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唐朝历史的深入探究，没有对于史料的全面把握，梁羽生不可能写出这么一个形象鲜明、血肉丰满的武则天。
另外，梁羽生还写过纳兰性德、魏忠贤等大批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正史中都只是被简要地记述，而到了梁氏的小说中，他们的内心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都变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原来魏忠贤有个私生女叫客娉婷，岳飞则有个外孙女叫张雪波，嫁给了金国的贵公子，……诸如此类，也许并不实有其事，却令平面的历史人物变成立体的、生活于人性空间的真实人物。正史中留下的空白，小说家以其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加以诗意的填写。
总的来看，梁羽生对历史素材的选择，倾向于民族冲突、朝代兴亡之际的风云变幻及人事沧桑。这也许与梁氏对近代中国的关注与思虑有关，借历史来浇心中块垒。他的字里行间，也确然引起读者联想到近代中国的情势，尤其引起读者的“家国之恨”。一方面是异族的侵略、蹂躏，另一方面是本民族政权的腐败、堕落。如何挽救国家？而国家又在何处？
就历史观而言，梁羽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艺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忠与奸的划分，主导着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为重要的是，他十分强调抽象的“人民”两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与人民对立的是官府，以及残暴的入侵者。正是基于为人民代言的信念，梁羽生确立了他小说的主题：为人民的安乐而奔波、斗争。
梁羽生的小说写人写事写景，都力求一种浓郁的诗词气息。他在作品中直接加进了许多前人的诗词名作，而有些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作。在每一部的小说开头题上一首诗或词，当然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是暗藏玄机的，读完整部小说，回头再看开头的诗词，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首诗词已经包含了故事的主题。或者说，小说的故事如果用诗的语言来表达的话，也就是这么浓缩的几句。这就给读者一个对比的乐趣，也增添了诗的意境。
在小说情节的进行过程中，梁羽生也喜欢笔锋一转，流出一首诗作，顿时使得人物的心境或环境的气氛，变得更为细致，更有韵味。
例如：《鸣镝风云录》第二十回写辛十四姑弹《诗经·小雅》中的《白驹篇》：“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于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立，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暗示出她内心的一段情爱。
《散花女侠》第十五回写道：“这时已是月过中天，在万籁俱寂之中，忽听得有人长啸，朗声吟道：‘不负青锋三尺剑，老来肝胆更如霜！’一人弹剑而歌，渐行渐近，竟就是铁镜心的师父石惊涛！”两句诗即把石惊涛的形象烘托得令人难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梁羽生倾向于用戏剧性的情境来描写爱情。他喜欢将“情”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置于恩恩怨怨的纠缠之中，让人左右为难，无从选择，表现为一种悲剧性的挣扎。例如，《云海玉弓缘》中的厉胜男是“生死之恋”。她自小家破人亡，死里逃生，肩负着全家的血海深仇，为复仇而避世隐居，苦练武功。长时期的环境压力和心理负担扭曲了她的青春，使之不能正常发展。她爱金世遗，金世遗却爱着华之谷。最终她迫使金与她举行婚礼，却在片刻后死去。在无望中苦苦追求，在死之中印证爱的恒久，这是人世间最富悲剧性最富诗意的爱。但有时候，梁的中庸观念、正邪观念，阻遏了他对悲剧的深层挖掘。他喜欢以大团圆作结局，邪不压正，皆大欢喜。他喜欢以绝对的是非标准取代细腻的心理活动，例如，任红绡一听到情人是金国的贵族，就一下子认定他是坏人，而对他毫不动情，这在现实生活中恐怕并不真实。
言情小说的盛行
言情小说的成因及流变
从广义上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言情的，都表现人类之间的情感纠结。狭义的“言情小说”，则是一种消费文类，主要给人们提供关于两性间的或诗意或本能的想象空间，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任人……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为日常生活中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平添一点点传奇与美丽，甚至是为潜隐的、被道德规范压抑的欲望开通一条释放的渠道。
