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让高端打车“酷”起来
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记忆中，打车，既不是富人“接地气”的好玩事情，也不是平民街头浪漫的一味调料，而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需求。出租车带给中国城市居民的体验，在过去数十年中几经变化，从一开始的便捷高效，到后来的寻常普通，再到成为80后、90后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很多人都难忘2008年那场大雪，南方城市的出租车随意涨价潮，而其中每个人又都能由此联想到其他时间遭遇过的更多打车困境，毫无理由的拒载、自作主张的绕路、擅自拼客的肆无忌惮、充满酒气的后座、脏兮兮的座位垫、抽烟或多话的司机……虽然这只是传统出租车行业中的少数阴影，但人类心理运行的机制决定了记忆最深刻的恰恰是那些负面信息。
同样的问题，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直到Uber的兴起，才将高端打车变得“酷”了起来。
2010年夏天，旧金山街头突然多了一种新的叫车服务。最初，只有很少的人了解这种叫UberCab的产品，这并不奇怪，在美国这个世界第二大人均汽车保有量的国家中，普通汽车已经是寻常百姓家庭的生活用品，更何况传统的租车公司中不乏佼佼者。因此，UberCab明智而谨慎地将服务人群限制在高端用户群体中。
这是卡兰尼克和坎普在多次讨论以后制定的运行策略。他们发现，将UberCab打造成高端车的出租平台是最合适的起步点，因为这种模式前期投入很小，公司既不需要买车，也不需要雇司机，只需要搭建类似中介的平台，将顾客和那些高端车司机们联系在一起。这种模式似乎更容易被我们所理解，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都会有那么几支高档车队，车主们平时没有什么联系，一旦有了需求，就会有领头者召集人马，为婚丧嫁娶的客户家庭服务。只不过，在Uber手中，这样的车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他们注重客户的特殊需求，目标群体并不是普通人。当时UberCab所提供的车大都是林肯、凯迪拉克和宝马7这样的豪华轿车，只为那些参加商务谈判或者吸引异性关注的白领服务。除此之外，通常的交通运营市场，Uber并没有涉足。
随着日后市场的扩大，车型又扩大到了奔驰E级车、宝马5和奥迪A6等等，它们组成了所谓Uber Black系列，后期又有各种中档车进入服务序列，从Uber Black发展到Uber X、Uber Lux和Uber SUV等等。其中，Uber X车型为丰田普锐斯、大众帕萨特等车型，Uber Lux主要有奔驰S级、奥迪A8等车型，Uber SUV则为大型越野车。当这些级别的车辆服务已经被市场充分认可之后，Uber才覆盖到了普通出租车行业。
其次，卡兰尼克追求“酷”的效果，他希望服务带给顾客满满的回忆，而不是下车即忘。为此他对司机们提出高要求：无论春夏秋冬，都要西装革履，还要戴着白手套开车，这种犹如电影画面般的驾驶形象，给用户带来了心理上的充分满足感。
除此之外，面对这些高端客户，Uber还提供各种延伸服务。比如刚刚进入芝加哥市场后不久的情人节当天，司机们都会向每位女性乘客献上一支玫瑰花表示敬意，这让许多女乘客惊喜不已。
虽然Uber的服务很好，但拿下高端客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相对平民百姓而言，这些人群收入更高，影响力也更强，但同时需求也更多。因此，在公司运营最初期，卡兰尼克费尽心机来针对精英们进行推广。
早在2009年年底公司还在草创之时，卡兰尼克就听说了一次全美科技会议要在硅谷召开。他迅速做出决定，要将Uber为数不多的车队全部集中起来，为所有参会人员提供接送服务。卡兰尼克深知这些参会的人员对一切新理念产品都会有好奇心，对新事物有很高的容忍度和接受度，他们是Uber打车服务最好的测试对象，一旦测试成功，就能迅速扩大知名度，提升品牌形象。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好戏开始了。当这些来自全美不同地区的科技企业高管们走到主会场外时，就被Uber公司提供免费服务的广告所吸引了。卡兰尼克带着员工，笑容可掬地迎接着每个无论熟悉还是不熟悉的人，他拿着自己的苹果手机，向每个投来好奇目光的人介绍：只要动动手指下载Uber软件，在散会之后的5分钟，就会有配备了高端设备的高档私家轿车来接您回酒店。
对于这种创业产品的路演，高科技企业的领导和员工一点也不陌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样从事过类似的推广，从业者的敏感和竞争者的意识，也必定会促使他们略带好奇地接过手机观看Uber产品的界面……
意料之中，这次宣传的效果好得出奇。散会之后，Uber当时所能联系到的车辆几乎都赶到硅谷，一些参会代表因为预订迟了，还纷纷抱怨自己没有机会体验新产品。为了调动这些车辆，卡兰尼克他们支付了不少钱给司机，换来的是Uber品牌在高科技从业人员群体中口碑的迅速建立。卡兰尼克告诉坎普，自己仿佛看见会议结束后，高管们将Uber的品牌影响力带回各个城市的场景。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公司就陆续收到了许多电话和邮件，有的人想要代理产品，有的人则希望了解投资合作的可能性，还有的则是刚毕业的学生希望能够进入公司应聘。这样，Uber迅速打开了营销局面。
