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的经济学家，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前似乎未发出明确预警。CPI从月度8.7％到负增长的大起大落，国际油价从每桶147美元到35美元的惊心“蹦极”，结果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有的甚至成为反向指标，以致在今年的“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放言“要淘汰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
2008年6月11日，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就2000年来“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一事，公开向读者道歉。在11日《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题为《台海和平是谁维护的》一文中，阎学通讲道“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我一直预测台海发生军事冲突不会晚于2008年。然而，2008年台湾举行的‘入联公投’和领导人选举，不但没有引发军事冲突，反而伴随的是更加稳定的和平前景。在此，我先要为我预测的不正确向读者道歉”。作为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国际问题专家，也没有能准确预测到台海局势，这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情，但他敢于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的举止，还是很让人感动和钦佩的。
挪威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约翰·加尔通在接受访谈时说，美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他认为美帝国主义在走下坡路，对其言听计从的国家变得比从前少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1999年他列出美国面临的15对矛盾，其中第4项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出于帝国的原因杀死这么多人而不遭到还击是不可能的，他甚至预言这样的还击会发生在2001年秋天。鉴于帝国日衰，它的日子屈指可数，2020年就将崩溃。如果美国承认世界经济平等，愿意在政治上以一个普通国家的身份出现，并且放弃它在目前派有驻军的140个国家的军事存在，也许能幸免于沉重的毁灭。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具轰动性的预言。
而俄罗斯学者伊戈尔·帕纳林最近也成了“学术超男”，俄罗斯和美国媒体都纷纷报道他的如下观点：到2010年的初秋，经济危机将导致美国爆发内战，然后美国将在2010年的六七月间解体，一分为六。帕纳林认为，目前形势的发展说明，美国解体的概率有45％～55％。美国解体后，夏威夷将属于中国或日本，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共和国”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或势力范围(其理由是53％的旧金山居民是华人，华人骆家辉还曾任华盛顿州州长)；美南部将归属墨西哥；得克萨斯州将争取独立；东北部的几个州可能加入欧盟；美国北部可能成为加拿大的势力范围；而俄罗斯则要求归还阿拉斯加州。在帕纳林看来，金融和经济将是摧毁美国的主要力量。帕纳林认为，美国的衰落将是全面的，美元将被取代，美国的金融“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
目前世界上面临很多重大的问题和挑战，学术界能否准确或基本准确预测到它的发展轨迹和结局，既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在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正是苏联国力鼎盛时期。法国学者托德则发出了惊世骇俗之语，他大胆预测，苏联不出15年，将全面崩溃，苏联将不复存在。这在当时几乎没有谁会相信他的预言，认为这简直是胡言乱语，但是后来果然不出15年，苏联于1991年12月25日正式解体了。而托德那时仅仅25岁。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正是蒸蒸日上时他又著书宣称西方经济将进入一个停滞阶段。世界大势，屡屡被其言中，已让世人刮目。
托德曾说，看国际关系的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有长远眼光，要用十几、二十年来计，只有这样的眼光才能保证看清大势。托德还说，不管国际关系如何演变，欧洲争取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强权的目标不会改变。即使美国的特殊盟友英国，最终也必然会回归欧洲大陆，因为它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在追随美国中丧失自我，或者在回归大陆中实现自己的抱负。
2002年，美国刚刚赢得阿富汗战争不久，正是国势日隆，霸气十足之时，国际上普遍担心美国会独霸世界。就在此时，托德出版了他的新著《帝国之后——论美国体系的解体》。托德的见解于此时抛出，很有点反潮流的味道，令人耳目一新。世界大势，屡屡被其言中，已让世人刮目，所以此次他敢顶着潮流再发预言，自然赢得广泛关注。
1997年以前，新加坡、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和菲律宾等经济实体的经济飞速发展，实力大增，一时间，东亚模式和太平洋世纪的说法甚嚣尘上。也就是在那时，克鲁格曼同样大胆预言，东亚将发生“雪崩”式危机，爆发金融危机，而在当时，他遭到了东亚人士的耻笑，但是后来果然发生了罕见的金融危机，东亚经济和社会遇到重创。
2000年，美国学者迈克尔·T·克莱尔出版了自己历时三年的著作《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战争大体都来源于两种形式的缺乏。第一种缺乏是资源的缺乏，争夺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稀缺战略资源往往是一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动因。第二种缺乏是信任的缺乏，这种缺乏常常导致国家间在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持续对抗，并由此引发军事冲突。而在这两种引发战争的潜在因素中，资源的作用是更具根本性的。从本质上讲，国家间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对抗，都是争夺稀缺战略资源的直接或间接反映。但是目前，资源争夺在战争动因中的这种基础性作用却没有被清楚地认识到，原因就在于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歧的过分强调掩盖了冲突的本质。如今，人们在判断当前国际政治的时候，就总是不得不首先考虑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从资源的角度分析当前乃至今后的国际冲突，创立一个基于资源分布的“战略地理学”的国际政治分析框架，就更加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迈克尔·T·克莱尔的《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即是这样一本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克莱尔在该书中引用了大量专业的工业和军事资料，精辟翔实地分析了全球的资源分布现状，并且针对现下流行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战后取代美苏政治对抗的并不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文明冲突”，而是由各个国家对石油、淡水、矿物和木材等资源的争夺引发的各种利益对抗。克莱尔预言到，21世纪的最初10年，资源匮乏将成为国家之间冲突的最重要根源；未来的战争绝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爆发，而是为确保最宝贵并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的供应而爆发。
特别值得称道和佩服的是，早在2001年，即就在美国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的前2年，他就预测到中东不久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后来美国果然出兵伊拉克，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且活捉了萨达姆。他同时指出，美国出兵的根本目的是要控制伊拉克尚为开采的大规模油田——因为这里拥有超过阿拉斯加、非洲和里海的巨大油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