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避父祖名讳，由肃敬到趣闻
为了表示对君父的恭敬，古人还要避君父的名讳。对君父不仅不能直呼其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遇到其名讳，都要避开。晋僖公名司徒，晋国只好废弃司徒这个官称。汉文帝名恒，不仅改恒山为常山，神话传说中的“姮娥”也改名“嫦娥”了。中国古代讲究“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就是要先了解对方君父的名讳，避免冒犯。春秋晋国范献子出使鲁国，问起了具山和敖山，鲁人说是避先君之讳，范献子感到自己失礼，非常尴尬。这是避国君的名讳，也叫“国讳”、“公讳”。像东晋桓温的儿子桓玄不言“温酒”，听到别人说“温酒”就流泪。北宋苏序的孙子苏东坡写文章作序，称“叙”或“引”，这是避父祖名讳，也叫“家讳”、“私讳”。
《礼记·曲礼》规定，“不讳嫌名”，即同音字不用避讳。如“禹”和“雨”同音，禹的儿子可以说“下雨”，并不犯父亲的名讳。“二名不偏讳”，即两个字的名，不用单讳。孔子的母亲叫“征在”，孔子可以说“征”，也可以说“在”，但不能说“征在”。“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等等。这些规定还是比较灵活和实际可行的。
1.汉魏间的避讳趣闻
秦汉以后，随着孝道的强化，避讳也日趋严格，不仅读书行文碰到父祖名讳要改读、改写，有的甚至十分滑稽、荒唐。
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
本人要避父祖名讳，同样，也不能冒犯他人父祖的名讳。因为对子孙来说，让别人直呼父祖的名讳，也是不孝。以东晋丞相王导为代表的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王氏，以出色的孝行而饮誉天下，是东晋南朝无与伦比的士族高门。王导的曾孙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王导的五世孙王僧虔之子王慈10岁时，与蔡兴宗之子蔡约入寺礼佛，遇沙门忏悔，蔡约戏弄王慈说：“众僧今日可谓虔虔。”见蔡约故意冒犯父亲的名讳，王慈很恼火，反唇相讥说：“卿如此，何以兴蔡氏之宗？”
谢超宗是南朝宋著名的文人，他父亲叫谢凤，祖父是赫赫有名的谢灵运。宋孝武帝非常赏识他的才华，称他“殊有凤毛，灵运复出”。右卫将军刘道隆不学无术，以为谢超宗家真有凤毛，非要看看，说：“至尊说君有凤毛。”谢超宗见他触犯了父亲的名讳，来不及穿鞋就躲到室内。刘道隆还傻乎乎地等在那里，以为他进去找凤毛了，结果等到天黑了也不见人出来，才悻悻地走了。谢超宗对自己的家讳如此敏感，却忽略了别人的家讳。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顺便看望王慈。王慈正在练字，随口问道：“卿书何如虔公？”王慈见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慈书比大人（父亲），如鸡之比凤。”谢超宗因此狼狈而退。
从王慈、蔡约、谢超宗的戏谑、嘲讽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对自己尊长名讳的维护和尊重。
王、蔡、谢之间，戏谑也好，嘲讽也罢，毕竟是真的与家讳有关，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中的记载，几乎让人看不出是避讳了。
南朝吴郡人陆闲被斩首，其子陆襄终身不吃用刀切割的东西，家里人用指甲掐摘蔬菜以供厨。江陵姚子笃的母亲被火烧死，姚子笃终身不吃烤烧的食品。熊康的父亲因醉酒被家奴所杀，熊康因此而终生不喝酒。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这些极端的例子显然背离了《礼记·曲礼》中的规定，连颜之推都不赞同，说：“父祖辈如果有人是吃饭时噎死的，那么子孙就不吃饭了么？”
2.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避讳趣闻
《唐律》中规定：凡官职名称或府号犯父祖名讳的，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名“安”，子孙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常”，子孙不得任太常寺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即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如，婺州东阳（今属浙江）人冯宿，父亲冯子华死，冯宿在墓侧搭草庐守孝，有灵芝、白兔之瑞出现。后来冯宿被任命为华州刺史，因避讳而不受，遂改任为左散骑常侍。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载：两宋皇帝为了笼络大臣，有时改官称以避家讳。如宋太祖赵匡胤时，拜侍卫帅慕容彦钊、枢密使吴廷祚为宰相，当时宰相的名称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慕容彦钊的父亲名“章”，吴廷祚的父亲名“璋”，于是，他把宰相的官称改为“同二品”。南宋高宗时，宰相沈守约、汤进之的父亲皆名“举”，于是，皇帝改提举书局为“提领”。但这只是皇帝一时心血来潮，其他大臣则没有这么幸运了。如北宋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被任为著作郎，为避父讳，只好辞官，后改任为起居舍人。
