藏于家，易堂人物中，“邃于《易》”的，或许只有邱维屏一人。
易堂中人更热中的，还是与文字（诗文、尤其是“古文”）有关的切磋、讨论，于此所承，也仍然是晚明会社遗风。李腾蛟曾说诸子“相值论诗文，彼此欢呼，有至鸡鸣漏尽，惊动客寝，犹未已者”（《书魏裕斋诗后》，《半庐文稿》卷二）。刊刻行世的三魏等人文集，几乎每文均附了评论，且多出自同人，我所读过的那一时期的文集中，殊不多见。评语多属褒扬，言之往往不免于过，据此可以想象诸子间的相互激赏。这类评论，固然再现了磋商、讨论的氛围，却也提示了作者“作文章”、评论者以之为“文章”的态度。事实上，魏禧、彭士望贡献于当世的，的确也是文章而非事功。
那个时候，当着士人决定避地以至避世时，作为摹写的蓝本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田畴的故事，更有陶渊明的桃源故事。
金精山一带有泉名“桃源”，彭任的《桃源记》，记的就是此泉。叔子很乐意让人们相信，诸子在翠微峰成功地复制了“桃源”。他的《桃花源图跋》说：“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乱后尝僧服访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开一坼，坼有洞如瓮口，伸头而登，凡百十余丈，及其顶，则树竹十万株，蔬圃、亭舍、鸡犬、池阁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鞋相迎问，先生笑谓予曰：‘即此何减桃花源也。’”（《魏叔子文集》卷一二）他甚至没有忘记提示那个瓮口般的出口，无疑能令人联想到《桃花源记》中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云云；而“野服草鞋”，也应当是桃花源中人的装束。彭士望、魏禧毫不掩饰他们对于自己的这项创作的得意。
但田畴的故事只能演出在那个割据纷争的时代，凭借了政权的非统一性。至于桃源故事，本是寓言，到了本书所写这一时期，更没有了复制的可能。不惟易堂诸子，其他明遗民搬演这一故事，都不能不作因时因地的修改。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翠微峰上人是要纳官税的，叔子本人就曾在《苟全居铭为彭立斋作》一诗的序中提到。季子诗中也提到了“官租”（《九日黎生于郑在山中同彭彦修及三儿俱有咏》，《魏季子文集》卷五）。此外可以相信的是，魏氏在宁都，得到了地方当局的关照（参看季子《与丁观察书》，同书卷八）。三魏甚至自觉地借诸政治权力作为安全屏障。下面将要说到的伯子的出而应世，也正出于此种考虑，对此，魏氏兄弟说得很坦然。他们原是热心用世的人，哪里会真的以“世外”自欺！“桃源”云云，不过作诗，本不必当真。
兵戈犹在眼，也不容诸子忘世。由叔子的《拥被》一诗看，至少在诸子山居之初，四野乱兵，百里营火，翠微峰正如孤岛，随时在威胁中。你的确也会想到，这些人避乱，何以不避入深山更深处，而要如此地逼近杀戮之地。下面将要讲到的“山变”，也证明了其地并不安全，随时可能遭遇来自山下的骚扰——至少在大乱未平的一段时间里。由此看来，最初的选择翠微峰，动机确也值得玩味。看来只能说，诸子虽避地而并不避世，其中的魏氏兄弟甚至无意远于乱世。
“易堂”虽则“九子”，随同避地的却另有其人。叔子曾写到邱氏族人邱而康，居“如斗之室，床灶横陈，敝席为门，风雨直入。兄因妹长，寄卧城头；翁避媳炊，立餐檐下”，易堂中人曾发起募捐，以图为邱氏“再营半室”（《为邱而康冠石造屋启》，《魏叔子文集》卷二〇）——“桃源”中人，竟“赤贫”至此。彭士望说翠微山居“最不利”者有三，其三即“最不利贫，无人力赀财馈运，难一日居”（《易堂记》）。诸子山居，所食所用均赖山外运来，“诸佣保杂仆，日运薪荷担自城至”；待僮仆搬运的，“米谷”外尚有“竹木诸器用”，与桃源中人的自耕自食何其不同。这样的桃源，确也非邱而康这等人所宜于居住。
