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神雕侠侣》，金庸对于正统的儒家传统有所偏离，假如说，郭靖是一个合规合矩的英雄，那么，杨过则是一个反叛的英雄。与郭靖相比，侠途和情路都没有那么顺当自然，杨过从小就有点狡诈，介乎正邪之间，他与师傅小龙女相恋，就更为大逆不道，遭到旁人的指责；再加上他天性佻达不羁，风流潇洒，很容易被人误会成品行不端的人。实则上，金庸在杨过身上，写出了一种道家文化的理想人格：顺其自然，至情至性。郭靖有如神灵，白璧无瑕，一言一行，无不合圣贤规范，最后为襄阳之守而殉难，鞠躬尽瘁，死后而已；杨过有情有欲，最后在华山之巅与众人告别，归隐山林。
稍后的《侠客行》已出现全新的质素，表示着金庸对于人生、人性、生命和宇宙的体验，又达到一个新的层次。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已越来越缺乏“侠客”所应具备的“英雄气概”，他连名字都没有，一会儿被人称作“狗杂种”，一会儿又被人称作另一个人“石中玉”，一直到小说结尾，“他”到底是谁，似乎仍是悬疑。
其实，他到底是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世间的一切，不正是这样似真似幻难以捉摸吗？这个形象折射出金庸本身思想的光芒，并显示出金庸日后趋于佛教并不是偶然的（据金庸自己说，他写此小说时并没有接触到佛经），是源于他自己生命内在的探寻与追索。
外在的名实际上可有可无，是流动的，变化的，是一种幻象而已。不变的是“道”，是之所以如此的“究竟”，是“自我”的本质。小说中这个丧失了身份的人恰恰是一个把握到了自我形质的人，一个心无挂碍，与天地相通的入。他与尘俗的世间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他是质朴的，简单的，不识文字，也不识礼仪，更不通世态人情。他的心是敞开的，不设防的。他的是非标准是原初的，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性，他仿佛浑浑噩噩，又仿佛痴痴呆呆，然而却是纯真的人。正是这样一个“忘我”，“无我”的人，因为“无所求”，最后才获得了最高的武功，还有人生的真谛。
《鹿鼎记》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也是武侠小说中至为奇特的一部。它的主人公完全不会武功，而且也不是什么侠义的英雄，只是一个亦正亦邪的顽童。以书名推测，这部小说的主题似乎与家国兴亡有关，“鹿”是逐鹿中原的“鹿”，“鼎”是问鼎中原的“鼎”，还有东北的鹿鼎山，埋葬着关乎大清国运的龙脉。事实上正是如此，除了主人公韦小宝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厮杀，或为了皇权，或为了复兴明室，或为了龙脉宝藏，或为了报仇雪恨，等等，然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结局是被奸人暗算致死，大汉奸吴三桂处心积虑，经营多年，仍被康熙剿灭，神龙教教主洪安通最终众叛亲离，在疯狂中死去，康熙雄才大略，似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过得也并不怎么痛快；还有九难、沐王府众英雄、李自成等人的遭遇，都是哀多乐少。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到后来只是一场空。历史的神圣光泽，人世的庄严外表，在《鹿鼎记》中遭到了彻底的解构。
《鹿鼎记》写的基本上是史实，只不过加了一个虚构的韦小宝；书中的大多数事件都基于真实的历史，如康熙谋杀鏊拜、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虚构的韦小宝参与真实的历史，反映了金庸观察历史的一种独特角度。由于韦小宝的参与，积淀在历史记述之下的“真相”，——显现。究其实，历史只不过是一连串的闹剧，支撑着情节发展的可能只是一刹那的心理波动或某个人的一时冲动。
《鹿鼎记》对于历史，对于人世，充满了讽刺，也充满了洞察和怀疑，似乎是一部厌世的书，或者说，是一部看透了人生的书。书中的主角韦小宝颇耐人寻味。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不知道父亲为谁；他丝毫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根本就是文盲，唯一的文化熏陶来自民间的戏曲与说书，所以，有入说这是一个“反文化”的典型，他的遭遇与其他武侠小说中的主角一样，也是不断遇到高人，秘籍，但有一个根本性差异，那就是，韦小宝虽有陈近南、九难这样的顶尖的师父，却一点武功也没学会，只学会了九难教给他的“神行百变”，一种逃之夭夭的功夫。他时遇惊险，化解不是凭借武功，而是靠一张嘴，一串计谋，还有一点运气。
