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千金，是当时令人艳羡的金童玉女的结合。但黄逸梵虽出生于清朝军官家中，但家庭环境却还开明，她接受了新式教育，人又聪慧，个头高挑，清秀又漂亮，洋溢着一股新时代女子蓬勃的朝气，与张廷重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显得格格不入。婚后，二人仍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的管治下生活。张志潜是个不尚奢华、家教管束甚严的旧式人物，小夫妻俩也觉颇受约束，为此黄逸梵常回娘家散心。为了摆脱这种受人管治的生活，不久，张廷重就托堂兄张志潭（1921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为自己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职位，做英文秘书。就这样，在张爱玲2岁的时候，一家人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同时也和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主要资产都是李鸿章嫁女儿时送过来的陪嫁，尽管在分家之前，这位二哥哥已先独占了一部分，但分到张廷重名下的资产仍然是丰厚的。
黄逸梵是被迫与张廷重结的婚。她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姊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姊妹，所以算来两人的婚姻是“亲上加亲”的。张爱玲从小就一直听人说母亲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薄嘴唇，有点像拉丁人的后裔。黄逸梵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张爱玲也曾对母亲的血统感兴趣，看了许多人种学方面的图书，但始终没弄明白。《茉莉香片》中那个从未爱过丈夫的冯碧落也许就是黄逸梵的写照，而且两人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亲上加亲”。她不关心家中的事，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好在她的小姑子与她一样，看不惯哥哥败家子脾气，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同姐妹，暂时稳住这个名存实亡的“家”。
年幼的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尽管母亲出身名门，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与影响，但她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张爱玲从母亲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处于新旧时代夹缝的中国女性的无助与悲哀。
搬到天津后，一家人的生活惬意而又自在：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房有车有司机，还有烧饭打杂的仆役，孩子也有专门雇来的保姆照顾，什么事都不用操心。此时的张爱玲被成群的仆人所包围着，天天被他们“抱来抱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明快与温馨，弥漫着“春日迟迟”的空气。
院中有一架秋千，小煐常常被仆人们带到那去玩。一名额头上有疤，被小煐唤做“疤丫丫”的高个子丫头，荡秋千的技术极高，竟能荡到秋千架的最高处，猛地翻过去；院子里还养了鸡，经常被她追得惊慌失措地满院子乱窜。这一切都使得小煐乐得合不拢嘴。
夏日的午后，小煐也有自己的消暑良方。穿着“白底小红挑子纱短衫、红裤子”的她坐在板凳上，喝上“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捧着“一本谜语书”，嘴里念叨着书上的谜语“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好不惬意！一本儿童诗歌选集上的诗句让懵懂时期的爱玲领略了“半村半郭的隐居生活”，但成年后却只记得“桃核桃时作偏房”这么一句，“似乎不大像儿童的口吻”。
一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仆人时常用笔蘸了水，在天井下架的一块青石砧上练习写大字。这个人“瘦小清秀”，小煐非常爱听他讲三国演义的故事，还给他取了个十分古怪的名字——“毛物”。恰好这名男仆还有两个弟弟，也一并被小煐叫成了“二毛物”、“三毛物”。毛物的妻子自然是“毛物新娘子”，简称做“毛娘”。这位毛娘生着“红扑扑的鹅蛋脸，水眼睛，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非常可爱。但却是个“心计很深的女人”。后来被小煐叫做“疤丫丫”的丫头嫁给了三毛物，经常受毛娘的欺负。幼时的张爱玲并不懂得大人间的恩怨，在她眼里，毛物一家就如同她给起的名字一般，“是可爱的一家”，并且因为她对南京小户人家莫名的好感，女仆又时常带着她到这一家开的杂货铺去照顾他们的生意，在店堂楼上吃吃茶，要几颗玻璃罐里的糖果，这都使得小煐对他们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之感。也因为她特有的感受力，在7岁那年，还以此为蓝本想出了一个妯娌不和的故事。
富贵的生活并非总是闲适慵懒的状态，名门之后也要讲究秩序与才学。崇尚西方生活的母亲坚持西式教育，并不和女儿睡在一起。每日清晨，独自从梦境中苏醒的小煐会被女仆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自己趴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4岁时，她经常跟着大人去拜访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在晚清时代，张人骏曾当过两广总督；辛亥革命的时候，革命军攻入南京，他跃墙而逃。当时正在天津做寓公。这位被小煐唤作“二大爷”的人开口总问她认了多少字，随后就要求背诗给他听。于是小煐就把母亲在家时教的那几首唐诗念出来，“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这位前朝的旧臣每当听到“商女不知忘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泪不止。
孩子眼中的世界也不尽是完美的，背书或许就是其中破坏完美的一件事情。因为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的先生，小煐因为整天背书而又总背不出来而苦恼不已。此后，再大一点的“不快”，就是来自那个古怪精灵的弟弟了。小煐只与弟弟相差一岁，且弟弟生得美丽而文静，甚至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叹：“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有一次，家里人谈论某人的太太如何漂亮，年幼的弟弟竟问：“有我好看么？”以至于大人们常常因此而取笑他的虚荣心。然而，尽管如此，小煐仍能够感到来自于弟弟的“威胁”。作为男孩，弟弟在家中的地位终究是高于姐姐的，将来也必是家中的主人，而不是她；女孩子终将要嫁出去，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一旦“泼”出去，就与原来的家没太大关系了。虽然那时的她还不懂得一般女孩子的归宿，但家中这种“男尊女卑”的气氛，令小煐感到非常愤然。