冒犯别人的家讳是一般人所不能容忍的，那些高官贵人更是如此。唐朝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父亲是唐朝名臣严挺之，唐朝诗人杜甫的祖父是杜审言。有一次，寄人篱下的杜甫酒醉失言，对严武说：“公是严挺之子。”严武一贯威猛骄悍，一听杜甫冒犯了父亲的名讳，顿时色变。杜甫见状不妙，赶紧自呼祖父名讳说：“仆乃杜审言儿。”二人这才扯平。
唐朝还发生了一件因避讳而嫉贤妒能的事。唐朝诗人李贺聪明绝顶，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与李贺同年科考的人攻击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不应该举进士。”李贺因此而不敢应试进士。韩愈为此愤恨不平，写《讳辩》指责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唐朝诗人袁高的儿子袁师德，因“高”与“糕”同音，重阳节不忍吃糕。更有甚者，北宋徐积的父亲名石，他便从来不用石器，脚从来不踩石头，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就让人背过去。
元人姚桐寿《乐郊私语》载：诗人陈彦廉因父亲溺死海中，终身不至海上。好友黄子久约他到海上观波涛，陈彦廉哭着说：“阳侯阳侯是古代传说的波涛之神。我父仇也，恨不作精卫填海。”这个黄子久还真够朋友，拉着陈彦廉就往回走，并写《仇海赋》帮朋友泄愤。
此时“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的古训早已被人扔到脑后，有人为了避父讳，读书遇到父亲的名讳，干脆改读“爹爹”。元朝人仇远的《稗史》载：有一人的父亲名“良臣”，他便将《孟子·告子下》中“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读为“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惹得别人哄堂大笑。
这些事例与《颜氏家训·风操》中列举的事例同样滑稽、荒唐，以至于冲淡了孝道所应有的严肃和凝重，淹没了子女对父母的深情，成为一系列诙谐的笑谈而受到人们的亵渎。似乎笔者、读者也在以轻松愉快的心情谈笑风生了。
五、从人情“穿越”到天理——孝的宇宙本体化和神化
《孝敬·感应章》讲：“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古代的孝被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凡甘露、嘉禾、灵芝、木连理、瓜双蒂、白鸠构巢、鸟兽翔集、獭祭鱼等自然现象，都说成是由孝感化出的嘉瑞。天地神灵、草木、鸟兽等都被披上生命的灵光，赋予“孝”的精神和“孝”的道德秉性。通过其精神价值的强化和高扬，来衬托、显示人间孝道的必然和高尚。其是非判断的落点是：人不孝敬父母，禽兽不如，天地不容！
（一）伸张孝道的道德法庭
《国语·周语下》载：“言孝必及神。”敬鬼神而远之，本来是儒家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世俗传承的孝道则相反，往往借助天、神的力量给孝道披上神圣的灵光，用神灵作为孝道的激励和监督力量。
1.孝感天地心——天地神灵呵护的孝道
孝道神化的理论来源有：儒家义理的“天”；由道家、墨家能赏善罚恶的天而形成的善恶报应论；还有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论。
孔孟思想中的“天”不仅指自然的“天”，还指义理的“天”。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八佾》讲：“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公孙丑》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董仲舒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道家、墨家所说的天，是指能赏善罚恶的天。《道德经》七十九章讲：“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墨子·天志》讲：“人之为善，天能赏之；人之为暴，天能罚之。”