卡兰尼克对自己的主意获得成功感到开心和骄傲，他迅速制订了更多的营销计划，并交给坎普和伙伴们去执行。卡兰尼克知道，公司必须要抓住那些人流量最多、传播效率最广的机会来加以营销。于是Uber在市场上的营销平台几乎五花八门，从节日庆典到体育赛事，从社区的亲子乐园活动，到议员竞选前的街头演讲……只要是聚集和疏散大量客流的机会，都有可能发现Uber的身影，而一旦人们在手机中下载并使用Uber之后，便都会感受到服务的便捷，并将其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
就这样，Uber走进了全美各大城市。随着规模的扩大，它不再是专属于高阶层的用品，而是成为普通人也喜爱的“酷”产品。
带上顾客一起“飞”
2010年秋，Uber产品上市后几个月后，卡兰尼克终于能从亲自抓一线营销的压力中摆脱出来喘一口气。此时，公司已经在许多城市都有了代理处，产品的使用客户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一切都奔跑在正轨上。此时的卡兰尼克，意识到需要思考关于Uber未来的战略问题。
这天中午，他来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快餐厅解决午餐。当他喝完咖啡，走到收银台结账时，无意中听见身边的顾客正在向前台问路，忙碌的收银员介绍了几句，但顾客并没有听清楚，于是收银员说道：“看来，你还是直接用Uber比较好啦！”
无论何时何处，企业家永远对自己产品的名字最为敏感。在柜台边的卡兰尼克听见这段话，猛然意识到Uber服务的意义和价值正在改变。Uber已经成为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接触到的产品，而这种产品又不仅仅限于乘车的体验，还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情体验和一种感受境遇，它不是属于某些少数人的专享，而是要带着所有顾客一起“飞”。
当卡兰尼克再次坐到简朴的办公室中时，已经怀有与之前截然不同的心情。他打算重新设计Uber的服务产品，豪车、贵族范儿和玫瑰花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面向所有人的，也不应该代表Uber的全貌。
为了让产品更接地气，公司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并进行了不同的顾客体验调查，最终形成了规范化的服务流程，而其中最让乘客有新鲜感的莫过于一键打车和无须支付两大环节。
一键打车，是Uber最开始就在推行的产品亮点。现代城市交通资源紧缺，无论是出租车还是私家车，一旦完成了从起点带到终点的阶段性任务，剩下的时间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在“扫街”，或者是停放在车主家中、公司或路边。这样的时间其实是汽车资源的浪费，也造成了效率的降低，导致真正需要车的人用不到，而有车的人又无处可用。
为此，Uber特意设置出一键打车的功能。一方面，司机在手机上安装Uber之后，就能够在完成一项任务之后，立刻根据地理位置，获得距离自己最近的拉客任务，这样就能有效降低汽车的闲置率，降低车辆的使用成本，进而可以降低价格，让乘客受惠。另一方面，顾客使用Uber，又能保证他们在需要用车时马上通过手机定位系统，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空车，大幅降低了等待时间，提高了生活和工作效率。
因此，设计并推行于近两个世纪前的出租车行业，在Uber“一键叫车”功能下被完全代替，取之而来的是方便、快捷、酷炫。
此外，免支付环节也让人们惊喜不已。
乘客上车之后，并不会看到任何类似于出租车计价器之类的设备。虽然许多人已经在多年的出租车行业影响下，习惯了那个数字不断闪烁跳动的小机器，但卡兰尼克还是力主要在Uber专车中去掉它。在他看来，计价器是20世纪的产物，就像通衢大道上多出来的大石头，毫无意义。原本良好的乘车体验，会因为计价器的存在而让人感觉到多了一层隔阂感，即使用户消费能力很强，计价器的存在也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这种体验显然限制了“让顾客飞”的宗旨，因此必须加以破除。
就这样，Uber采取了要求顾客将信用卡和软件绑定的方法，实现自动扣费服务。当新顾客第一次乘坐Uber专车后，会很新奇地发现，不仅车上没有计价器，连软件界面也没有任何支付按钮。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大惑不解并询问司机，但司机的解释是，Uber会自动为你扣款。于是，乘客们放心地靠向椅背，开始聆听司机准备好的最新流行音乐，或和司机聊聊最新的体育赛事或八卦娱乐信息，这趟行程很快就从打车变成了朋友般的共同出行。
