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汉末黄巾起义时，孙坚随会稽朱俏到中原镇压黄巾，以后又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隶属于袁术，在淮南活动。孙坚死，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194）开始向江东发展。他得到周瑜等人的助力，驱逐暂驻曲阿的扬州刺史刘繇，逼降会稽太守王朗。建安元年献帝都许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建安四年，孙策击破袁术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曲，并取得豫章郡地。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统众。建安十三年孙权由吴徙治京城（今江苏镇江）。筹划赤壁之战，势力达于荆州十五年招附保据岭南的士燮兄弟，取得东南半壁。建安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次年，改秣陵为建业。建安二十四年孙权破关羽，占有荆州全境。三年以后（222）又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限制了蜀国出峡发展的可能。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淮南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
散布在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嘉禾三年（234）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吴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东晋南朝史籍中，关于山越的记载只偶尔一见。
孙权主要的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战后，曹操军屡攻合肥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江北居民多渡江，濒江数郡成为空虚地带。诸葛亮死，魏蜀战争停止后，魏国加强了在淮南对吴国的进攻。吴军除沿江设督驻军、遍置烽燧以外，还在巢湖南口筑濡须坞，严密防守。魏军水师有限，进攻难于奏效，所以魏吴相持有年。
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著发展。北人南来，山越出居平地，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最大。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江）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吴末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相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盛，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黄龙二年（230）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载，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像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252）后吴国日趋衰弱，而魏国则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由于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263）、代魏（265）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国政权暂得延续。晋泰始五年（269），羊祜受命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筹划攻吴。羊祜命王溶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咸宁五年（279）冬，晋军出兵自长江以北、江陵至建业之间五道攻吴，而以益州水师为奇兵出峡顺流，于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业，吴帝孙皓降，吴国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东汉初平元年（190）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经过魏、蜀、吴三个区域的局部统一和相持后，至此又归于全国的统一。
晋
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317）琅琊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420），为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嬝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頠、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彊、成都王颖、河间王篆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暸义、东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侍中（一般四人）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谏诤和评议。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某些律条的规定，起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不满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亦可占有十顷（见占田课田制）。后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做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对于一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诸军）。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同、成都王颖、河间王颐、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五年杜滪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见张昌、石冰起义）。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责称为“六夷”。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赉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