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作家，厚道的写作
白天光
读了张晓光《墟上春绿否》，让我感到非常吃惊。这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而又能节制激情的九零后作家。他的作品不能用史诗一样的豪情去概括它，但至少在这部作品当中我读到了苍凉，既能闻到历史的霉味，又能嗅到古朴的芳香。
我对农村的记忆总是美好的，因为我至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几年。一位音乐人说过，我对记忆总和那个时代的音乐联系在一起。而我回忆在农村时的生活，总和烟味联系在一起。我喜欢燃烧的苞米秆子的烟味，甚至我喜欢燃烧的牛粪的味道……
张晓光有勇气完成了他这部长篇，是很值得钦佩的。现在的九零后沉迷于网络，他们排斥纯文学，甚至他们在颠覆着中国汉语。许多莫名其妙的网络语言掺杂在生活里，无疑他们是和国学较量。
从《墟上春绿否》让我看到了苦难文学在一位九零后作家的笔下沉稳地行进着。在这部作品当中，虽然有个人的或家族的苦难交替描述，而我们并没有觉得虚假。我的朋友阿成说过，我曾经质疑过文学高于生活的说法，但我很赞同一个作家去认真的复制生活。我也看出张晓光的长篇《墟上春绿否》正在努力复制生活。
许多作家都在强调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才能发现生存的真谛。这句话我并不反对，我所要补充的是不一定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是自己的生活亲历。我已经发表过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大都是发生在民国时期的传奇故事。正如我在一次笔会说过的，一个作家如果是在无年代的背景下写作无疑是聪明的。因为无年代的背景会给作家无限的想象。一个作家总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时代去临摹它，我认为写作者无疑是愉悦的。我不知道张晓光的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跨越了几个时代，而无论哪个时代，它都会找到和他的作品相契合的东西，张晓光是聪明的。
张晓光的长篇《墟上春绿否》实际是由许多传奇故事组成的，而这些传奇故事又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物都有个性。这些人物是在故事之上，而不是故事的需要而使这些人物活起来的。现在许多理论家常常会抱怨作家们侧重于技术性写作，技术性写作在文学作品中是需要的。这就像戏剧结构一样，如果缺少技术性的写作，那么它的故事性就会大大的逊色。其实生活的许多偶然就是生活的必然，这已经超出了技术性写作的境界。可能张晓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他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出了他对生活的提炼是严谨的，也是有序的。
我给许多我熟悉的作家和朋友写过序，序这种东西是很矫情的，有些人以名家自居，给别人作序的时候都是喜欢大段的摘抄作者的文字，然后又像金圣叹一样去点评，这种讨巧的序是对作者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不想摘录张晓光这部长篇作品的经典段落或是经典语言，我只是想向他说出我读了这部作品的感受。
张晓光的这部小说也许在挣脱着一种无形的桎梏，换一句话说，他在努力避免和同一类题材作品的雷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影视圈，我认识许多导演和编剧，他们说，只要观众愿意看，只要能取悦于观众，我们何必去想什么雷同不雷同。往往一部作品的失败就是与他人作品的雷同，也许在张晓光的作品《墟上春绿否》上能够看到《闯关东》《打狗棍》的某些痕迹，但我不认为是雷同。一个时代发生的许多传奇事件由于年代的限制，这些传奇的诞生和消亡都是有规律的。因此，张晓光对这部长篇的尝试对他这个年龄来说，是值得尝试的，而且尝试得还算满意。
我和张晓光并没有什么交往，他的作品是我的老师赵成禄推荐给我的。他仅仅在电话里简单地介绍了张晓光这个年轻人。说来我们是一个文学的启蒙老师，应该算是我的师弟了。但是最初我是想拒绝这部小说的，因为我的创作时间比较紧迫，但我还是忙里偷闲把这部作品看完了，看后，我才觉得赵成禄向我推荐的作品确实是一部好长篇，尤其是出自于一个九零后作家之手，这就更不容易。也许张晓光的个人阅历还不够丰厚，读过的书也很有限，而创作的时间又不太长，这是他作为一个文学小青年尝试的第一个长篇，我们不能要求他一出手就创作出宏篇巨制，所以，这部作品难免会出现一些缺憾。张晓光这部作品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作品的语言个性化的表达方面，如果再做进一步的修改或润色，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看。我提到的缺憾不是张晓光一个人在创作中存在，包括我这个有过三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人也难免会出现这种缺憾。
前几年我回黑龙江老家，我的同学陪我在哈尔滨玩了几天，我对哈尔滨并不陌生，而最让我难忘的是，哈尔滨中央大街还有南岗的那些老建筑。还有我曾经多次去江北的呼兰萧红故居，经过修复，萧红家的张家大院渐渐恢复原貌，这是让人欣喜的事。而在哈尔滨那些老字号渐渐地被一些个洋玩意儿代替了，比如老店铺和老饭馆，越来越少了，而到处都能看到KFC、麦当劳、必胜客、加州牛肉面。照相馆没有了代之是婚纱影楼，理发店也没有了代之是美发沙龙……让国人顿生悲凉。这些外来的文化没有让张晓光的创作误入歧途，他的作品中散发着浓郁的地域文化元素，这也让我这个老作家感到非常钦佩。
张晓光的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为他今后的创作做了很好的铺垫。若干年前我和我省的著名诗人巴音博罗称赞一位势头很好的青年作家时说过，他是一位理性的作家，因为他的写作很厚道。
相信张晓光以后的作品会更加的成熟和厚道。如果他坚持着他创作的冷静和理智，逐渐形成他的创作个性，他将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作家。
白天光，黑龙江省宾县人，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省阜新市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新蕾》杂志社主编。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袁炳发