事实证明，Uber的自动扣款功能，保证了乘客到达目的地之后所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开车门、走人，不仅节省了时间，还带给他们意外的惊喜，当他们看到手机收到的银行扣款短信时会油然发出感慨：“真是便宜！”这说明，自动扣款已不再是单纯的功能设计，而是对打车文化的重新颠覆，在互联网技术手段的保障下，打车中的双边行为将变得越来越诚信和健全，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必须采取诚信而公开的态度来面对服务价格，原有的那种支付方式将逐渐被淘汰。
当然，让产品具备上述两大特点，花费了Uber产品团队大量的努力。首先，提高车辆使用效率并不是让司机开车到处跑，而是要进行精确的计算和预测。Uber从成立初期开始，就建立了非常专业的科学算法团队。这个团队在卡兰尼克的参与下，研究纽约交通历史，分析其中出租车和私家车的运行路径，建造出具体数量模型，计算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需要多少辆出租车。此外，Uber还对道路情况、私家车和叫车习惯进行研究分析，并在预测之后，提前通知司机去那些路段附近等候。
除了这样的常规做法，Uber的计算和运营团队，还会考虑怎样将不同顾客的需求结合起来，进行一次性的满足。这样就能尽量降低成本。举例来说，某个乘客想要从郊区的别墅区到市中心一家写字楼，而位于同样位置的乘客则需要到市区附近的医院，那么Uber会通知位于附近的司机两份单子，以便司机同时接到两个人，一次性将他们带走。这种对需求和资源进行整合之后再发布的方式，是卡兰尼克和他的团队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完善起来的，能够很好地达到对人、车、物的及时匹配和传递，实现了真正的多赢，既让顾客感到方便，也最大化了司机和Uber的利益。
正因为带给乘客不同一般的感觉，Uber模式在全美各大城市都获得了充分关注和青睐，其中尤受中产阶层及以上乘客的青睐。人们之所以感觉很好，是因为Uber使用方便，只需要一台联网的手机，同时服务周到，几乎只需要几十秒就能叫到周边车辆，最重要的是，价格也相当合理，因为只需要花费普通出租车一两倍的价格就能获得远远超出前者的服务。要知道，在传统的租车公司，想要租一辆带司机的高档轿车，至少需要提前1小时预订，而且租金最低也需要80美元。
由此，Uber迅速占领了美国人的智能手机，凡是使用过这款软件的人，几乎都会再次选择并频繁使用。经过不完全统计，Uber现有用户平均每人每月会花费超过100美元在租车上，乘客中也多有各行各业的经营者，比如风险资本家马克·安德雷森（Mark Andreeson）就对Uber赞不绝口，称之为“超级棒的体验”，而环球旅居集团的CEO布里安·切斯基（Brian Chesski）则说：“有了Uber，你不需要再养车了！”
从产品萌芽开始，到一路的发展，Uber所做的一切都着眼于普通乘客和司机的需求。虽然是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新产品，但它接地气、顺趋势，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口碑和利益。因此，Uber的颠覆之路也注定越走越顺利。
阻击出租车牌照大亨
Uber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和罕有的体验，这一切都让乘客们耳目一新。但另一方面，它无可避免地触碰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当然，这种触碰乃至冲撞，正是卡兰尼克所需要的。他不但要把Uber的竞争矛头指向整个传统出租车行业，甚至还要针对其中每个获利者，尤其是那些位于获利链条顶端的“吸血者”。
对出租车利益垄断阶层的闪电战，几乎同时在全美各大城市打响，其中最为漂亮的一役，当属纽约城阻击金·弗莱德曼（Kim Friedman）。
金·弗莱德曼，其貌不扬，身材矮胖。1976年，他跟随父母从苏联移民到了美国，父亲原来是核工程师，到了美国，一技之长毫无用处，只能去开出租车。弗莱德曼从小就浸润在这个行业中，自然对出租车背后的利益链条相当熟悉。后来，他从法学院毕业，又进入一家著名的风险资本工作，学到了投资运营的眼光与能力，并很快将资本触手伸向了纽约的出租车勋章产业。
出租车勋章是纽约市政府“发明”的特色。从1937年开始，纽约市政府严格控制发放的出租车司机执照总数，其数量始终保持在一万三千个左右。凡是有执照运营的出租车，车身都涂为统一的黄颜色，前方装有特殊的勋章，这种出租车被称为Yellow Cab。令人称奇的亮点在于，出租车勋章虽然垄断在政府手中，但也可以通过买卖加以转让和出租，由于其总数始终不变，自从政府推出该项政策以后，价格就不断上涨，在2013年，其单个价格竟然达到130万美元。相比20世纪70年代，价格暴涨了接近90倍，超过了同期几乎任何投资理财产品的平均涨幅。少数人因为投资勋章而成为行业链条顶端的暴发户，而弗莱德曼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
从1996年开始，弗莱德曼通过银行贷款，专门购买出租车勋章，然后将之转租给司机，收取份子钱。同时，伴随勋章在市场上价格的不断升值，他又用现有的勋章去抵押获得贷款，从而获得更多现金，再拿去收购新的出租车执照。