更让人惊异的是，他小小年纪，却成为康熙的心腹大臣，又是康熙死对头天地会的香主，还在神龙教中混了个白龙使当当。在各种势力的争战中，他游刃有余，八面玲珑。他到底是无赖？还是天才？他有浓重的流氓习气，在官场也同流合污，但他似乎又非常讲义气；他在做各种勾当的时候，对各种勾当似乎又看得十分明白。因此，有人认为韦小宝这个形象，体现一种“化境”，完全超越了善恶的区分，是非的桎梏，无为而无不为，什么都无所谓，也什么都有所谓。而金庸自己则提到，他的目的是希望把韦小宝写得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中好的和坏的一面，有一些自省的意义。这令人想起鲁迅写阿Q，目的也是要画出“国人的灵魂”，韦小宝与阿Q，都带有喜剧性，都触及到中国文化的内核。
除了上述几部作品外，金庸其他的作品也都各有特点，这是他与一般武侠小说家的重大区别：摆脱了复制化、程式化的写作陷阱，每一部作品都是新的突破，都具备强烈的原创精神。说金庸的小说每一部都是优秀之作，并不为过。例如，《天龙八部》被很多人认为是金作中最好的一部，陈世骧教授曾称许这部小说“实一悲天悯人之作也”，并“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而也有许多人把《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或《笑傲江湖》、《鹿鼎记》看作是金庸最好的小说。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被不同的人视作“最好”，正好从侧面印证了金庸的小说每一部都有不同凡响之处。
金庸作品从60年代起风靡海外，并受到海外少数学者的激赏，但到80年代以后，才真正影响大陆、台湾的图书市场及文学界，乃至文化界。严家炎教授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迫使大陆文学界重新思考“雅”“俗”文学的定位，传统的雅俗之间的界限、壁垒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已经很少有人将金庸只看作是“通俗小说家”，而是将他与鲁迅、老舍等现代文学大师相提并论。在20世纪的中国，金庸可能是受到赞誉最多的作家，也是读者最多的作家，更是真正突破了“雅”“俗”界限的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会愈加发现金庸作品的意义。
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
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2年生于广西蒙山县。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中，尤其爱好作诗填词，有“少年词人”之称。1945年他考入广州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却去了香港，在《大公报》当编辑。1953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撰写了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创“新武侠小说”先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写到80年代才退出“武林”。
梁羽生总共出版了35部武侠小说，大约一千多万宇，其中《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都是广受欢迎的代表性作品。梁羽生很重视武侠小说的教化功能，“顾名思义，标明是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我认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个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那么，什么叫作侠？这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我的看法是，侠就是正义的行为。什么叫作正义的行为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看法，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就是正义的行为。”（梁羽生《从文艺观点看武侠小说》）梁羽生的小说特别强调“家国意识”。他大多数小说的背景都处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作为一名侠客，他首先要承担的是拯救国家的责任，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这些侠客们总是风尘仆仆，东奔西走，或组织义军，或劫取皇帝的贡物，或深入敌人的都城，刺取情报。例如，张丹枫看穿父辈为一家一姓争天下不惜借助瓦剌的做法，以为这样是违反百姓利益的。在内忧外患的深重危机下，他凭着一身惊人武艺和滔滔辩才，肩负国家民族重任，奔波于塞北中原之间，屡建奇功。这些侠客崇拜的人物是岳飞这样的英雄，在有关宋代的几部小说如《武林天骄》、《联剑风云录》，《鸣镝风云录》中，幕后的大侠都是岳飞。正是岳飞的精忠报国精神，无形地鼓励着那些活着的侠客前仆后继，为收复失地、重扬国威而奋斗。岳飞的《满江红》成为这些作品的主旋律，起伏在每个人的内心，北望中原，壮志昂扬。
