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等著作。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三姐觉得礼太贵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好象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2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写情书,用《知音》风格,哄小舅子,《故事会》足以。到民国年间逆袭女神,很容易吧。
再说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看,故意混淆口气,连“爸爸”都叫上了。张父生性豁达,也了解沈从文的为人,答应了婚事,张允和羞涩地给沈从文发了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大户人家的女儿基本上都有丰厚的嫁妆,爱上的只可能是沈的才华,所以钱不是什么问题。1933年9月9日,沈张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他们的新房中,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看,有这样一支笔,走在民国,您还担心什么呢?
玩文字的潜规则
杂志的诀窍
民国年间,文人们都比较热衷于办报纸杂志,一可开启民智,二来过过手瘾,三则赚点小钱。最有名的应该是陈独秀、胡适等人鼓捣的《新青年》,此刊风靡全国,在无数热血青年当中引起共鸣,一度洛阳纸贵。
杂志可不是一般人都能玩的,在民国想做好一份杂志,必须达到三个标准:一,有高水准的撰稿人;二,有凌厉的风格;三,有大学做后盾。
为什么呢?
您想想,在一个新旧交替的社会里,掏钱买书的主要都是些什么人?
肯定是追求进步的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的集中地在哪里呢?
当然是大学。
这些青年都会崇拜哪些人呢?
有个性的新派教授。
陈独秀在北大创办《新青年》,笼络了一大批教授,使此刊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章士钊、蔡元培、钱玄同、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人齐齐亮相,掀起文学革命,以雷霆之威对青年读者狂轰滥炸,引起极大反响。
时为北大学生的杨振声先生回忆道:“《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发生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也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一位署名“爱真”的读者给陈独秀写信说:“我抱了扫毒主义已有七八年了。无如帚小力微,所以收得的效果很小。先生等都是大学教授,都是大学问家,帚大力大,扫起来自然是比人家格外利害。”正是教授们的积极参与,使《新青年》大壮声威。弘扬国学的《学衡》派对此很不服气,认为《新青年》暴得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重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如梅光迪指出:“彼等之学校,则指为最高学府,竭力揄扬,以显其声势之赫奕,根据地之深固重大。”
《新青年》借助北大教授扬威,教授们何尝不因此刊而扬名呢?大师们对思想文化的贡献咱就不多说了,咱说点俗的:单道这些腕儿的一个月的稿费,就能抵平民家庭一年的收入!
陈独秀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摸透了玩杂志的三大要素:专业教授撰稿、文学革命话题、北大学术氛围。
很可惜的是,陈独秀忽略了第四个要素,就是旧派文人的反扑。
以国学大师林纾为首的顽固派动用各种关系,让政府对北大施压,校长蔡元培扛不住,只得让陈独秀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陈独秀试图缓和,对方却不依不饶。1919年3月间,小报登出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独秀)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1935年12月28日胡适日记)
嫖妓还抓伤了妓女的下体,一时把陈独秀推上了风口浪尖。虽然蔡元培“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迫于舆论,还是不得不于4月10日的教授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陈独秀离开北大,不仅对于《新青年》是个损失,在胡适看来,甚至影响到了此后中国的命运:“……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之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指上文所言3月26之事)”,“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年的政治与思想分野。”
政治上的分歧咱不讨论了,单说办杂志,陈独秀能成功,其他人不一定能。少了笔者之前提出的几大硬性条件,即便您再牛气,也不一定能成功。
别还不信。
1922年6月,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郁达夫等人在上海弄了本杂志,叫做《创造季刊》。这些人组成的“创造社”,在近现代文学江湖上也颇有地位。开山立派的时候,哥几个的日子并不好过。某日郭沫若和郁达夫二人到四马路的书局去,顺便问问《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路怎样。书局经理很冷淡地答道:“二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两人无限伤感,在四马路上接连饮了三家酒店,最后喝得醉醺醺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行走。突然郁达夫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吓得酒醒了一半,急忙将他拉回来。
单说创造社,您也许并不服,那么咱再说说新月社。
新月社的掌门人您可能听说过,没错,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其主要成员有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梁启超、林语堂、林徽音、陆小曼等等,冲着这些名字您就想支持,是吧。
估计这些人也这样想,结果是您跟他们都错了。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办新月书店,次年创办《新月》月刊,根据闻一多先生的后人闻黎明在《闻一多传》中介绍说,“董事长为胡适,经理兼编辑主任为余上沅,闻一多与徐志摩、梁实秋、张嘉铸、潘光旦、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刘英士、胡适、余上沅11人为董事。书店股本2000元,出于节制资本,每人一股,大股100元,小股50元……”
两千元的资本,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据相关资料统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大米平均为每市石(160市斤)10.2银圆,也就是每斤大米6分多钱,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猪肉每斤2角钱,1银圆可以买5斤猪肉。这笔启动资金在当时也不少了。
胡适、徐志摩等人的志向是远大的,计划是宏伟的。他们准备出版50种的《现代文艺丛书》、100种的《英文名著丛书》以及《现代文艺丛书》,结果因为销路不好,经济难以为继,很多做出预告的书都没能出。
文学评论家瞿光熙先生曾撰文指责新月书店“在预告书目上,如在一九二七年就预告‘在校印中’的余上沅的《可敬的克莱登》、陆小曼译的《海市蜃楼》、陈衡哲的诗集《梦与希望》等书,有的过了很久才出版,有的迟迟未见出书。他们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中预告了一套《现代文艺丛书》的书目,整整五十种,着译者姓名之上都加了博士、硕士、教授、系主任、院长、大学校长的头衔,但后来见到书的只有十种左右。《英文名著百种丛书》,在一九二九年开始出三本书时就用红纸登了大幅广告,公布了十二种的书名和译者,除已出三种外,其他九种‘正在印刷或翻译中’,译者是胡适、饶孟侃、徐志摩、梁实秋这批人,直到一九三三年书店关闭为止,一共似乎只出了几种。”
如果有钱赚的话,胡适和徐志摩这类爱惜羽毛的人,会自食其言么?肯定不会,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