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也要谈到中国官方开明的一面。明朝政府所开设的“洋市”在16世纪曾经关键性地推动了中国沿海省份的贸易和社会财富增长，使保守的官方得以在各种内忧外患中得到喘息的机会。在北京一位重臣的支持下，东南沿海开明务实的官商联盟促使明朝政权取消了对私人海上贸易的禁令，就当时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这个联盟的目的是通过合作确保和平贸易，并将匪盗、叛乱和贫困隔离在“洋市”的边界之外。另外在1754年也有一个类似的提案，以圣谕的方式使海外移民的返乡活动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免于地方官员的勒索和豪夺。这些移民在五百年的海外贸易中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利益集团，邓小平在1992年的改革，使它可以继续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个集团的帮助下，中国的经济特区才得以持续发展。
如同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今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从海外获取利益的通道。与殖民时代“边境飞地”相似的是，海外移民仍旧是其不可缺席的参与者。目前经济特区的存在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但随着中国与国际商业社会紧密联系的趋势变得无法逆转，特区这种形式也会淡出历史的舞台，而中国最终将迎来全面开放。
（本文是孔飞力教授2004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讲座”上的讲稿，据Journal of Overseas Chinese第二卷第二期上刊登的英文稿译出。）
中国的后备移民
——东北地区居民如何成为国际移民
撰文：项飚
翻译：邓婕，刘冉
正是因为他们最后不一定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稳定的特点，后备移民才成为处于地方/国家发展以及跨国运动交叉点上的核心人物。对于移民社会学来说，后备移民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他们的焦虑和困境，贴切地反映出中国的国民处境。
国际移民是一个复杂的项目，需要动用大量资源、穿行各类机构，与各色人等——尤其是移民中介——艰苦谈判。“后备移民”（指那些正在操作移民项目的人）是移民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人物。后备移民的数量比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要多得多，他们对当地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更深远。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日渐壮大的后备移民人群的研究，本文试图解开这一谜团：为何在遍地是机会的中国，还会有人大手笔投资收益高度不确定的移民项目？根据我对特定人群的研究，后备移民之所以走上移民这条路，并非因为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移民被视作加速财富积累并最终跟上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投资项目。总而言之，本文希望引起对跨国和跨地区流动与联系之中的本地与国内因素的关注。
一
四十多岁的刘兰（音译）是一位来自中国东北辽宁省的妇女，她如此向我描述她前往意大利做保姆的内心感受。抛下十多岁的独生女儿令她十分痛苦，但最终她决定还是要走，因为女儿马上要上大学，她需要钱去交学费。否则，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仅靠在小旅馆兼职保洁工作，她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特别是女儿的命运。
自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推动的私有化浪潮席卷东北地区，成千上万像刘兰这样的人积极筹划移民海外。他们中大部分都作为非熟练或半熟练工移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是排名前三的移民目的国。尽管去意大利的中介费用有点高（相比平均5万人民币，去意大利的中介费是7万），但有人告诉她办意大利的签证要快一些，于是她最终选了意大利。亚洲绝大多数雇主认为她年龄太大了。
刘兰对移民的迫切心情并不稀奇。中国和海外媒体及学术机构对自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表现出的这种渴望进行了广泛关注，并称之为“出国热”。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人们离开不同的故土空间，以便能“先富起来”；城市里的年轻人都对“到国外发展”的理念集体痴迷；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农村人口也将移民视作“当地发展的重要机遇”。[9]时下的文学作品和公共话语，将移民冲动的社会和历史起源，归因于追求现代化以及加强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据说，“全球新自由主义系统”充斥着“将发达国家公民身份视作人人值得追求的天堂”的论调，在这个系统中，移民可以让一个人脱离落后狭隘的中国、拥抱全球现代化的成果。媒体更是幕后的推手。阿帕杜莱指出[10]，媒体宣传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对外国的“跨国联想”以及“移民梦”。媒体引发的联想“背离”移民的种种现实困难，将人们引上了一条风险极高的移民路。[11]“媒体上反复报道那些离奇、愚蠢，抑或悲剧性的移民故事，为了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度，一些中国人倾家荡产——有时甚至债台高筑——甘愿忍受屈辱，冒着被捕甚至丢掉性命的风险，权作移民梦风险和坎坷路的悲惨注脚。”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对这种观点颇为接受。他们将引发非法移民归罪于信息不畅导致的跨国幻想，因此与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联手推出“信息宣传攻势”，试图扭转移民来源地流行的各种幻想。
但是，对于刘兰这些人来说，移民好比去坐监狱，一点也不令人向往。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20岁到50岁之间，他们基本上没有人把移民视为通向全球现代化或更高层次文明的出路。在麻将桌旁、喝酒吃饭过程中，甚至在大做移民广告的移民公司办公室里，人们时常用“吃苦”[12]、“卖傻力气”和“受洋罪”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移民生活。“洋”有超出常规的意思，人们用这个字，意在突出在国外痛苦之重。
