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皱着眉头。“这个2号是谁？为什么他那么熟悉鲁考斯？莫利，我现在几乎可以断定这是对鲁考斯的陷害，而且与顾问团有关。”
小史迪威走到咖啡机旁，倒了两杯咖啡。“别急，你可以先做这个假设，不过，一切都得讲证据，尤其是顾问团的后台是国务院，你知道，他们可是总统最信赖的人。”
我承认，当时我还没想好该如何把握这件事才最正确。“证据？你觉得这事儿，什么才称得上是证据？”
“就是找到能证明吉茜米娅不是间谍的可靠证词、证人，我们提供的证据不一定像法庭上的司法文本那么正式、刻板，但也得有足够的说服力。”
从表面看，我和小史迪威当时得到的证据，似乎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吉茜米娅是间谍的说法，是对鲁考斯的陷害，但是，由于缺乏旁证，这些录音，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方面刻意安排的、用来混淆视听的局，这个假设可以推翻所有这些证据的有效性。
看来这事的关键，是找到2号，最好还能找到吉茜米娅本人。
我开始在脑子里设计下一步行动计划。
可是，随后不久我发现，一切似乎多余，尽管我有足够的想象力，但还是没有完全认识到现代技术的无孔不入。晚餐后，技术处的人送来了当天被监控电话的通话记录。其中有一条很关键，是监控方和一个手机号码的通话，这段长达20多分钟的通话详细交流了当天跟踪我的情况，分析究竟我发没发现他们的跟踪，以及究竟我知道了些什么，想知道什么等等，最后他们甚至约定，一天后的下午3点，在一个叫“巨人酒吧”的地方结算一下前期的账，因为“这事增加了不少额外的成本”。
看来谜底快要揭开了！我按照这个最新的通话记录迅速修正了自己的计划。
我把已经洗出来的耶萨夫的照片交给从技术处过来的人手上，请他们帮忙调查出此人的背景，并帮我找到一个在贝尔格莱德车站集贸市场卖农产品的瘸腿男人，另外，我还需要顾问团所有人的照片和手机号码。随后，我电话通知司机，把车停在米希奇将军大道离那家公司50～70米远的地方，监听他们的所有通话、对话，并随时向我汇报。
在我忙完这一切，松弛下来的时候，发现小史迪威正坐在地毯上，笑眯眯地望着我。“小伙子，我真没看错，你就该来干这个。”
我已习惯把莫利对我的奉承看成是他对我姐姐的爱屋及乌。“哦，莫利，别这样，我会不自在的，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抗议会有什么结果？”
小史迪威狡猾地闪了闪眼睛。“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新闻报道将要给出的说法？”
我也盘腿坐在地毯上，盯着眼前的一堆报纸和宣传册。“嗯，反正暂时没事，我打算两个都听听，兼听则明嘛。”
“嗯，是这样，从客观而专业的角度讲，我觉得这次抗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在这个国家，塞族人口占了大部分，执政党获胜有这个基础，这几年他们打出的民族平等牌很得人心，所以即使最后复查选票，我想依然会是米洛舍维奇当选，抗议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姿态，或者说一个信号，一个需要社会去消化、扩散和沉淀的信号。”
“你的意思是，这次抗议已经注定要失败了？”
“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次抗议的具体目标会失败，但是，抗议本身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它会成为这个国家再次分裂的一个重要步骤。”
虽然对南斯拉夫局势了解不多，但我还是在直觉上赞同小史迪威的分析。待在贝雷帽咖啡馆的那个上午，听周围人眉飞色舞谈论抗议的情形，我心里就曾闪过这个念头：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被分裂过无数次的国家，似乎又开始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分裂过程。因为待在那儿的几个小时，我几乎没听到有人对这个国家表示认同，大家似乎都对这个国家怨气冲冲，没有人愿意站在“自己国家”这个立场来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而是在相互比赛似的发泄内心的不满。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引起的，但它已足够让我得到“这个国家将被继续分裂”这个判断。
“莫利，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国家，虽然这种态度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我还是不能理解，这太不可思议了。”