然而，梁羽生毕竟受过近代思想的熏陶，他并没有如历史上的岳飞那样，对于皇帝无条件地臣服。在梁羽生作品中，侠客的家国意识丝毫没有对于当朝政权的认同，他们所要捍卫、所在挽救的，乃是人民的国家，群众的国家，而非皇帝的国家，或权臣的国家。在梁羽生看来，真正的侠客是不会与官府合作的，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根据是否为官府做事而对别人做出判断，如果为官府做事，就是“鹰爪孙”，如果没有为官府做事，就可能是“侠义道”中人。这是民间的是非标准，将官府与江湖视作二元对立的双方：官府是贪婪的、阴险的，如现代人所说的政治是肮脏的；而江湖则是质朴的，健康的，富有人情味的。
梁羽生似乎没有写过一个好的官吏，也没有写过一个做官的侠客，官府总是阴森森的，而且，更为令人痛心的是，总是卖国求荣。执掌政权的人不珍惜自己的国家，反而是普通的百姓和江湖侠士，偶尔也有岳飞这样的忠臣，为国家的命运耗尽心血。
根据自己理解的侠义原则，梁羽生将正邪、好坏区分得相当清楚。写正面人物时，不允许出现有损于形象的描写。例如，他曾谈到《塞外奇侠传》的写作：“我在书中把这一段写成飞红巾的初恋，是幼稚的。叛徒押不卢被压到最配角的地位。最后女英雄短剑刃叛徒，大是大非，一清二楚。人物形象就站高了许多。”另一位女孩子任红绡一听说恋人是金国的贵族，立即斩断情丝，毫不留恋。这种塑造人物的模式是梁羽生惯用的，却多少有简单化之嫌。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被人称为“兼有历史小说之长”。确实，梁羽生的大多数作品都有史实的依据，他写作的范围涉及从隋唐到近代的中国历史，其间的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都被写到。可以说，他以文学的手法为一段历史提供了另一种独特的视野。对于许多读者而言，正是通过梁羽生的作品，才对历史发生兴趣并有所认知。
梁羽生认为：“虽然小说家笔下所创造的历史未必会有确切的事实根据，然而历史的真实和文学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真实，是有连带的因果关系。”“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不同，历史家要叙述实在的事件，如果某人没有做过某事，那就不能生安白造。可是小说中的历史人物，却不必每点上都吻合历史事实，小说的作者可以写可能发生的事实。”
梁羽生对于中国历史颇有心得，熟悉一般的正史之外，还了解很多野史和传说，而且还熟悉不同朝代的官僚制度、民间风俗、社会心态等等。例如，读他那些以南宋为背景的作品，我们对那时的民族矛盾，双方统治阶级的情态，民众的心理等，都会有深切的了解。
他写了许多真人真事，如义和团、武则天、魏忠贤、纳兰性德等等。他不仅写出了这些人和事的丰富性与生动性，也写出了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独到认识。
《龙虎斗京华》是以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为历史背景的。义和团形成于十九世纪末，而对西方势力的入侵与清政府的腐败，它艰难地作出自己的选择。最终以“扶清灭洋”为号召，以极其迷信的方式抵御西方入侵，成为历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性运动。既有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然流露，又有下层民众极端排外的蒙昧心理。在不同的历史书中，不同的史家、作家笔下，对于此次事件，有不同的说法。鲁迅曾经认为“义和团”体现的只是一种兽性的爱国主义。
梁羽生较深入地研究过义和团，他从小说角度表现这一历史事件时，极其深刻地描画出义和团所处的悲剧性历史环境，以及义和团内部“灭清”、“扶清”、“保清”三派的相互矛盾与斗争。在那样一种混乱的局势之中，个别“英雄”的真知灼见、卓绝才华，都无济于事，只能付之流水。梁羽生更多地展现了农民运动的正面意义，而他在小说中的议论及观念，似乎也受当时正在大陆兴起的新的历史观的影响。
再如《女帝奇英传》，写的是武则天的故事。关于武则天，各种史书、文艺作品历来褒贬不一，但总的来说，在男权话语占主导的社会，对她的谴责多于赞扬，尤其在两性之事上，更将她说得污秽不堪。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否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王权下，她如何能取得政权？又如何能将天下治理得太平繁荣？她也是一个女人，具有女人所具的一切情怀。梁羽生正是从人的立场，从客观的历史立场，来重新看待武则天。于是，在他的笔下，武则天成为一名光彩照人的女政治家。她的仇家如上官婉儿为她的气度、胸怀折服，放弃复仇的念头，而成为则天皇帝的心腹。梁羽生也写出了一名卓越女性的寂寞，甚至无助。虽得了天下，并得到天下百姓的称赞，但真正能理解她的人，又有几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