那为什么还有像刘兰这样的人，愿意倾家荡产去过牢狱般的生活呢？除了受“跨国梦想”驱使之外，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会根据其生活和国内情况，认真分析移民的可能性。移民并非通过将人们带往新大陆来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而是通过加速积累财富，并最终融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洪流，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不再是什么美国梦或日本梦，而的的确确是中国梦——中国的梦想快车。刘兰和其他人急于移民，并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世界，恰恰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失去当下移民的机会，移民成本恐怕就会涨上去——正如中国的其他有价值的事物一般，相对不断上涨的国内工资和升值的人民币，海外积蓄的价值也在缩水。移民并非什么跨国大冒险，倒像一种土生土长的个人发展权宜之计。
在东北，这种移民计划被称为“项目”或“出国项目”。移民中介通常会问客户“选哪个项目？去新加坡还是韩国？”或者说“我给你推荐个很好的项目——到日本去做包饺子专家！”人们用这样的言语来形容这些移民中介，“那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没有什么好项目”。后备移民之间也相互攀比，看谁的“项目”更好些。人们这样称呼移民计划，是因为移民公司就是这样推销的。成为移民的过程，通常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例如该怎样花钱、学哪门手艺、何时订婚以及与谁结婚。受访对象准备移民的经历，通常是在奔波、等待、迷茫和重振精神之间往复轮回。他们希望能尽早脱离这种状态，但往往事与愿违，项目比他们预想的更加复杂周折。这种经历会影响人们对移民项目下一个步骤的态度，通常会更加坚定他们的决心。移民项目带来独特的个人经历，并带来多重结果。后备移民将走完自己的移民路。
后备移民的数量要远大于最终真正移民成功的人。移民过程不可能事先定下来，经常事与愿违，或更多情况下无果而终。和其他国家情况一样，中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后备移民最终成功移民。尽管后备移民能否最后成功通常取决于具体事件，尤其是签证申办情况，但后备移民的个人经历糅合了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后备移民比移民成功的人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更深更广。
强调后备移民的个性特点，并不是意味着这类人具备稳定的特点或明确的身份。与福柯（Foucault）之后的人类学家反复强调的情况相反，移民项目并非自我构成/设计/实现的项目。后备移民踏入的不是一个既定的美好模型。对于后备移民以及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期望的最好事情就是在不改变自身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后备移民并不是一定要移民。各大结构性力量相互作用下，才显现出后备移民的轮廓和本性。正是因为他们最后不一定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不具备稳定的特点，后备移民才成为处于地方/国家发展以及跨国运动交叉点上的核心人物。对于移民社会学来说，后备移民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后备移民并非凭空而生，选择移民项目也非意气用事。移民项目只是更大范畴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提出“道德项目”理念，强调幸福、美好和公正很难准确衡量，因为快乐是建立在某人“介入各类项目”和责任之上的。[13]受其影响，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将项目解释为“人生经历的厚重主观背景效果，以及这些厚重的主观性给道德和政治考量提供了前提”。[14]移民项目不仅仅是中介公司打包推荐的某种服务，更是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产物，也是后备移民的人生轨迹。接下来，我将先探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成为“移民主体”的过程——即个人与机构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到移民对于个人来说是可以想象、可行并能带来效益的。个人迁徙曾被严重压抑，也没有产生后备移民的制度基础。相关历史显示，人为限制取消后，人们并未自然马上迁徙起来。迁徙权需要能力和资源的支持。改革让一部分工人失业，撤走了福利，降低了社会控制力，同时也激发了创业动力，给大众带来了一定资源基础。后备移民尽管看起来是自由自主的个体，但实际上还要受到与现有机构尤其是与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接下来，我将探讨后备移民个人经历中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他们会花这么多钱来投资移民项目？他们如何理解失败？对此，后备移民似乎没有明确答案。一方面，他们将移民项目视作创业项目，将高昂的中介费视作风险投资，坦然接受各种不确定因素和失败。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质疑这种冒险是否符合常理，尤其是失败令人难堪，甚至蒙羞。尽管他们一方面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存在有利可图的可能性、是一种赌博，但另一方面，他们还是希望得到更强的法律保护、制度支持和道德引领。后备移民充满矛盾。他们的焦虑和困境，贴切地反映出中国的国民处境。
本文基于2004年7月至2007年11月间我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省的实地调研，以及持续至今的文档研究。更确切地说，实地调研涵盖五个地点：北京（拥有大量对外开放的窗口），沈阳（辽宁省省会，拥有五家业务覆盖东北地区的外国领事机构，对于大中介公司来说是难得的地理位置），一个地级市，该地级市下辖的一个县，以及该县下辖的几个乡和村。另外，我还前往三个移民目的地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采访移民、中介、雇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人员。招聘中介——私营公司、个人，有时也包括收费介绍海外工作的公共机构（例如县政府或职业培训学校）——是我调研的重要入手点。通过它们，我接触到来自城乡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后备移民。我在四个国家中总共采访了二百多名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