仅仅摘取了诸子的片段文字，翠微峰上的“桃源中人”的确像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彭士望就曾写道：“每佳辰月夕、初雪雨晴，辄载酒哦诗，间歌古今人诗，辞旨清壮，慷慨泣浪浪下。或列坐泉栈，眺远山，新汲吹龠煮茗，谷风回薄，井水微漪。遇飞英坠叶缤纷浮水际，时一叫绝，几不知石外今是何世。”（《易堂记》）只要想到诸子多在贫窭中，就会觉得他们的上述行为，更像是在模仿时式。由年谱看，孙奇逢及其徒也曾于“筑险肄战之暇，神闲气整，倡和为诗歌”（《扫盟馀话序》），在我看来，不过文人故态而已。当然也证明了这些避乱者的生活确有余裕。
纵然如此，也仍不妨认为，孙奇逢与易堂诸子创作了其时成功的“避地”故事，只不过经了上述改写，蜕变成了与田畴故事、桃源故事不同的故事而已。正是那些处的改写，使得易堂九子式的“避地”成为可能。你由此又察知了魏氏兄弟性情中的“现实主义”；这品性即使在最诗意的创作中，也呈现了出来。不妨认为，易堂为遗民与现（清）政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标本。
李腾蛟有一方石印，印文为“方寸桃源”，说“凡世之治乱，生于人心”（《桃源说》，《半庐文稿》卷一）。叔子也说“善避乱者，不于桃源，在方寸之地”（《太平县王君暨继室张孺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这样看来，“桃源”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当明清之际，遗民所能保有的，也只是“方寸桃源”的吧。
翠微峰也的确不是安全岛。据邱维屏说，顺治七年（庚寅）那年正月，即易堂诸人隐居翠微三四年之后，还有县里的“乱民”挟刃来索取财物（《天民传》）。孙奇逢及其徒众在双峰有过“守御”，甚至“鏖战”（参看《孙夏峰先生年谱》）。翠微峰则于顺治九年（壬辰），发生了所谓的“山变”（亦作“山难”）。
“山变”系由旧时“山主”彭宦发难。据近人所修《翠微峰志》，“翠微峰原系彭姓族山。顺治二年（1645）冬，宦将山卖给魏兆凤（魏禧父）家居”（第142页）。关于大清官兵剿灭“山贼”，彭士望、魏叔子均语焉不详。“山变”后魏氏兄弟对于此山权利的恢复，即应借助了当局的军事干预。值得注意的是，季子曾一再说到田畴借魏兵除“田贼”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推想魏氏兄弟处置类似事件时可能的态度。
易代之际对于缙绅的直接威胁，通常就来之于当地的“乱民”，而我们却只能透过缙绅的记述，经由他们的感受，来看其时在动荡中的、参与了动荡的“民”。那一时期士大夫在清兵、“义军”、“乱民”间处境之复杂，仅凭了忠义遗民传状，是不可能确知的。“乱民”，换一个角度，即“义民”，以至后世史家那里的“起义农民”。《翠微峰志》就称此“山变”为“农民起义军攻占翠微峰之役”（第5页）。
“山变”发生时，诸子不免蒙受了财产损失，并被迫避去。魏氏一度客居雩都（今于都）。至于“山变”后的易堂状况，诸子的说法却颇有出入。叔子说，“明年，伯子归自广，卒复之，诸子之散处者咸集”（《翠微峰记》）；季子却说“自故山变后，饥驱离析，岁不四五聚首”（《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彭士望《易堂记》的说法与季子一致，说经此变故，虽魏伯子率其二弟再居易堂并招诸子，而“诸子既久隐穷约，被山难，贫益甚，散处谋衣食”，“仅时一过从”。还说：“自乙酉迄今庚子，十六年，多难，山城路数通塞，不时聚散，壬辰后遂散，不复聚。惟戊、己间聚最久……”看来“山变”或曰“山难”，的确是易堂历史的转捩点。情况也可能是，令诸子聚居的动机已渐渐失效，“山难”不过为酝酿中的解体提供了一个时机而已。由丙戌诸子翠微峰“读《易》”，到此已有大约六年，易堂维持的时间并不能算短暂。
避乱原是战时行为，待到环境渐趋平静，回复常态是自然的事。陈瑚移居蔚村，在顺治四年秋，三年后也就离去。南丰的程山与易堂的情况相似，据叔子说，曾同聚于程山的“五君子”，后来也因“离乱”而“散处”，“相去或数十百里，岁时不二三相见”（《赠程山五君子五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于此也可考察易代之际士人聚散之迹。三魏之父魏兆凤毕竟老于世故，他早就说过：“人于聚顺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魏徵君杂录》，《宁都三魏文集》）