最开始，弗莱德曼只有60多枚勋章，到2014年，他名下有900多个出租车执照勋章，其个人资产达到十亿美元，每年的租金收入也有几千万美元。但这些财富并不能说明他为纽约人民创造了什么体验，相反，不断飙升的出租车勋章价格，体现在出租车司机不断增加的份子钱上，转而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卡兰尼克想要进入纽约庞大的出租车市场中，必须阻击金·弗莱德曼和他的勋章生意。2011年年底，Uber公司在成立不久后就大举进入纽约市场，邀请那些已经有执照的出租车司机下载App，方便他们在同样的成本下拉到更多乘客。不过，由于欠缺沟通，第二年就被纽约市的监管当局封杀。
吃一堑，长一智，卡兰尼克仔细研究了问题所在，发现了市政府和弗莱德曼之间看似密不可分的“合作”，其实留有巨大的漏洞。经过长时间接触和谈判，到2013年4月，Uber和纽约出租车监管当局达成协议，政府同意对Uber进行有限制的测试运营，运营期为一年，据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Bloomberg）的支持。
可以想象，面临着财政短缺压力的纽约市政府，没有理由放走这块巨大的市场蛋糕。不仅如此，市长布隆伯格迅速开始对弗莱德曼施压。在早些年前，弗莱德曼就阻挠过市政府要求统一更新出租车型号的法案，这已经让市长大人很不满，他曾经当面告诉弗莱德曼说要摧毁他的产业。恰逢布隆伯格在2013年年底即将卸任，无官一身轻的他找到法律条款的漏洞，迅速批准了200枚新的出租车执照勋章。紧跟着，纽约州的上诉法院又批准政府拍卖6000个新的绿色出租车执照，使该部分出租车能够在纽约市内部分区域运营。
政府向弗莱德曼给出的压力，为Uber腾出了市场空间。2014年，新上任的纽约市市长继续表现出对Uber的倾向。在这样的支持下，2014年下半年，纽约的Uber司机开始迅速增长，数量从7000增加到16000名以上，2015年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
纽约市政府如此支持，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卡兰尼克签下的协议表明，Uber每一次载客，都将付给纽约市接近9%的销售税，如果平均载客的价格在20美元以上，那么支付给政府的销售税就会超过传统出租车每次支付的0.5美元。
新市长盘算着账目，感觉到希望满满。Uber也没有让他失望，因为仅仅在2013年12月内，公司在纽约市的营业收入就达到了3000万美元，按这个基数来进行计算，即使用最保守的增长速度来估计，到2015年年底，Uber每个月就能为纽约市政府带来上千万美元的收入。这是地球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拒绝的企业税收额度。
某种程度来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背景下，能够提供更多税源的企业将更受政府重视，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在Uber正式进入纽约市之后，紧随其后的互联网打车服务企业如Lyft、Gett、Via等公司也纷纷来阻击弗莱德曼。
到2015年3月，市场情形转折点正式到来。据统计，Uber在纽约市注册的车辆数字达到了14000辆，这个数字首次超过了依靠执照勋章运营的黄色出租车数量。而从2013年6月到目前，后者每个月的营业收入都在下降，总计已经下降了12%，运载人数下载了16%。现在，除了实际运营里程上依旧保持领先之外，黄色出租车看起来正遭到Uber车的全面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黄色出租车勋章的价格也不断下跌。从2014年中开始，高企的价格开始下跌，实际成交价格在11月时降到了84万美元。此后，勋章价格始终在70万到90万之间。当勋章这种资产由于大环境的改变而价格下降时，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放在了金·弗莱德曼的面前，那就是他所依靠的银行开始收紧贷款额度和标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萎缩，买主减少，价格下跌带来的后果犹如地狱之门一般深不可测。
对于其他少数靠抬升勋章价格的炒家来说，这种突然而来的大幅度价格下跌的现实，是残酷而难以抵挡的。新的买家不会轻易入市接手，而其他卖家则有可能先行以低价卖出。与此同时，勋章价格的下降，减少了出租车司机所要面对的压力，也降低了消费者所分摊到的价格，并大大改变了纽约城的出租车行业。
2016年，Uber对纽约城出租车执照大亨金·弗莱德曼的阻击依然继续，下一步的战役发展状况如何，值得人们期待。但就目前情形而看，Uber将迟早获得全面的胜利。
粉丝经济学
Uber能够成功杀入一个数百年几乎毫无变化的行业，其产品体验固然发挥了重要价值，但这个品牌所包含的吸引力，同样也有难以令人忽视的作用。对许多人来说，Uber并不只是帮助他们叫车的工具，而是能让司机和乘客找到自己的新角色定位——他们成了Uber的粉丝。
众所周知，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在于公平、公开和资源共享，社会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层级化构成，工业时代形成的机械枯燥的分工环节和运转流程，也由于互联网的引入而面目一新。在互联网时代中，每个人都是社会组成细胞，都能够自行提供和获得信息及资源，并更容易体会到自身价值。Uber符合了用户的内心渴望，因此获得粉丝也就顺理成章了。