小史迪威把这个解释为是“天鹅绒革命”[13]的成果，按照他的说法，天鹅绒革命的诀窍，不是最后那个“和平过渡”日程表，而重要在于此前若干年的价值渗透和势力扶持，这些努力的名目繁多，但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厌恶自己的国家，甚至诅咒自己的文化，让“西方”成为一种“正确标准”的代名词，从而使他们失去判断独立的基础，并得到可信赖的方向和力量。而一些天才人物的出现，会让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加速。
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提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提奇奥塞斯库，而是出乎我意料地提到了几个文学家：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14]、索尔仁尼琴[15]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米兰·昆德拉[16]，他们用自己天才的思维撰写出一个个故事，表达对自己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讥讽、厌恶，读起来脍炙人口，感人肺腑。
他对此的结论同样出乎我的意料：“这种天才的感染力，把瓦解社会变成了一种时尚。”
我嚷起来：“不，不，不，莫利，我觉得这太离谱了。请原谅，我很喜欢米兰·昆德拉，我觉得他很有才气，他的叙事方式是那样的有趣，可你似乎觉得他们客观上对自己的民族犯下了罪，这是我绝对不能同意的。”
小史迪威微笑着看着我。“嗯，你读过他们三个什么作品？”
“看过一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过没读完，感到太冗长、太阴沉了；索尔仁尼琴的，读过《古拉格群岛》，可是也没读完，太长了，我受不了那种缓慢的节奏。但是米兰·昆德拉的风格很轻快很幽默，我看过他好几本书。”
小史迪威依然在微笑。“这些阅读给了你什么感受？”
在小史迪威的提示下，我不得不承认，它们让我获得的，基本上是对一个国家的负面信息，生活像噩梦，社会像铁桶，道德溃烂得象正发霉的西红柿，那是一种我完全陌生、恐惧和厌恶的生活。
不过，我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辩解。“可是，这有什么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不是也在天天揭露美国的阴暗面吗？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揭露行为说成是社会良心之举？”
小史迪威很慈祥地拍拍我的肩膀。“傻小子，你至今还没看出来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吗？没错，这些多如牛毛的报纸，包括CNN[17]、CBS[18]、NBC[19]、ABC[20]、FOX[21]这类惯于聒噪的电视频道，都时常揭露美国社会的问题，什么谁作弊啦，谁贪污啦，谁谁谁又怎么啦，但是，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们是存在区别的。简单来说，美国报纸、电视对负面事件判断的依据，来自于自己的传统、习惯和历年颁布的法律，这种叙事方式是表明这些负面事件产生的原因，在于有人不遵守已有的规则，对吧？但是，如果你认真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尤其是《癌症楼》《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你不但看到了让人绝望的生活，而且也被给予了这样的暗示——这种绝望产生的原因不在于有人不遵守规则或传统，而是，这些传统和规则本身就是邪恶的，这可不是一个微小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前者会强化对社会的参与和认同，后者会让人觉得这种参与是一种耻辱……嗯，时间不早了，睡觉去吧，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
13
小史迪威的这番话，把我对文学、电影的理解带入了另一个天地，虽然在感情上，我不愿认同他的看法，但直觉告诉我，他的说法可能包含着一些我从来没去想过的道理，我联想起最初集训时那一个月让我们都觉得意外的有关文学、流行、时尚的课程安排，现在看来，这似乎有什么深意。但是，在这个课程上，集训教官并没有对作品进行如此另类或者说富有深意的后果分析，而与大学一般的专业讲授没有什么不同。
