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后备移民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中国有一段时间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限制人员自由更换工作和居住地点的禁止迁徙制度基础上的。禁止迁徙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至关重要。除了统一市场和跨地区贸易之外，政府在没有金钱或商品为中介的情况下，将生产资料配置到劳动力所在地点，收集产品并重新分配。这套体制保证了牢固的社会控制和有效的生产资料汇集。禁止迁徙制度，包括详细的家庭注册记录（户口）和严格的属地行政系统在内的具体政策。阻碍东北地区人们迁徙的是影响力很大的工作单位和档案。作为中国重工业和军工产业基地，有时也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地区，更是准军事化工作单位系统[15]的试验田，并深受这种制度的影响。1995年，辽宁省将近90%的职工都在正规单位工作，其中62%在国有企业，27%在集体所有制企业。[16]工作单位的功能超出工作场所，涵盖了工人一生的方方面面。工作单位通常会建起带围墙的生活区，提供从食宿、诊所、幼儿园甚至到火葬场的各项服务设施。买火车票或住旅馆都要凭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将个人与工作单位紧密联系的载体，就是个人档案。每位工人都有一份档案，即封在A4纸大小的棕色档案袋中的一系列文字记录。“政治审查”——工作单位党委书记写的评语——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命运。有时候，档案又被称为“护身符”或一个人的“第二灵魂”。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尚未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个人档案的本意是防止敌人渗透。个人不允许接触本人档案。如果档案不通过高度神秘的方式由一个单位转到另外一个单位，个人不可能换新工作或搬到新地方居住。这就让自主迁徙变得不可能。[17]
这种禁止迁徙制度随着就业关系改革开始发生松动。根据自由经济学相关知识，高福利就业制度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于是政府1982年推出合同聘用制，替代终身制。合同聘用制1986年在全国推广开来，写入1995年版的《劳动法》。与此同时，也试验推广了例如无限期离职等多种政策，来鼓励弹性就业；其中一些政策直接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移民潮。1998年，政策发生了决定性变化，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辞退职工（即“下岗”）来改革国有企业。[18]劳动力迁徙不再只是鼓励，而是强迫推进。辽宁省政府曾计划在1998——2000年间下岗120万工人，将近每天下岗1700人。[19]全国国有企业员工数量从1995年的1.126亿人降到2004年的6710万人。[20]
主要因为失业带来的困苦和大量的游行示威活动，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下岗政策引起广泛关注，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人下岗政策是精心策划、按部就班实施的，中央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财政资助。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辞退政策并未引起太大社会不稳定，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与通常印象中无依无靠的无产阶级形象[21]不同的是，下岗职工至少还有谋生手段（例如他们以较低价格从国家手中买下的住房）以及多年稳定工资带来的积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人为压低的生活成本。[22]这种情况让人们免于走极端，并更愿意去寻找新生计，而国际移民成为其中一项重要选择。根据我的实地调研数据，80%的移民使用自己或亲戚的家庭积蓄来支付移民费用，只有7%到8%的移民需要全额借款，剩下的人则两个途径并行。考虑到一般民众的储蓄率较高，借款并不很难。城里人可以从亲戚朋友那里无息借款，农村人借款利息每年1%到2%。辞退往往还伴随着“再就业计划”，致力于创造新的工作机会。[23]海外就业也被视作再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例如，辽宁省政府曾号召政府各部门“提高全社会对劳务出口的意识。政府各部门应将劳务出口视作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在更高的水平上开辟新渠道”。[24]