卡兰尼克曾经说：“联邦快递承诺第二天就把货物送上门，而我们在5分钟就能做到，但我们送上的是一辆车，并带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这种说法深得人心，因为它让每个用户都感觉到自己在茫茫人海中获得了应有的重视。
Uber轿车软件的界面也隐隐中满足了人们渴求专属感的想法，曾经在工业时代和电气时代被矮化成为“资源”甚至“机器”的人类个体，一度被抹杀了个性，但这一切都在互联网共享时代复活了。当你使用Uber软件下了订单之后，就能看到手机屏幕地图上那个小车图标，一边闪烁一边向地图上你的位置点移动，当它接近你的位置时，你一抬头，就能看见一辆漂亮的轿车闪起前灯，司机透过玻璃正在向你微笑。而你什么都不用说，就可以像这辆轿车的拥有者那样，自然地等待司机下车开门服务，然后潇洒或优雅地上车。这种感觉是多么新鲜而美妙！
Uber毕竟是一款商业软件产品，能够成为其支持者的人，和影视歌明星的粉丝当然有很大不同。Uber粉丝非常理性，他们对产品会有敏锐的挑剔感，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原则乃至信仰，绝不只是需要单纯的生活和社交工具，而是借助对产品的共同看法来寻找类似的人群组织。为此，他们希望能够真正理解某个产品背后的理念宗旨，并始终看到产品的未来发展接近期待的变化。Uber正是拥有了这些人，才真正成为一款有强大追随群体的软件，与之相比，无论是滴滴出行或其他打车产品，都有着需要加强的地方。
在拥有产品特点和品牌内涵之后，Uber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粉丝圈的呢？这得益于他们的营销方式。
首先，他们向老用户发放邀请码，一旦老用户邀请了新用户注册使用Uber，无论新用户是乘客还是司机，都能和老用户一起获得全额抵扣车费的现金奖励。2015年上半年，中国自媒体联盟中，一位成员通过向众多粉丝推荐了Uber邀请码的方式，最终获得超过25万元的打车券奖励，一时之间，成为互联网领域内众多从业者口中热议的话题，许多原本自视“清高”的媒体人，也都在各自微博或微信朋友圈中晒出了Uber邀请码。
人们分享Uber邀请码，并不仅仅为了获得事后的物质奖励。由于Uber本身的特点，对这一产品品牌的宣传，成为用户构建自我形象和扩大社交圈的途径之一。宣传Uber，代表着宣传个人形象——追赶时尚、渴望变化和希求创新，这能够让宣传者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形成更为丰富立体的自我品牌。如此作用再加上具有充分吸引力的打车券奖励，Uber才依靠病毒营销，从最初一个城市的用户圈，扩大到全美乃至全球的粉丝圈。
除了病毒营销带来的“拉人头”效应之外，Uber所采用的市场营销活动，也都是围绕着粉丝文化所打造的。在卡兰尼克的要求下，公司从不和广告机构合作，这家企业没有广告支出，总是通过线下活动，直接和用户人群打交道来建立传播圈子，这些线下活动又无一不是同互联网粉丝文化紧密结合的。
2014年，Uber就在北京推出了一键呼叫CEO活动。当时，16个知名企业的高管乘坐着轿车，绕清华大学转悠，学生们则通过Uber软件进行一键叫车，随后和这些高管在车上进行15分钟的面试。当天虽然气温高达33摄氏度，但Uber北京负责人、Linkedin、宝驾租车、App Annie、多邻国等公司的高管都参加了活动，其中部分招聘经理绕着清华转悠了八个小时。由于活动形式新颖，许多学生选择了围观和参与，到场的学生以女生为主，从没有和企业高管接触过的她们，对这样的机会自然感到新奇和兴奋，甚至还有一些学生专门从天津赶来。活动结束之后，不少学生当场拿到了企业录用的聘书，虽然一些学生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机会，但还是获得了难得的经历。
毫无疑问，这次活动借助诸多知名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力，成功地和这些企业“共享”了粉丝。学生们就此既成了企业的粉丝，也成了Uber的粉丝，相比起单纯依靠推广产品本身价值的营销行为，这种营销行为拥有更高的效率。
仅仅在中国，类似的营销活动构成了Uber打下粉丝圈的主要特色。
2015年4月，Uber在上海推出一键呼叫直升机营销活动，价格为2999元一次，20位用户成为其中首批乘客，活动当天，还进行了浪漫的情侣空中求婚活动。共同参加活动的还有台湾明星赵又廷，他开心地表示，希望Uber能够做到一键呼叫钢铁侠，带他经历漫画上的那些冒险。
有意思的是，Uber自身的微博主页发表这一信息之后，点赞数却远不及赵又廷微博的点赞数量，后者大约为Uber所获点赞的27倍。这意味着有高达27倍的粉丝，从赵又廷的“铁杆粉”同时发展成为Uber的未来潜在用户人群。
这一活动之后不久，还是在上海，Uber又推出了一键呼叫佟大为活动。与Uber合作的明星佟大为驾驶着特斯拉，作为拉客司机满上海“扫街”。乘客们认出佟大为之后惊喜不已，也让他们迅速爱上了Uber这款软件。
Uber在中国进行的粉丝营销，只是其全球社会化营销的一部分。卡兰尼克精明地认识到，未来社会对一个产品接受的程度，并不在于广告投放是否密集、覆盖范围是否广，而在于每个用户自己是否通过活动或事件，真正同品牌相处而产生情感。因此，几乎Uber所有的活动，都会通过和第三方进行线下活动合作，选择出和某个粉丝群体当下时间点最关注的事情，然后走特定性宣传的道路。这种营销的好处在于，宣传变得更为精准，效率也更高。