在孝道神化过程中，把儒家义理的天和古代的善恶报应说、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结合起来，并使之具体化、故事化、神秘化，给人以美好的诱导、严密的监督，甚至严厉的恐吓。
从内容上看，古代的“孝感天地”，首先是把天地塑造成孝道的激励力量。《晋书·孝友传》叙述这种现象说：“至诚上感，明祇下赞，郭巨致锡（赐）金之庆，阳雍标莳玉之祉。”就是说天是伸张正义的主宰，对那些笃行孝道的孝子给以各种形式的救助，使他们孝敬父母的愿望得以实现。孝子阳雍得天赐予的菜种，竟种出白璧和铜钱，并借助这些钱财与右北平著姓女子喜结良缘，这叫“莳玉之祉”。其他像王祥卧冰而得鲤，孟宗哭竹而得笋，都是天在不失时机地帮助这些孝子解决孝敬父母中的实际问题。天还给“丁兰刻木”这种荒唐的“死孝”张目，借助神灵让木刻的父母有了活生生的情感。后来宣传孝感的故事，无不遵循这一模式。
如，元朝龙兴新建（今属江西）人汤霖的母亲患热病，接连换了几个医生都没治好，母亲不肯吃药，说：“只有冰可以治好我的病。”当时天气闷热，到哪去弄冰啊！汤霖求冰不得，天天号哭于池上。忽听到池中“嘎嘎”有声，拭泪一看，原来水中结出冰凌。他赶紧取回家给母亲吃，母亲吃完病果然好了。这种“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在孝感天地中是司空见惯的。
天地神灵还承担着惩罚不孝逆子的职能，俗语常讲“惊大孝必触鬼神”，“忤逆不孝，天打雷劈”。唐人唐临撰《冥报记》，李冗撰《独异志》各记载了一位养姑不孝的妇女，前者是隋朝大业（605～618）年间河南人，后者是唐朝滑州酸枣（治今河南延津西南）人，两人都被霹雷震去人头，换上了狗头。
中国惩治不孝的力量是多元的，天打雷劈、虎食蛇吞等，举头三尺有神明，天地间的一切都在监督、惩治着不孝逆子。
明人陈继儒的《虎荟》载：南宋孝宗时，江西水灾，丰城有一农夫领着母亲、妻子，抱着儿子逃荒。路过一条小溪，农夫悄悄对妻子说：“我抱着儿子先渡，如果母亲老了不能渡，扔掉算了。”妻子不忍，搀扶着婆母过河，忽然脚陷泥中，妻子正要回头取鞋，看到泥水中白金烂然在目，她捡起来对婆母说：“天赐白金，可以回家了。”登岸后，只见小儿在沙滩上玩耍，说是父亲被“黑牛”叼入树林中。妻子跑进树林一看，地上一片血迹，丈夫已被黑虎吃掉了。
清初张潮《虞初新志》载：信州（治今江西上饶）有一不孝子持刀追杀老母，老母逃进关帝庙，藏到神座下。等到不孝子赶到庙中，关帝身旁的周仓将军从神座上飞身跃下，提刀将不孝子砍死。庙里的主事听见响声，出来一看，只见血流满地，周将军一足尚在门槛之外，没来得及归位。当地百姓纷纷渲染周将军的神威，竞献金钱重塑神像。从此以后，这座庙的周将军便一脚在内，一脚在外，再也没回到神座上。
不管是虎，还是周将军，天地间的一切神灵和生灵，只要需要，都可以用来惩治不孝逆子。
2.东海孝妇窦娥冤
中国家喻户晓的“六月雪，斩窦娥”的戏剧，来源于“东海孝妇”的故事。
《汉书·于定国传》记载：西汉东海郡（治今山东郯城）有一孝妇，年轻守寡，没有孩子，赡养婆婆非常孝顺。婆婆体谅她，让她改嫁，她始终不肯。婆婆对邻居说：“媳妇孝敬我勤劳辛苦，又没有儿子，年轻守寡，太可怜了，我老了，何必拖累个年轻女子？”说完，婆婆上吊自杀了。谁知，婆婆的女儿却把孝妇告到官府，说：“这妇人杀了我母亲。”狱吏逮捕了孝妇，严刑逼供，孝妇屈打成招。案子报到东海郡，负责刑法的郡决曹于定国认为，这个孝妇养婆婆十余年，孝名闻于远近，肯定不会杀婆婆。郡太守不听，于定国争辩没有结果，怀抱着案卷在太守府痛哭，不久托病而去。孝妇被冤杀后，郡中大旱三年。新太守上任，询问大旱的原因，于定国说：“前任太守冤杀孝妇，因此天大旱。”于是，新太守杀牛亲自祭祀孝妇，并旌表了她的冢墓。天立刻降下大雨，这一年庄稼大丰收。
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如实记载了孝妇的故事后，又增加了一段当时的传说，孝妇叫周青，她临刑树一根十丈高的竹竿，挂五色旗幡，发誓说：“我若枉死，血当逆流。”行刑后，周青的血倒流到竹竿顶，又沿着旗幡滴下。元朝，关汉卿又将这一故事改编成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简称《窦娥冤》，成为中国十大悲剧之一。剧中临刑，窦娥发下三个誓愿：树丈二白练，如果我冤枉，一腔热血全喷到白练上；现在是三伏天，如果我冤枉，天降三尺瑞雪，掩埋我的尸体；自今以后，大旱三年。结果她的誓愿都应验了。其实，这都是沿着“孝感天地”的思路构思出来的。
史书记载的像东海孝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后汉书·循吏列传》载：会稽上虞县（今属浙江）有一孝妇，情节与东海孝妇如出一辙。冤死后郡中连旱二年，祈祷求雨无效。新太守殷丹到官，郡户曹史孟尝为孝妇申冤说：“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应惩治诬告者，以谢冤魂。”殷丹将诬告孝妇的小姑判刑，祭祀孝妇冢墓，天即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