照顾小煐的女仆叫“何干”，“干”即是“干妈”之意。小时候的张爱玲十分顽皮，经常用手去揪何干颈上松软的皮——年纪的缘故，何干颈上的皮是松垂的——探手到她额下，渐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小孩子没有耐性，经常会把何干抓得满脸血痕。领她弟弟的女佣是“张干”，裹有一双小脚，要强伶俐，处处想占先。何干认为自己带的是个女孩，比不了带少爷的张干，因而处处都让着张干，自觉没有底气和她争。小煐却为这事感到十分不服气，常常拿出小姐的架子和她争，这时候“张干”就会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连小煐抓筷子的方式也成为她预测小煐将来命运的证据。小煐抓得近，她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急的小煐赶忙把手指远远移到筷子上端，以为这下会嫁到近处了，就问张干：“抓得远呢？”“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张干得意地说，气得小煐一时说不出话来。弟弟娇弱，书读得也没自己好，因为忌妒她画的图，就乘没人的时候拿撕下来或者在上面涂上两道黑杠子。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小煐的头脑中朦朦胧胧有了男女平等的意识，暗暗较劲，“要锐意图强”，立志要超过弟弟。
但毕竟小煐比弟弟大一岁，比他身体好，比他会说话，也比他能吃更多的好东西，比他能做更多的事情。两人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小煐出主意。凭借着“毛物”给她讲的三国演义或者隋唐时代的故事给她留下的印象，想象两人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晓将，自己叫月红，弟弟叫杏红。自己使一口宝剑，弟弟使两只铜锤，以及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然而，弟弟经常不听小煐的调派，姐弟间的争吵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很快就会被化解：“……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但很快，这样平静的生活就因父母间的矛盾而被打破了。张爱玲的父亲结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整日泡赌城，逛戏院，抽大烟，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养姨太太，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子。
对丈夫所沾染的恶习厌恶，张爱玲的母亲到了极点，深受新派思想影响的她绝不会像旧式妇女那样，对丈夫纳妾、抽鸦片等行径只会忍气吞声，敢怨不敢言。对于丈夫种种堕落行为，她从来都没有妥协过。尽管丈夫也经常浏览书报，常以新派人物自居，可骨子里仍是个腐朽的封建遗少，十足的享乐主义者，两人为此经常争吵。家中发生的这一切，自然是在花园里嬉戏玩闹的小煐和弟弟所不知道的。
张爱玲的母亲无法忍受丈夫的腐化堕落，最终选择了出走。不久她以留学的名义决意出国。张爱玲的姑姑也是新派女性，坚决支持嫂子的行动，也与她一同出国。1924年，已经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黄素琼踏上了远行的油轮。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母亲的行动完全是个不守本分的“异数”，但舆论的非议没能阻止她的脚步。在母亲动身去法国时，张爱玲才4岁，尚未对母亲的离去感到怎样的沉痛与悲伤，在《私语》中她忆起母亲当日动身的情景：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因张爱玲是女孩，从小过继给伯父，所以称母亲为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母亲无言的痛哭，仿佛是在哀悼自己不幸的婚姻与命运。她之所以出国，也只是一种“眼不见为净”的逃避方式而已。对于这一点，她自己自然是十分清楚的。但发生的这一切，在年仅4岁的小爱玲眼里，是无法看透的。母亲的离去并非是一种伤痛，就好像一个人从记忆中消失了一段时日：“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早在张爱玲的母亲出国之前，她的父亲就偷偷养起了姨太太，母亲的出走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一开始，这位姨太太被她包养在外面的小公馆里，小时候的张爱玲还时常被父亲抱到那里玩。或许是因为不愿意去，每当父亲过来抱她时，她就拼命地扳住门，双脚乱蹬，把父亲气得非要把她扳下来打几下。可是一到了那边，看着小公馆里气派的红木家具，摆在云母石的雕花圆桌上的高脚银碟子，小爱玲就马上高兴起来，况且姨太太又很会哄人，给她许多糖吃。一等母亲出国，张爱玲的父亲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位姨太太接进了家门。
姨太太本是妓女出身，绰号老八，“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留海”。一进了张家，就时常举办各种宴会。躲在帘子背后偷看的小煐，见到了许多希奇的人物，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两位漂亮姊姊，则最让她难忘：“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大概从那时起，张爱玲就一直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小煐的弟弟，这位姨太太是不喜欢的，一看到他，大概就会令她想起孩子的母亲来。小煐倒是很合她的心意。有那么一个时期，小煐每日都会被大人们带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年幼的她还不曾有舞池边上的桌子高，与“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等把面前的这块奶油蛋糕解决掉，她也渐渐在那微红的黄昏里发起困来，照例到三四点的时候，被仆人背回家。姨太太还曾为她做了一件顶时髦的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还曾说：“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当时四五岁的小爱玲得了这样漂亮的裙子，自然满心欢喜，因而毫不犹豫地就说“喜欢你”。然而为了这件事情，直到成年之后她还感到“耿耿于心”，因为那是自己真实的想法，“并没有说谎”。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实在不好，常把张家闹得鸡飞狗跳：“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忽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张爱玲的父亲也领教了姨太太的威力，被痰盂砸破了头。族里人看不过意，最终逼得她不得不离开。姨太太走的那天，小煐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着两辆榻车从大门里缓缓出来，盛着姨太太的银器家什。这在她看来，未必是一件拍手称快的事，然而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因为——太太要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