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胡明扬：《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1981年第5、6期。
[15]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2期。
[16]曹逢甫：《主题在汉语中的功能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第20～45页。
[17]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认为，情态表达与时体表达相互渗透，并且这是一种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徐文观点可为本书辅证。
[18]李佐丰：《古代汉语语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第216～252页。
[19]吴福祥：《从“VP－neg”式反复问句的分化谈语气词“麽”的产生》，《中国语文》1997年第1期。
[20]郭锡良：《先秦汉语语气词初探》，《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1989年第1期。
第二节前人之研究：成绩、不足与当前研究的课题
一、《马氏文通》之前的语气词研究
注重虚词研究向来是中国语文学的传统，自汉以降，有关虚词研究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作为虚词一类的语气词自然也不例外。
许慎《说文解字》中有如是训释：“矣，语已词也。”“只，语已词也。”“乎，语之余也。”“哉，言之间也。”“兮，语所稽也。”这是什么意思呢？段玉裁注解道：“‘已、矣’叠韵，‘已’，止也，其意止，其言曰‘矣’。”[1]又“‘乎、余’叠韵，意不尽，故言‘乎’以永之。”[2]又“锴云：‘哉为间隔之词’，按：如锴说，则必句中乃言‘言之间’，岂句末者？非耶，句中‘哉’字皆可断句，凡两者之间曰‘间’，一者之竟亦曰‘间’，一之竟即两之际也，言之间歇多用‘哉’。”[3]又“‘兮、稽’叠韵，稽部曰：‘留，止也。’语于此少驻也，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4]由此可知，许慎对语气词的理解大致有两点：①语气词是用来煞句的，即“语已词”；②语气词能传达言者之意，即如“语之余”“语所稽”等。许慎对语气词的分析反映了汉代学者对语气词的认识水平。惜乎许慎对语气词的语气义论述过于简单，这似乎也影响了后代学者；或者说，后代学者更多关注的是语气词的煞句功能。如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将语助分为三类：“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首唱；‘之’‘而’‘于’‘以’者，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发端之首唱”大致对应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句首发语词；“札句之旧体”对应于介词、连词；“送末之常科”对应于语气词。《马氏文通》对刘勰的这一段话有一个解释：“送末者，即结煞实字与句读之谓也。故古人谓助字为语已之辞，所以别于连字为句端之辞也。”[5]又如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焉，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音辞》）又“邪者，未定之词。”（《音辞》）又“也，语已及助句之辞，文籍备有之矣。”（《书证》）汉代以来的学者多将语气词称为“语已词”，但是“语已词”这一术语并没有沿用下来，这一方面反映了经学家们在注释文句时训释术语的不够科学精确，故而一定程度上带有随意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煞句并不是语气词的唯一功能。
至唐代，柳宗元首次提出助字这一名称，并将之分为疑辞和决辞两类。他在《复杜温夫书》中云：“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柳氏的分析当然有不够精当之处，如他认为“哉”“夫”有传疑功能等，但是他的助字之疑辞、决辞二分法却为后人所继承，如《马氏文通》就将助字分为传信、传疑两类。
客观而言，从汉代至唐代对语气词的认识、分析与我们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相差极远，甚至连严格意义上的语文学的阐释也说不上，他们更多的是从作文的角度来分析语气词的作用及运用语气词的技巧。如刘知幾在《史通·浮词》中所说：“夫人枢机之发，亹亹不穷，必有徐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时类此。”虽然谈不上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不过他们对语气词功能的认识却基本正确：一是煞句；二是传信传疑（即表达语气）。元代以来，有几本虚词诠释的专著在语气词研究方面成绩就较大了，如卢以纬的《助语辞》、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
卢以纬的《助语辞》注意区分不同语气词语气义及语气色彩的细微差别，如他谈到“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也’意平；‘矣’意直；‘焉’意扬。发声不同，意亦自别。”[6]又在谈到“尔、耳”时说：“‘尔’，语辞，凡句以‘尔’字结者，皆有悠扬之致。‘耳’，语已辞，语气较‘尔’字觉陡峭。”[7]卢氏的“意平”“意直”“意扬”“语余声”等说法现在看来似乎过于迂曲，不够准确，不过能注意到不同语气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却是《助语辞》的一大优点。《助语辞》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注意到了同一个语气词在句中位置不同功能也不同。如说道：“‘乎’字，多疑而未定之辞，或为问语，只是俗语‘么’字之意。‘欤’字、‘邪’字，为句绝之余声，亦类‘乎’字之意，此三字，有如对人说话而质者……句中央着‘乎’字，如‘浴乎沂’之类，此‘乎’字与‘於’字、‘夫’字相近，却有咏意。”[8]又如说道：“‘哉’，句绝而有嗟叹之意，又有如《尚书》‘禹曰：俞哉’！《左氏传》‘公曰：诺哉’！却是口以为然心不以为然之意。在句中，如‘贤哉回也！’‘君子哉若人！’直是叹其人之果贤果君子。更有‘矣哉’‘也哉’‘乎哉’‘者哉’之类，文各有旨，宜随所指而味之。”[9]
