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不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爱到自己的头低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事，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使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台湾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张佩纶本是个辞严义正的书生，善于辞令论辩，在实际的军事作战能力上无疑是缺乏经验的，因而等到海战一打响，就只知道按照朝廷的圣谕和李鸿章的电报来布置战局，结果一战而败，葬送了整个福建水师。张佩纶自己则冒着大雨顶个破铜盆狼狈逃出，年底就被清廷发配到了边疆察哈尔。
1888年，张佩纶戍期已满而后返回京城。李鸿章一直非常关切这位故交之后。当年4月，张佩纶料理完家务事，就前往津门，来投奔这位李大人。没过半月的时间，就同李大人的千金李菊耦订婚，一时传为美谈。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赞“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可见李鸿章十分器重这位老女婿，对女儿的婚事也十分满意。但在普通人的眼中，此时的张佩纶已风光不再，以战败之罪被朝廷流放，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返回京师，几同于庶民。从婚姻通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原则来看，一个如此落魄、失意的文人与相府千金喜结良缘，只会在戏文里出现。张、李二人的婚姻，无疑是一出才子佳人的现世喜剧。
这里面还有一则慧眼识英才的佳话。因为事出名门，以影射现实写作见长的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曾朴直接将此实事巧加发挥，演绎成了《孽海花》中的一段“传奇”故事。
小说中写道，尽管张佩纶战败，遭致流放边关，但总理北洋军务的李鸿章大人仍然十分爱惜这位才子的学识，甚至有意将他招为自己的女婿。某一天，张佩纶因公务去拜见这位德高望重的李大人，正要迈进李鸿章的书房内，忽抬头看到里面正立着一位妙龄少女：“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一时无法回避，只得硬着头皮立在那儿，好不尴尬。李大人见了，却非常高兴，对这位老才子说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张世兄。”女子一回身，正瞧见这位手足无措的张佩纶，顿时满面红霞，轻摇漫步，羞答答地进了里间屋子。张佩纶这才进前，只见桌上铺着两首七律诗，都是咏叹马尾海战的。表达了对败军之将张佩纶深切的理解之情。
张佩纶见了，顿觉心头涌上无限苦楚，眼角竟不知不觉润湿了。马尾一役可谓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惨痛的一次挫折，其继室边粹玉也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病故于北京。然而他并未消沉自轻，而是重新振作，利用在塞上的这段苦旅，勤奋研学，著书以自遣。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涯中，他竟先后完成了《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等多卷著述。少年时代的张爱玲就常常阅读《涧于日记》。然而，在三年多的谪戍生活中，他以出世之心，与汉晋隋唐的诗文为伴，以饱读诸子百家为乐；然而内心的悲凉与挫败感不是如此就能够排解的了的。
看着眼前的这两首诗文，张佩纶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李鸿章见眼前的这位才子沉默不语，就笑着说这两首诗只是女儿的涂鸦之作，还要请他多多指教。张佩纶一听，只是一个劲儿地称赞相府千金用韵精当，却再找不出其他的话来。李大人似乎已经看出张才子一时难以言语的复杂感受，便换了另一个话题，托张佩纶为自己的宝贝女儿物色一个好姑爷。张大才子就问李大人对人选有什么要求，大人只说“要和贤弟一样”，并且还暗示性地“看了他几眼”。张佩纶顿时心里暗暗吃惊，不过即使再呆的人也能够领会对方的意思。张佩纶回去后就立刻托人来相府提亲，李大人果然答应下来。而相府夫人一得知此事，便痛骂李鸿章“老糊涂虫”，好好的宝贝女儿竟然配给一个老“囚犯”。李鸿章被夫人骂得哑口无言，这时小姐本人开口了：“既然爹爹已经应承，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原来这位小姐早已倾慕于张佩纶的才学，她本人已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爱女心切的母亲也无可奈何了。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芗，病逝于1879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弟、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地跟着母亲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的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的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原来他也珍藏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上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