中国小说史中，言情小说是占有最多篇幅的。其中的佼佼者当推《红楼梦》为最。作为最为发达的文类，中国古典的言情小说，最吸引人的当是其中浮世绘般的社会百态，人情世故，而千古不灭的儿女情长，是言情小说的灵魂。
据吴礼权所著的《中国言情小说史》的分法，中国言情小说萌芽于魏晋南北朝，譬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搜神记》中的董永和织女等。唐代则是言情小说的成熟期，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等，俱为佳品；还有“情侠”体的言情小说，如《无双传》、《虬髯客传》、《昆仑奴传》等。被后人认为或是使新武侠小说深受影响的源头。宋元时代则被称为“转折期”。话本小说的诞生使言情文学走向通俗化、市民化。较为著名的有言情传奇《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赵飞燕别传》等，都为一时之选。明清两代则是中国言情小说的鼎盛期——最早的白话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如《玉娇梨》、《好逑传》，中短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及代表着中国文学高峰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皆产生于这一时期。而后绵延而至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也曾盛行一时。
只是，这一脉中国文学特有的“异香”，在三40年代以苏曼殊、徐行和无名氏等为代表的“浪漫的一代”风流云散之后，在文学界，已再难拾掇起来；尤其在50年代之后，情爱画廊成为落伍的事物，在大陆和台湾，都曾一度湮没。
言情文学的传统在五60年代的港台文坛，由大众文学延续着。直到80年代初，先前在港台大众阅读市场上流行的“言情小说”，进军大陆，仍然掀起“热潮”，并在90年代一样拥有广泛的读者。
作为中国言情小说发展的一个阶段，辗转进入不断转型的现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说，带有着社会发展的时间刻痕与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数的香港言情小说中，能够成功地塑造出某种言情类型，较大地影响到读者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取向的并不多。可以依达、亦舒与李碧华为代表表现出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情爱范式。
依达及杰克、望云等活跃在五60年代的香港文坛上，受当时香港传统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言情模式大多脱胎于明清两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主题披露与人物描写有着较趋同的“套板”。一部小说讲述一次恋爱经历或者一个婚姻故事，间或也探讨一下诸如“爱情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在尽情抒发缠绵、神奇、朦胧、哀怨的情爱梦幻时，亦带有着理念的意味。通常以女性为主人公，以美好的爱情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以结成美满姻缘为结局。情节模式不是“一见钟情”，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虽然或者会遇到一些恶人恶事的阻挠，或者弄成了三角恋爱、纠缠不休的局面，但最终都能排除万难，善有善报，有情人误会冰释，成神仙眷侣。
这时期的言情小说，主要还是以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为依归，即使是依达一些反映青年一代苦闷、孤独心态，在当时看来比较洋化的作品，其内涵还是表现美与丑、善与恶冲突的传统主题。稍后出现的严沁等作者走的也是这一路子。大部分的作品都洋溢着温馨而浪漫的情爱气息，却缺乏现实的诗意，难以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的刻痕。
亦舒“走红”于七80年代。其成功与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工业文明的扩张有关。稳定的社会环境，高收入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前往工作，强烈冲击着青年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精神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以往中国人对待两性关系那种拘谨内向的心态，已经被对爱情的渴望所渐渐取代。亦舒的小说以现代职业女性的浪漫故事为诉求，增加写实的成分，呼吸着香港人的生活气息，配合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热中有冷，笑中有泪，爱中有恨，倡导男女平等，鼓吹女性主义，很能切合处于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现代女性的需要。而她叙述方式中的“浊中见清，丑中见美，平中见奇”的行文风格，以及语言中深蕴的那一份机智俏皮的辛辣与幽默，使她的作品不仅迷住了女人，也吸引了男人。