袁仁林的《虚字说》提出了“神情声气”的观点。如“前之请业于师，师曰：‘虚字无义。’后之更端于弟，弟亦曰：‘虚字无义。’夫虚字诚无义矣，独不有气之可言乎？吾谓气即其义耳”[10]。又如“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托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11]。“神情声气”说用于语气词较为妥当，遗憾的是他将这一观点用于所有的虚词，就失之偏误了。总的来说，他对语气词的分析多有精辟之言。如以下一段话：“语已之辞，不过随语带其声以见意，其所带之声，或足之、或拖之、或顿之、或撑之……语意籍是声以圆成，而非此声气之中即具有语意也。在注疏中，往往随文立诂，即以语中之意为解，读者当善观之。不然，几何不此通而彼窒乎？”[12]指出对虚词的解释不能随文立诂，不能以语中之意为解，这正是他看到了前人之失误所在。惜乎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语气词之时，仍常犯“以语中之意为解”的毛病，这些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及。袁仁林还注意到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通语与方言语辞的不同，这些都难能可贵。如“盖说时为口吻，成文为语辞，论字为虚字，一也”[13]。又如“盖今人只求之于雅，而不求之于俗，故下一半都晓不得。观《朱子》求俗语，乃知《诗》中‘乎而’、‘只且’、‘也且’等合声，皆当时俗间有此，不过拖沓其声以申意耳”[14]。又如“盖虽在寄棘戎虏之乡，鸟言舌之俗，亦少口气不得。当其掉舌之时，何尝有‘焉’、‘哉’、‘乎’、‘也’等字”[15]。可惜这些见解散于书中，加之表述偏于简单，未能引起后代学人的足够重视。
刘淇的《助字辨略》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对语气有关的词作了详细的分类，并多是从功能意义的角度划分，如分断辞、疑辞、咏叹辞、发语辞、语已辞、顿挫之辞等。他的分类有不够准确之处，如将“信”“必”等副词与“也”“矣”等语气词都归入断辞，见到了它们的同（可表达语气）却未见它们更大的不同（句法功能及位置不同）。二是注意到了一些较晚出的语气词，如“麽”“个”等字。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虚词训释的集大成之作，对语气词也有不少论述。不过王氏对不同语气词的语气功能区分不够，如解释“邪”时说：“‘邪’犹‘欤’也、‘乎’也……‘邪’犹‘兮’也……‘邪’犹‘也’也。”[16]这属于互训，有点将语气词的功能划一了。再如解释“也”时说：“‘也’犹‘焉’也……‘也’犹‘矣’也……‘也’犹‘者’也……‘也’犹‘耳’也……‘也’犹‘兮’也……‘也’犹‘邪’也、‘欤’也、‘乎’也。”[17]一个“也”字就差不多囊括了所有的语气功能。从王氏的训释可以看出，他对语气词的分析正是犯了袁仁林所说的“以语中之意为解”之毛病，或者说过于强调语气词的结句功能，而忽视了语气词的语气功能，加上对汉代以后的语气词罕有论及，这样，虽然王氏在虚词的训释方面成就很大，但是在语气词的认识及分析上反而不如袁仁林等。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论及过语气词，但成就不大，此处不赘述。
纵观汉至清代的语气词研究，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①为解经、作文服务。语气词是一个语法范畴，但是由于研究者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素养，对语气词的地位重视不够，也没有专门的名称。柳宗元提出了“助字”这一术语，可惜未作科学的界定，后人在使用“助字”这一术语时，所指范围也或大或小；如卢以纬在《助语辞》中就把相关的语气词或称为“语助”，或称为“语辞”“助声”“语余声”等，其他人也大率类此。而前人对语气词进行说解，其主旨也多在解读经文以及如何准确、生动地运用语气词。②重文言轻白话、口语。语气词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系统，不同时期的系统也有差异，但是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先秦至两汉的文言语气词系统，而忽视六朝、唐、五代以来白话口语里的语气词系统。③对语气词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显得零散，往往注重单个语气词的训释、描写，而轻忽语气词的功能解释，缺乏历时观念。④科学性不够，对语气词的解释随意性较大，这源于当时语法研究水平的低下，或者说古人语法观念的缺乏。
二、《马氏文通》出版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气词研究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语气和语气词研究肇端于《马氏文通》。在该书中，马建忠确立了语气作为一种语法范畴的地位，语气词也单列为一类词（马氏在书中称作“助字”），讨论得非常详细。马氏继承了柳宗元的传信、传疑二分法，不过他也认识到了语气词所助语气的复杂性，所以又说：“二者固不足以概助字之用，而大较则然也。”[18]在虚字卷之九，马氏共讨论了传信助字“也”“矣”“已”“耳”“尔”“焉”“者”；传疑助字“乎”“哉”“耶”“欤”“诸”“夫”；另外还讨论了合助助字（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语气词连用或同现）。
《马氏文通》的助字（语气词）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①注重比较。如“‘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故凡句意之为当然者，‘也’字结之，已然者，‘矣’字结之”[19]。这一论断至今都是公论。②注重联系句式。如“故句有助动字为坐动者，概煞‘也’字，而‘可’‘足’两字最习用也”[20]。又如“凡‘况’字冠乎句首，往往助以‘乎’字，盖句内皆有含蓄之语”[21]。这类分析在《马氏文通》中比比皆是，也为后人所吸收。③不区分时间因素，将先秦至唐的文献都处理成泛时的语料。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可是仍不区分历时语料，这点招致了后人的诸多批评。总的来说，《马氏文通》的语气词研究瑕疵并存，宋绍年的评价比较公允，可以参考。[2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在分析六个传疑助字时认为：“六字所助，句读中之动字耳。”[23]这就牵涉到语气词的层次了。现在通行的观点是认为语气词独立于句子意义和结构之外，传达的只是说话人的主观情绪、语气；但宋绍年却肯定了马氏的说法[24]，看来语气词的句法层次问题仍有探讨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