毋宁说，“山变”导致了易堂在事实上的解体，同时开启了其象征化的时期。
那一时期，有遗民以非官方身分参与故明国史的撰写，或从事私家著述，无非在建构记忆，关于故国的、关于他们参与其间的当代史的记忆。在易堂魏禧、彭士望，这过程几乎是同步的——他们演出自己的历史，同时试图用了书写肯定它。叙事行为直接参与了对于人生意境的营造。他们在用述说构造历史时是如此热诚，以至自我想象与当下此刻的行为难以区分。令我感兴趣的，更是彭士望、魏禧有关易堂的叙事态度，他们那种经由记述为历史留一份见证的自觉。我甚至猜想诸子对避居地的着意经营，也为了拥有一方诗意空间，以便那段友情的展开。在这意义上，那些庐舍亭阁以至泉石花木，无不参与构成着剧情的有机部分。
你由其时士人的文字，往往能读出关于他们“在历史中”的自觉。或许应当说，所谓“易堂”，更存在于魏、彭的叙述中，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通体涂染的，是这两个人激情的色彩。
就“九子”的文字看，他们中最有群体自觉的，的确也是魏、彭。魏禧《里言》录李腾蛟语，说“叔子于易堂，犹桶之有箍”。在这两个人，易堂存在时间的久暂已无关紧要，那段生活对于他们的意义，已非时间所能度量。至于对于“群”的依赖，固然与有明一代的“党社运动”有关，也应出于板荡之际士人关于自身软弱的意识。叔子、彭士望始终不忘易堂结盟的初衷，以对易堂的不断回溯，示人以不改志，不背弃。在那些深情的叙述中，易堂已不仅是一个群体的符号，那是九个男子共度的一段岁月，是一种完整的生存情境。经由谈论易堂，他们自我认同、彼此确认，关于易堂的追忆，提示的是相互间的承诺、期许，彼此的精神呼应。
我却不免想到，叔子那种“桶箍”般对于群体的拥抱，是否也令他的同伴感到了不适？
叔子、彭任曾经谈论“有我”、“无我”，口吻很像道学之士（参看《魏叔子日录·里言》），季子论“我”，却别有旨趣；名其庐“吾庐”，也别有意味。诸子即使亲如兄弟，仍各有其“吾”。不如说易堂提供了在群体中各自保有性情的例子。季子之子魏世傚的书札就说，虽然九先生“共有其真诚”，却性情不一，彭士望的“气概”、林时益的“和雅”、曾灿的“无缘饰”、邱维屏的“通而介”、伯子的“快直”、叔子的“宽裕”、彭任的“恬淡”、季子的“刚毅”，“各有其所独至”（《答彭汝诚书》，《魏昭士文集》卷二）。这也是后辈眼中的“九子”。
易堂本是一个关系疏密不等、甚至志趣不尽一致的群体。其组成除了世乱这一外缘，作为基础的，毋宁说更是对于彼此人格的信赖。因而虽一“堂”中人，未必即是同道。由彭任的《草堂文集》，几乎看不出与魏氏兄弟、彭士望等人的精神联系，倒是不难感知他与程山谢文洊等的呼应。季子说《易》“同人”一卦，“圣人所以垂象设辞，乃在于不苟同。然则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答山西侯君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或也可以用来作易堂注脚的？
“九子”与易堂的关系，确也有深浅的不同。
曾灿是“九子”中较为游离的角色。灿交游广阔，其人的游离也应因了那“广阔”。在易堂中，曾灿似乎从来不是主要角色，对此“堂”的态度也不像有多么积极。曾灿珍重与叔子的友情，却并不即以易堂为性命。
李腾蛟、彭任面目中庸，是任一群体都可能有的老成持重的人物，难得出现在前台，以其稳定而沉默，构成了群体的基本成分，令“中心人物”得以凸显的衬景、底色。在遗留至今的文字中，他们眉眼模糊，却正因了没有过于强烈的性情，成就了群体的性情。
无论曾灿，还是李腾蛟、彭任，对于那个短暂的会聚，都未必如魏氏兄弟、彭士望那样耿耿不忘，直欲什袭而收藏之，使永不磨蚀。那不过是他们的生涯中的一段插曲，固然温馨，生活中却有更实际的事务需要应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