小史迪威有点扬扬得意地准备站起身，但我不愿意就这么草率结束这场对话。“不，莫利，我想我被你搞糊涂了，你的说法是那样让我意外，如果你要让我睡个好觉，你应该讲得更透彻点。你知道，我只是偶尔读过那么一点小说，谈不上是一个够格的文学或者电影方面的爱好者。”
小史迪威又把抬了一半的屁股放下来，饶舌地抒了下情：“在这个异国他乡的温暖的冬天的夜里，做一次有关文学、艺术的长谈，似乎不是件坏事。”
但是，也许是我当时经历不够，或者见识有限，或者心底终究放不下环绕在鲁考斯周围的谜团，小史迪威虽然沿着此前的思路，围绕“历史、文学、政治”侃侃而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依然对他所做出的一大堆见解如“索尔仁尼琴以见证者的姿态否定了一个时代”，“文学、艺术包含着一个时代最基本的价值导向”，“西方成为这些民族最杰出的人才的精神归宿，由此，这些民族的骄子演化成了瓦解自己民族凝聚力的力量”，“米兰·昆德拉对生活的角度选择和叙述方式可能不是刻意的，却在客观上鼓励了他们那几代人抛弃自己的国家，并认为这才符合道德原则”，“他们基本都得到西方世界的同情和援助，不在于他们一定是我们的人，而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我们需要、也对我们有利的态度”等等观点似懂非懂、如坠烟云。直到差不多十年后的2006年，我才在亨特教授的循循善诱下，基本弄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
小史迪威口若悬河地解释了一大通后，突然想起另一件事：“嗨，迈克，差点忘了，我还没告诉你新闻界有关这次抗议的说法，也顺便说吧，这也相当有趣，甚至可以说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我饶有兴趣地盯着他那张善吐莲花的大嘴。
“记住，对新闻界而言，永远没有失败这么一回事，就拿这次抗议来说，无论结局是什么，无论多么出人意外，多么与前期节目的观点冲突或矛盾，这些记者们也不会认为他们错了，而是会再搜集一些抗议的镜头，比如激愤的人群，肃立的警察，以及其他一些符号化的特写，再配上对几个路人的采访，当然，这些路人说出的，一定会是‘我们不会屈服’，‘我相信，每一个南斯拉夫人，都记住了米洛舍维奇是一个制造分裂和对立的战争屠夫’，‘警察的棍棒掩盖不了选举的猫腻，我有权利愤怒’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些表达上的技巧，可以让他们体面地结束他们参与的任何事件。”
“天哦，莫利，我觉得这太可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这是媒体天然具有的权利，也是我们需要的态度，不是吗？”
第二天上午，差不多11点的时候，我接到了技术处的电话，告诉我已经在集贸市场找到了那个卖农产品的瘸腿男人，现在我们的人等在市场门口，听候我的调遣。
事实上，直到我赶到集贸市场，找到了那个等我的伙计——一个黄发青年后，我还没想好该如何与这个“苦难的塞族兄弟”打交道。而让我更没想到的是，也许，无论我以什么方式与他打交道，哪怕只是去花比一般人贵五倍的价钱买他的农产品，我都会碰一鼻子灰，原因仅仅是因为我说英语，而且看起来像一个美国人。
这个短促的见面情形，在过后的几年里，一直在我心里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挥之不去，在此之前，也包括之后的职业生涯，再没人用那种让人感到寒冷的目光看我，用那种让人不安的仇恨与我说话，他是唯一的。对他那种激愤的态度，我先后得出的，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刚开始的几年，一想到这个塞族青年那几近疯狂的眼神，我联想到的是疯子，是的，他是一个疯子，我感到，他一定是被他爱人的经历和他自己的苦难折磨疯了，因为只有疯子，才会毫无缘由地侮辱一个对他心怀善念的陌生人，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一个与他没有过节的陌生人，我在这种想法中一再心安理得、高高在上地宽恕了他。但是，当我离开CIA，逐渐因为坚持真相调查而受到社会冷遇、排斥乃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暗示之后，我才在突然之间，觉得自己真正读懂了他当时的那种眼神，那也许不是激愤，而是悲痛；他想表达的也许不是仇恨，而是一种绝望，一种他此生得不到解脱的绝望。“只有历经，才能懂得”，看来此语真是经过千锤百炼才被我们中的智者感悟，并传播开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