尽管自由和市场经济政策带来了人员自由迁徙，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萎缩。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竟然变得更加紧密。裁员政策将下岗工人劳动力成本的85%从企业转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25]1999年，中央政府推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下岗工人提供资金帮助。[26]政府提供的显性社会保障取代了工作单位提供的隐性福利。告别依附具体工作单位的旧日子，人们必须更多地依靠法律和国家政策。这种政府——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体现在个人法律主体的产生。接下来，我将做详细说明。
三
跻身后备移民，必须首先成为具备合法身份、能与其他主体签署合同并按有关部门要求提供法律文书的法律主体。[27]否则，在当前国际秩序下，不可能进行合法移民。1986年，中国政府推出了两项重要政策，对于构建法律主体至关重要：身份证制度和因私护照。直到那时，中国公民唯一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手段还是工作单位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镇政府开具的介绍信，户口本只用于整个家庭。成年人的身份证——一种泛绿色的塑料卡片——帮助建立起了公民独立的身份。论及国际迁徙问题，1986年普通中国人首次可以因个人理由申办护照。[28]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护照申办手续逐步简化，去掉了近二十项行政审批程序。到2005年，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可凭身份证申办护照。2007年1月生效的《护照法》，通过公民申办护照的权利保障国际迁徙得以实施。
在简化护照申办程序的同时，政府还在统一政策和集中管理。以前申办护照需要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出具政审意见，审核工作虽然很严格，但是各自为战、相对分散。对于移民来说，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的政审过程十分复杂且很难预测，中央政府对此缺乏信任。申办过程虽经简化，但所有的申请都要经过全国联网的犯罪记录数据库比对。以前，多个政府部门尤其是外交部与地方外办都可以审批护照申请，如今，体制改革将审批权集中到公安部。
身份证和护照制度之外，包括住房制度改革和设立公证处等在内的政策调整也有助于法律主体的建立。始于1998年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鼓励公民买下原先廉价出租给他们的公有住房。应运而生的住房产权证被移民用作资产担保证明，出示给中介公司、贷款人和外国大使馆。在农村，作为具备法律行为能力身份的另一项重要基础，住房产权证和耕地或林地合同证在本世纪初才得以实行。[29]1982年，原本作为政府机关的公证处面世，2005年后，公证处开始公司化改制；公证处担负的职能包括将国内证据翻译成国际接受的法律文书，并根据已有文件提供更多服务。[30]大部分驻华外国使馆以及很多海外雇主和学校，都要求中国公民提供的文件事先必须经公证处进行公证。
四
自由迁徙与合法身份只是成为后备移民的必要前提。后备移民必须愿意为移民项目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受访者常常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想要移民，是因为“没有其他机会”。但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有工作，当地经济也发展得不错。由于大批国有企业倒闭，辽宁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经历了七年的缓慢增长，直至2002年终于恢复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并于2007年达到明显高于国内水平的14.5%。[31]但这一增长并不具有保障性。2000年辽宁省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只有10%是正式就业，20%是自雇人士；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70%是所谓的“灵活就业”，即毫无社会保障的零工。[32]作为灵活就业的典型例子，一个自由受雇的售货员仅仅月入200人民币（26.4美元），外加基于销售情况的提成。大多数下岗职工的确找到了工作，但那些工作只能让他们在收入与支出间维持“脆弱的平衡”，勉强度日而已。[33]稳固的工作十分珍贵，甚至被高价出售。2006年，一个能力不错的大学毕业生需要花三万人民币（作为贿赂）才能在一间公司找到正式工作。高中老师的工作值五万，大学试用讲师值七万。事实上，中介机构与移民经常引用这些正式工作在东北的“价格”，用来证明中介费花得不冤。机会并不缺乏，缺的是长期保障。