以一键呼叫CEO的活动来看，整个方案从讨论决定到最终执行，只需要一个人负责，其他员工则负责通过朋友和熟人关系来联系高管加入。因此整个准备和实施活动的过程不超过一个月。这次活动完成之后，公司很快又能够进行新的“拉粉”宣传。
随着粉丝化用户群体的扩大，Uber的使用者越来越多，他们从产品中受益匪浅，同样，Uber也在不断更新技术来满足用户需求。但有意思的是，当初公司刚刚兴起时，即便是最忠诚的粉丝也没有想到，在短短时间之后，Uber的司机群体中，居然还会出现百万富翁这样的高端粉丝，这恐怕就不是普通的营销手法所能实现的了。
做到这一点，Uber究竟有何魔法？
公司老总成了兼职司机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世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从未听说过、从未见过的现象：比如无人驾驶车辆早已成为现实，比如坐在家中就能旁听一场上亿人关注的诉讼，比如拿起手机就能在陌生城市和陌生人来一次K歌……最令人惊奇的，居然是来接你上班的那个出租车司机，其实是位公司老总、百万富翁。
澳大利亚有位叫作Kyle的创业者，选择从职业冲浪选手转型做Uber司机。在兼职开车一个多月之后，他意外结识了来自悉尼的天使投资基金代表，通过之后的联系沟通，他最终获得了创业项目的初始启动资金。
在Uber进入中国之初，这样的事情也曾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一位绿地集团的高管兼职专车司机，在带客过程中偶然遇到万科集团的某高管，结果两人一见如故，最终前者通过后者高价卖出了自己的豪宅。伴随Uber在中国的成长，利用开车来发展人脉进而推动事业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到2015年，即便是那些小公司的老板们，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从Uber司机的兼职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事业资源。
许民浩，是广州一家文化公司的总经理。在异乡打拼多年后，终于事业有成，旗下的公司主要做派对、会展等活动策划。之前，他主要考虑和企业客户合作，从2014年开始，许民浩决定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个人客户身上。按照他的解释是，虽然个人活动单价较低，但活动频率和市场空间都比企业要大得多。
但转型的瓶颈也是客观存在的。在广州，许民浩并没有多少私人朋友，更多的只是生意圈，但他明白，想重点发展个人客户，需要构建真正讲感情的社交关系。幸好，他很快就了解到Uber司机这个交朋友的途径。
2015年年初，许民浩开着自己的帕萨特进入Uber市场，开始担任兼职司机。他给自己安排的开车带客时间是每天上午的八点半到十点半、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由于自己担任公司的老板，因此工作时间有着很大的弹性，除了与客户保持联系和具体指导活动，剩下的时间他完全有足够精力处理公司内的日常事务。为了准备充分，在车后座上，许民浩还专门放置了公司业务宣传单，和乘客闲聊时，也会有意将话题引到生日、结婚、聚会等活动需求上。
一段时间后，许民浩还有了自己的宣传经验，对路线也有了心得。上班时，他在客村附近带客，下班则在珠江新城附近，周末来到酒吧街之类娱乐场所。在这些路线上的乘客以年轻白领为主，他们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对派对等活动也有一定的需求，正是公司的目标客户。
许民浩这样的“老总担任兼职司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类型的从业者也有着各自做Uber司机的理由：
——“我为一家私募基金工作，主要投资方向是新兴的移动互联网行业。Uber所蕴藏的共享经济模式我不仅需要研究，还需要深入其中体验。”
——“我喜欢在深夜去CBD那些写字楼带客。就算点上一根烟，抬头仰望那些玻璃窗后面亮起的灯光，也让我充满希望，因为那让我想到当初创业时的不眠之夜。回忆这种情景，会让我更有动力面对现在的事业。”
——“我需要直接和自己喜欢的人才类型交谈，了解他们的性格。因为作为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我不喜欢那种经过彼此精心设计的应聘方式，因为我需要的不仅是员工，而是团队成员与合伙人。”
——“我被总部派到这个城市不久。在这里我除了同事和客户几乎没有朋友，我需要有在一起单纯聊天排解压力的人，所以Uber很适合我。”
——“没有什么理由，我只是觉得不应该浪费我的好车。至于钱，我倒没有想过。”
……
和上面这些司机相似，在Uber司机的团队中，相当多的人并非将开车带客作为收入来源。相反，他们并不太在意这份兼职究竟能赚多少钱。这些人中有外企的高管，也有教科文卫等行业精英，包括政府公务员，同样不缺少互联网企业的精英。这些人的本职工作收入并不低，业余时间看起来也不多，他们之所以选择做Uber司机，除了为享受开拓朋友圈的乐趣，还是为了享受更多的自由空间。
