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不要做的事，照常发生？国务院一些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往往就被落实得变了味？于是，有人发出感慨，“政令怎么就出不了中南海”？
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道：“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令不通，中南海制定的东西有时都出不了中南海。像解决困难学生助学贷款的事情，下边根本就不听嘛，连这样的政策都不执行，还说别的吗？”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9月19日刚刚警告全党要牢记重大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中国又在两天内接连发生三起特大安全事故，造成100多人死亡或下落不明。三起事故是：9月20日3时20分，黑龙江鹤岗市南山区富华煤矿井下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12人下落不明；9月20日23时许，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深惠路立交桥旁的舞王俱乐部歌舞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43人死亡，65人受伤；9月21日1时10分，河南郑州登封市郑州广贤工贸有限公司新丰二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再加上9月8日发生并造成265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以及影响更大、波及面更广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过去的半个月成了中国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滑铁卢”。
“中南海制定的东西出不了中南海”，形象地说明了政令不通的现象。近年来，这类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整顿医疗卫生领域的不正之风，特别是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红包”和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的商业贿赂等重点问题。严禁教育乱收费，特别是高等教育乱收费。再比如，减少各类年终大检查，减轻基层负担也喊了多少年；以各种名义用公款相互宴请、大吃大喝，党政机关车辆私用，利用公款旅游，游山玩水。再比如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无论中央政府如何“三令五申”，总有一些地方或者顶着不落实或者敷衍应付。再如，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的有关规定，但违法生产导致特大事故依然不断。从中央到地方已明令禁止多次，但一些官员仍然置若罔闻。
这说明有令不行和有禁不止的状况，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民间的一句顺口溜对这类现象作了生动、形象的诠释——“中央政策大晴天，下到地区起点云，传到县里变成雨，落到镇里淹死人”。
造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最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不一致，地方有实现独立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或是公开拒不执行中央政府决定命令，防止损害地方和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作怪，或是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是按取所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地方政府公司化则是当前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戴慕珍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概念：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们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另一方面，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密切合作。一个地方政府协调辖区内各个经济事业单位，似乎是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实业公司。著名学者张鸣指出，改革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是地方政府导向的现代化，在社会资源缺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为拉动现代化的最大动力，这是中国的现实和国情。本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跃变成了主角，政府的利益跟经济活动有着直接的相关性，其行为、动机，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使得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冲动，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的发展。但是如果地方政府沿着这种公司化的轨道再走下去，将会弊多利少，甚至会导致致命的伤害。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即使在这一轮的现代化启动阶段，政府公司化，也会制造一些“发展的难题”，比如环境、劳工保护、人权等问题。这种政府的公司化，在特别影响国际观瞻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格外凸显其地方主义的“公司”面目。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些问题所致的外部压力，显然要比地方大得多，地方政府的思维，往往更像“经济动物”，表现出制度性的冷漠。这种“经济人”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效益。这种理性，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自然会排斥道义，排斥公正，不顾环境，甚至不顾起码的人道底线，也导致了地方和中央的严重利益博弈甚至尖锐的冲突。
比如在治污问题上，工人的劳动保护、生产环境、工资待遇诸方面，房地产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侵占耕地和房屋拆迁危机，上访风潮和官民冲突，特别是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上。
从历史看唐朝藩镇割据地方的严重后果，造成了地方势力强大，难以掌控，中央权威旁落，最后酿成重大事变和严重后果，造成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应以史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