那么，为什么后备移民认为带有更高潜在风险的海外工作能够解决在国内缺乏保障的问题呢？2006年，一名年近三十的女子辞去了她在沈阳的工作，花费超过四万人民币前往新加坡做工；她提供了一个真诚的分析：“在中国，我们都在吃‘青春饭’[34]。二十多岁的人还能找到工作，三十多岁或许也行；三十五岁之后，除非你有一技之长，没人愿意给你份好工作。”她觉得必须冒着风险前往海外赚钱，才能获得未来的保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海外工作的吸引力在于人们认为它比中国的工作机会更容易预测。麦先生原本在一间工厂做工，他在1992年成立了一个小型家具维修团队，聘请了四位农民工；后来他又开了一间洗衣店，再后来冒着风险开了间餐厅，最后他决定花费所有积蓄前往海外。他解释说：“在国外工作和在中国工作的区别是，在国外，只要努力工作，总能赚到钱。等你回来（中国），这笔钱就是个大数目。”
后备移民中最常见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业主或收租的小资本家，他们希望能靠自己拥有的宝贵资产生活，比如一家店面或一辆汽车。这将很可能为他们“买”到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在国内工作赚的钱根本不够购买大件资产，移民成为突破这一限制的少数机会之一。正如中国一些社会学家所指出的，90年代的改革所创造的财富本应令大部分人获益，最终却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里。[35]李强将中国的社会结构形象地描绘为“倒丁字形”，包括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和极少数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顶端人群。[36]阶级形成和阶级封闭都在进行之中，普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愈发狭窄。因此，严重的“末班车”心态占了上风。这是一种恐惧心理：如果错过了此刻的末班车，就等于错过了一切。于是后备移民下定决心，他们不仅仅需要突破，更需要立刻突破。因此，每个人都应该抓住一切机遇，比其他人先行一步去攫取“第一桶金”——自从21世纪初以来，这个比喻就在中国广泛流行，用于形容在为原始积累而展开的大规模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这令人不禁想起19世纪的加州淘金热。27岁的孙丹军（音译）是一名生活在大连附近的农村青年，当他询问中国的中介他在新加坡究竟能赚多少钱时，对方回答：“你会挖到你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令他心动了。为了去新加坡，他将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农村房产卖了三万人民币，将妻子在大连的小食摊卖了两万人民币。这些后备移民在寻求保障，但为了达到目的，冒更大的风险才是唯一现实的出路。
对作为风险投资的移民而言，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外流移民中男性依然占大多数。统计显示，女性在全部中国移民中不到两成[37]，在辽宁省也仅占三成[38]。相比之下，女性依然不太可能拿积蓄作出投资决定。另一方面，尽管人数不多，女性移民却备受关注。事实上，不同的受访者都十分频繁地提及女性移民，导致我一度以为她们才是东北地区移民的主流。女性引起关注的部分原因是她们中的大部分——据一位受访者声称接近90%——都是离异者。尽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性别平等，但在中国，离异妇女依然身负污名，常常感到不被社会所容。人们通常认为这些女性特别大胆和积极进取，比其他人更渴望取得突破。因此，她们的形象格外突出，成为街坊邻里最喜欢谈论的八卦主题。
五
在新加坡，孙丹军泪流满面地告诉我，他十分后悔自己掘取第一桶金的决定。他在新加坡的月薪是600新币，跟合同中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也无法收回自己的投资。可是在离开之前，孙的决定看上去完全合理。同一批的十一名工人（他们都与中介分别做过协商）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中介告诉他们，合同中写的数字只是基本工资，通过加班，他们实际上能赚到5000到10000元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中介反复强调而后备移民也照单全收的一句话——先出去再说。目前的工作只是个起点，他们可以在海外寻找新的机会。“展望未来”成为后备移民共有的思维方式，中介也对他们积极灌输这一点。曾在新加坡就读的莎拉目前在一家名为“金桥”的招聘公司工作，她在一场新移民项目的常规介绍会上对听众强调，他们在考虑这些价格不菲的项目之时必须把眼光放长远。在新西兰做建筑工人需要花费十万元人民币（招聘公司对后备移民收取的费用）。“但是，”她说，“好处在于，所有雇主都是小公司。因此，很容易跟老板打好关系。只要有了关系，什么不能做？对不对？只要你在那里安顿下来（在雇主的帮助下），你的孩子也能过去，他们的教育可是完全免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