不仅如此，你还很有可能在Uber司机队伍中找到驾驶高档奔驰、宝马或拉风跑车的人。他们有的是投资人，有的干脆就是“富二代”或者“暴发户”，既然可以过上“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生活，为什么选择开着好车去做一个普通的Uber司机？
理由很简单。如果按照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理解，当人的物质需求和安全需求都获得满足之后，他们会进一步寻求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的满足，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会追求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境界。当一个人事业有成，获得其原有工作领域内的成就、尊重和地位，并因此手握财富之时，他们依然会有想要通过扮演另一种社会角色的方式，来开拓更多人生的“宽度”，重新体会满足需求的快乐。
从更加实际层面来看，那些并没有一技之长的“拆迁暴发户”和“富二代”，在享受之余，恐怕也只能选择开车带客这一门槛较低的兼职来融入社会，并有机会和陌生人打交道；与此不同的是，许多成功人士虽然有着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素养，但却苦于自己没有太多的休闲时间和外界接触，甚至因此无法解决个人的婚姻大事，选择Uber来认识异性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毕竟，城市中会选择叫Uber专车的异性，无论从经济能力还是思维意识方面，都是他们所愿意接触的层次类型。另外一方面同样存在的现实是，在Uber车主中不乏喜爱或擅长猎艳之徒，他们只希望通过驾驶豪车带客来“搜集”不同类型的女孩，甚至还会在一起交流经验、形成圈子。但这一切如果没有违反法律，又怎能说不是Uber真实存在的市场理由？
Uber从一开始就选择相对高端的市场进行细分，这让它有了“蓝血”血统，即使公司迅速向大众化发展，也始终没有忽视对这个细分市场的关注。因此，Uber在其部分用户人群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区间，将商务人士、技术人员和真正的白领封闭在这个区间内。无论是交友、招聘还是洽谈合作、寻求融资，都有可能在这个交际圈中实现。这就是他们用户为什么虽然不缺钱，但一样想为Uber开车。
Uber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事业有成人士沟通交流的平台，可以说既出乎卡兰尼克创业时的意料，也在他为公司设计的蓝图之中。在互联网时代，人与物、物与物和人与人之间，都可以凭借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形成特殊的场景，每一种特殊场景，都有着其特有的应用价值。Uber兼职司机大都经济条件良好，同样，Uber专车乘客活跃在大城市中，对新生事物有着迅速的接受能力，也有着相当的消费层次。如此人群所组成的场景，自然对其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共性吸引力，这也给未来共享经济的发展模式，带来新的指引与启示。
UBER启示
共享，开始炫目
Uber的崛起，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引起人们对出租车服务方式革新的关注。但如果只是将Uber兴起背后的因素解读为租车行业的自我淘汰更迭，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其背后的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以Uber为发轫，以快的、滴滴、神州等国产打车软件为后续力量的互联网叫车服务软件，之所以体现出强大而炫目的生命力，一波波地冲击旧有的市场规则，改变着所有人的观念，其根本原因还不在于技术或平台，而在于背后的理念和文化——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是相对于人类历史漫长的私有制下的专享经济而言的。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于专享消费，即用个人的收入来换取专门的资源。无论你是花钱去看一场演唱会，还是吃一次大排档，抑或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即使推广到整个社会的运行法则，无不体现出专享经济的特点：封闭的、单独的、不可共有性质的。
但这种专享经济，注定要在互联网时代被终结，而Uber则是吹响序曲中第一声号角的乐手。不妨来看看Uber是如何力主共享，进而迅速发展和活跃的：
第一，传递共享化的生活方式，超乎使用者预期。
Uber产品的初衷，是为了给都市人提供一种即时叫车的服务。然而随着自身的发展，它的内涵扩大到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传递给用户的是时尚而创新的共享生活方式。伴随其特有的人文化营销理念，Uber和用户利用情感沟通，从现实生活不同层面入手，从家庭、企业、社会等不同角度入手，打造互动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共同特点，又围绕着“共享”进行。