90年代走俏的梁凤仪的小说，亦是亦舒一路。她的作品同样强调女性的自主独立，对女性深藏着的素质与能力更为推崇，她的许多故事似乎是告诉读者：女性天生有一种把握机遇、发挥才干的能力，只不过被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压制了，一旦给予她们机会，她们同样是社会的栋梁。这一类型的小说虽力避一般流行小说的颓废情调与肉欲挑逗，格调较为清朗，但毕竟不能摆脱凭空想象的奇情，虚无缥渺的贵族式情调等流行小说固有的牵制，难以突破。
李碧华的小说以夸张变形的历史传奇，荒诞不经的生死轮回、鬼鬼怪怪取胜。林燕妮的一部分作品也以凄迷魅惑的风格引入注目。在一种世纪末情调的弥漫中，她们的笔锋似乎已不能去描绘从日常生活的品味、体悟而升华出来的情爱故事，而是从过去与未来的云烟中挑起的由命运带来的不安、困惑与焦虑——过去与将来都是美好的，温爱可掬，偏偏当下是冷酷而无序的。所以她们有心想给自己以及一部分读者创造一个朦胧迷离的戏剧情境，以便远远地躲开当下这个急管繁弦的世界。在这样的不确定中，自然就难以产生一般读者所期待的“现实而又具神圣诗性”的言情小说了。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工商社会，金钱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言情小说亦往往是商业化的产物，是出版商、发行商刻意以“言情”为标榜招徕读者而打出的名称，所以良莠不齐势在难免，后继乏力也成定局；八90年代出现的岑凯伦、西茜凰、张小娴等等，其作品虽各有特色，却都没能另创自己的“半壁江山”。
在香港的大众阅读市场上，言情小说是和武侠小说、历史与科幻小说三足鼎立的，拥有广泛的读者。它们是大众寻求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永恒的逃避主义，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补偿。就像精神分析心理学揭示的那样，具有粉饰与宣泄的作用。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痴恋、忠贞、浪漫、美貌、财富、情趣、永恒等等，借着文字的演出，一一得以梦想成真。它们通常不会触发到读者的深沉的历史、政治或文化情怀，而主要是让人在投入性阅读中获得一种精神畅快；读一本书如做一个梦，梦醒后该怎样过依旧怎样过，如同炎夏吃一根冰棍，虽不过瘾，却也能短暂解渴，和其他的畅销书一样，是“一种有用的工具，我们能够透过它们，看到任何特定时间人们普遍关心的事情和某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变化”（苏珊·埃勒里·格林）。这样的阅读方式比较符合现代社会渴望温馨、追求浪漫的时代特征，这或许正是亦舒等人的言情小说在华人读者群，尤其是女性读者群中不胫而走的原因。
杰克、依达等前期言情小说家及作品
杰克，原名黄天石，又名黄钟杰，另有笔名黄衫客。1898年生于广东番禺。曾到上海学电机工程，后在广东粤汉铁路及新闻界工作。1921年，在香港与黄冷观合编《双声》，于创刊号上发表《碎蕊》，为香港最早的白话体小说，是香港新文学的拓荒者之一。30年代初曾赴马来西亚编《南洋公论》，返港后创办香港新闻学社，自任社长。香港沦陷期间避难到桂林、重庆。战后返港，开始大量发表言情小说。1955年，当选为香港中国笔会主席，此后十年连选连任，并将其独力创办的《文学世界》复刊，作为香港中国笔会会刊。1983年病逝于香港。黄天石从纯文学创作出发，战后返港才迫以生计，改以“杰克”笔名，顺应出版商的要求，写起迎合小市民趣味的言情小说。在50年代的香港文坛风行一时，以至当时通俗文学领域有“南黄北张”（即黄天石和张恨水）之称。他和同为香港新文学拓荒者的望云（张吻冰）等人改变写作风格，转入以言情小说卖文为生，是香港文人无奈的悲哀，也是香港文坛的一种趋向。
杰克的第一本流行小说《红巾泪》，曾被改编成电影，这是香港小说第一次被搬上银幕。50年代，他创作的《名女人别传》、《改造太太》等作品，还曾获“港式鸳鸯蝴蝶派”之称。跟当时其他的流行小说作者如望云、俊人、孟君、碧侣等人一样，他的作品带着较浓的文艺腔，杰克的古典文学功力不俗，这让他的文字畅丽之中带一份雅致。他有一部分的小说比较注意题材的选择，如1955年6月发表的《爱情是什么》，故事情节很简单，人物也不多，写女主角红衣女和汤姆、钟士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典型却又普通的三角关系。但作者通过情节的安排和形象的刻画，回答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爱情是纯洁和自发自愿的。虽然有理念比的倾向，但还是怀有一份责任感对当时的年轻一代给以启示。这使他的小说，受到当时青年读者的欢迎。
杰克已出版的作品还有：《合欢草》、《一片飞花》、《心上人》等20多种，一直到60年代香港市面上仍然畅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