我所熟悉的家乡小青年张晓光，给我打电话，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要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首先感到惊诧；第二个感觉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年轻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具有勃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我所了解的张晓光，在文学道路上就是彰显着生命张力的跨世纪年轻人，在文学创作上，一出手就是一部长篇的大手笔——以民国时期为写作背景，创作了一部2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年轻人。
九零后的张晓光，比我八零后的女儿还小。所以，最初张晓光表明意图的时候，我觉得他找错了人。他与我会有多么深刻而宽广的代沟呢？我对为他写序的事情是持着怀疑态度的。但也许因为故土乡情的沁人心脾，也许同道文学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更重要的是，我总是对年轻一代怀有一种欣赏和敬意。
这样一想，就觉得也许我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意见建议，甚或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所以便认真读了一遍他的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
阅读最初几行、几页和几章下来，已心中有数。假如我们承认小说是有类型的话，那么他的小说是在我喜欢的类型范围之内的。全书看完，这个感觉还是依旧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作者在对于文学的某些观念上与我同在一个轨道上，或许因此我能够很容易地看透作者的心意，领会作者的情感。小说不就是抒发作者感情的么。
在我看来，《墟上春绿否》是一个传奇。它差不多具有传奇的所有因素。硬汉、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炽热的情义和阴暗的手段，以至于美与丑、善与恶、宿命与奇迹……它们构成了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奔腾不息。也许，它们同时产生了故事的吸引力，释放了作者的文学创造力和热情。
从这部长篇小说中，我至少看到了两个值得一谈的问题。一个是作者严肃谨慎的态度。这个故事时间上超过半个世纪，从20世纪上半叶30年代，直至90年代末。地域涉及河北、山东、云南，甚至缅甸。那段历史，无论从政治制度、民生百态，以及国内国际形势都极其繁复，是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纭过往，那么在还原或者坚持历史真实上会有不可想象的难度。然而，作者描绘书写的故事，人物语言、衣着、风物、历史事件，甚或地名、街道、建筑，这些或作为背景，或者直接参与人物命运推进，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要把握真实（艺术的真实），令读者信服，就必须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作者做到了。
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作者引用了一段河北民歌《扎风筝》。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踏实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就是作者对于故事的架构能力。上面说了，这是一部20余万字的小说，故事的纵横空间都相当宽阔，相当有纵深。如果使其与建筑相类比，那么显然这是一座雄伟的建筑。
建筑是否牢固，以显示它的雄伟气势，关键在于内部结构和材料，小说也一样，它的气象体现在对于人物命运的圆雕式展现上，每一个面，都有立体的雕琢和铺展，我认为这是第一要务。然后，人物的命运之间以一种因果关系或者宿命般的安排，连续的，不间断的，但是，一定是激流与涡流相交织的态势向前推进。
回到《墟上春绿否》，毋庸讳言，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或称之为“典型”），是它的第一要素。
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的主人公，一对患难兄弟沈石头和夏生的故事，由一根坚韧牢固的“龙骨（命运）”贯穿牵引，上演了一曲悲怆豪迈的交响曲。而作为非主要人物的数十个有名有姓的次要人物的塑造，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走势，又展现了一连串的世态人情。主次之间的互相烘托，彼此胶着，造就了一幅生动逼真、意味深长的的旷世画卷。我看过后，甚至有一种观摩电视鸿篇巨制的满足感。
所以我们说，长篇小说《墟上春绿否》的人物形象塑造是成功的。
作者张晓光在谈到这本小说的写作时曾说，“写作是精神生活的方式之一。”他刚刚24岁，以这样的心态对待文学，他无疑正走在伟大文学的道路上。
文学之路，是鲜花和荆棘相伴之路，不付出心血和汗水，是摘不到胜利果实的。正如文学大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所言：“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作家，不但要有文学天赋，还要具有阅读的积淀和生活的阅历。
我们相信，张晓光对此早有阅读的准备，精神和心理上的准备，甚至物质上的准备；只是他还太年轻，生活阅历毕竟还是浅了些，有待于日后的磨砺和修炼。
让我们给他鼓掌加油吧！
袁炳发，黑龙江省宾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小说名家沙龙副主席，东北小小说沙龙主席，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教育部所聘“十一五”重点课题组作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