在活动中，明星可以和普通人共享一辆车，陌生人之间也能够共享活动平台，所有人都能共享优惠……人们发现，在Uber的理念下，共享可以无处不在，而共享背后则代表着诚信、友好和亲密，这恰恰是现代城市生活所稀缺的，也是人们所追求的。
专注于对共享生活方式的宣传，超过了卡兰尼克最初对产品的设想，也大大超过了市场中几乎所有人的预期。由此，围绕着Uber所发生的一切关系都有可能变得温暖。既然如此，用户有什么理由不去热爱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提供这种方式的Uber？
第二，品牌价值的共享。
同样是打车软件的推广，滴滴打车、快的打车习惯性地抓住中国人关注实际利益的特点，使用烧钱式的红包大战来抢占市场。但Uber则更多采用品牌跨界联合营销方式来分享市场。以中国市场为例，Uber先后和宝马MINI、特斯拉、歌莉娅、妈妈网等品牌进行合作。其实，这样的营销方法，Uber在国外市场使用更早，也成为其营销的常用手段。
通过分享各自的品牌价值，Uber打造出非竞争性的跨界联盟。这种共享并非传统的短期合作，而是与其他行业的企业相互渗透、植入和捆绑。Uber享受跨界联盟所提供的粉丝数量、品牌信誉和市场占有率，同样，其租车市场覆盖率之大，也足以让任何一个行业的企业垂涎，进而愿意与之亲密接触。这样，Uber在给用户不断带去新惊喜的同时，又和“他山之石”一起迅速扩大知名度，更快占领那些合作品牌原有消费者的心理阵地。如此强强共享的营销方式，产生了独特的市场效应。
第三，共享传媒资源，借势自媒体力量。
自媒体，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异军突起的社会传媒资源。自媒体具有私人化、平民化、普及化和自主化的特点，利用现代互联网手段，向不特定的社会群体传递各种信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深入发展，自媒体平台从之前兴起的论坛、博客、贴吧，向微博、微信发展，其势力已深入现代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其传播力量不容小觑。
以Uber合作过的明星佟大为为例，他当时的个人微博粉丝数量高达2300万，其个人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通过微博传播，而形成别有生趣的互联网关注热点。Uber正是看中类似这样的名人、明星效应，通过直接联系其进行合作，不断制造能够抓住眼球的事件，打造互联网娱乐营销。通过将明星与Uber之间产生的事件拍摄成为视频，并利用水军和粉丝的力量将之推送到具体的网络情境中不断发酵，从而产生更为广泛的关注与话题。
当然，Uber也并非仅仅简单地找那些粉丝多的明星或名人加以合作，无论是在中国或欧美，Uber大都挑选时尚、年轻、代表新潮流的对象来打造营销活动。这样才能确保最大限度地互相分享传播资源，建立广泛并长远的关注和话题。
第四，共享体验，放大人性需求。
Uber的营销虽然并不追求规模、热闹和短期影响力，却追求每场活动中对受众的震撼程度。卡兰尼克深信，无论人类社会的形态怎样变化、技术怎样进步，但人性始终是不会变化的。越是在看似强调个性独立的今天，人们内心越希望能和更多相似的人互相理解并共享体验。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Uber的营销活动致力于将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场景加以高度提炼，用来吸引不同人群，同时，将这些人群中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梦想加以放大，并以种种富有创意的形式加以包装，将之植入营销中。于是，在看似单一的打车营销活动中，有了公主梦、富豪梦、超级英雄梦、车震幻象等不同的场景体验，也有了体谅家人、关心朋友、关爱情侣等不同群体的体验分享。
通过这种情感的分享，用户的人性得到释放，而且用户一旦在群体性营销活动中进行了体验的共享，就不会轻易忘怀。他们必然带着这种体验感受继续使用Uber，并延续到生活中激发下一次的打车需求。
第五，共享口碑，让品牌更有力。
和许多互联网产品不同，Uber并不需要通过无处不在的吸引眼球的广告来对市场进行轰炸，相反，他们将每个普通的消费者也拉入传播进程中。当每个普通人的乘车体验都被有意植入了创意和娱乐元素，从而被包装成为平淡生活的亮点和故事，普通人也就愿意自发充当传播者，贡献出自己的口碑，随着千百大众的口碑和共享，Uber的宣传推广也就得以完成。
事实上，很多下载Uber的人是通过Facebook、推特或者新浪微博、微信朋友圈认识这款软件的，更多的则是通过办公室内同事间的交流沟通、下班之后朋友间的娱乐休闲时的聊天知道Uber的。由于这些传播的主体正是每个潜在用户身边的普通人，就大大降低了信赖和选择的风险，形成了熟人传播的效应。可以想象，口碑营销实际上就是对产品每个普通用户信用度的共享，让营销成本降低的同时，也让用户更为紧密地围绕U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