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场人物：宝廷、张佩纶、贺寿慈、吴可读、寿富。
清道光、咸丰年间，太平军与捻军持续造反，使得清廷本来就空虚的国库变得更加空虚，接踵而来的两次鸦片战争，更是让历经康熙、乾隆盛世后的大清王朝威风丧尽，风光不再，清廷迅速走了一段下坡路。一部吱吱呀呀运转的国家机器，像夕阳下破旧的老牛车，呈现出哀愁惨淡的景象。
在这个特殊时期逐步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以女强人的姿态施展铁腕手段，在国家备受指责、军队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休养生息，振兴民族工业，引入西方的生产技术，使得日趋衰落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这一时期，史称“同光中兴”。
为牵制恭亲王奕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谙熟权术之道的慈禧太后巧施政治手腕，有意提倡疏通言路，鼓励柏台御史畅所欲言，一时间台谏生风，争相弹击，凌厉威猛，煊赫一时。棱具风骨者，谁也不甘落后，人人都想有所表现。“清流党”此时应运而生，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其主要成员有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陈宝琛等。
提到清流党的渊源，不得不说一个人。此人便是前文提到过的潘祖荫，此人刚进京城就带起了一阵旋风，这阵旋风可称作“金石古玩癖”。潘祖荫从小酷爱金石，进京后经常就收藏癖好与张之洞、吴大澂等大臣商讨交流，收藏金石古玩原本属于个人爱好，没想到潘祖荫的个人行为很快获得了官场名士们的喝彩，并且引领了时尚潮流。
而潘祖荫在京城创办的餐馆广和居，实际上是高官雅士俱乐部。经常光顾其间的有翁同和、张之洞、李鸿藻、何绍基、李慈铭等官宦，还有赛金花、小凤仙等名妓。这样的聚会多是官宦掏腰包，名士捧人场。由同治年间的金石热而结成的官宦与名士关系网，无意间为后来清流党的兴起做好了人事上的准备。
光绪年间的清流党是当时京城官场中的一个松散团体，成员绝大多数出身翰林。他们经常聚会，议论时政，并习惯于采取联合上奏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晚清官场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清流党以狂狷之气，成批弹劾朝中大臣，一时声名鹊起，令往日耀武扬威的权贵们闻之色变。
清流党强调道义的力量。这些人虽然是些优秀的学者，有的还是身居高位的官宦，但是他们中间很少有掌管实权的人物，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他们在奏疏中慷慨陈词，尽管赢得了朝廷最高统治层的注意，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却往往很难行得通。
因此，在现实面前一再碰壁也就成了清流党的难堪局面。本章中讲述的几个故事，即为清流党碰壁的例子——当然，其中离不开女人的话题。
京城有个清流党
光绪年间，清流党风头正健之时，朝野触目皆“青牛”，满世界“牛”气冲天。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各缀以人。牛头是掌门人，当仁不让属李鸿藻；一对牛角都是张姓斗士，一是张之洞，一是张佩纶，角锋犀利，是进攻利器；牛鞭是宝廷，弹劾官员，锋芒毕露；牛肚是王懿荣，功底最为扎实；牛尾是陈宝琛，一旦竖立在那儿，就像是一面装饰的旗帜……此外还有依附于“青牛”的牛皮、牛毛等不计其数。比如淮军将领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本不在清流之列，却以供清流奔走为乐事，无不取悦于清流党，自称“青牛靴子”，这“靴子”比之于“牛腿”，又隔一层，指的皆是为清流跑腿的小人物。有个叫李慈铭的人最有意思，眼看“牛”身上的各种器官都有人占着了，竟自谦为“牛毛上的跳蚤”，好歹也要赖在“牛”身上。由此可见，此“牛”炙手可热。
清流党的核心层还有个“翰林四谏”，指的是黄体芳、张之洞、张佩纶和宝廷。其中张佩纶、宝廷后边的章节要重点细说，本节先简略介绍一下黄体芳、张之洞。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浙江瑞安人，同治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内阁学士、江苏学政、兵部左侍郞、左都御史。此人身材不高，却精气神十足，头戴一顶红顶花翎，威风凛凛。在清流党一帮朋友中，黄体芳饮量最为豪放，常以杯中酒浇心中块垒，有“酒龙”之称。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接见客人时也不知避嫌，酒气薰天地迎出客厅见客，好在宾客们大都清楚他爱喝酒的脾性，也不会怪罪他。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又一次签订了耻辱条约。慈禧太后认为：朝廷吃亏在于没有水师，条约虽定，海防不可稍弛，当以大治水师为主。宫廷老太婆的态度，导致了中国海军第一次稍具规模的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10月24日，海军衙门正式建立，由醇亲王奕譞主理，节制调遣沿海水师，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善庆、曾纪泽帮同办理。
对于气脉不畅的清廷来说，这本来是一桩喜事。谁知道清流党不识时务，由兵部左侍郞黄体芳打头，上了一道奏折，指责李鸿章拥兵自重，独揽海军大权，“沿海水师、直隶水师皆已非海军衙门之水师，实乃李鸿章之水师”，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改由熟悉西洋事务的曾纪泽主持训练海军。
慈禧太后接到这份奏折后，叫来醇亲王奕譞征询意见。奕譞才具平平，性格中庸，办理海军衙门事务，凡事均须靠李鸿章援手，见到这个奏折，噘着嘴说了句气话：“站着说话不腰痛，海军衙门这个家，交给他们清流来当好了！”
奕譞这句话，说的正是慈禧心中的想法。前些年，为了抑制恭亲王奕訢等人的政治势力，慈禧鼓励广开言路，怂恿清流党大胆说话，没料到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稀奇古怪的魔鬼一下子全放了出来。清流党权势煊天，大行其道，今日弹劾总督巡抚，明日弹劾藩司臬司，六部九卿的官员挨个评点，谁被点到了名就会大倒其霉，叫苦不迭。多少红顶子栽在一支笔头上，满朝文武官员人心惶惶，全都夹着尾巴做人。
看着如此局面，慈禧太后心里早已对清流党窝了一肚子火，只不过没找到合适的借口发泄。黄体芳这道奏折，一下子惹起了慈禧心头的恼怒，她皱起眉头说：“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黄体芳的奏折上得很不是时候，等于是撞到枪口上的猎物，这也就怨不得慈禧太后不讲情面了。当场定下“交部严议”，“严议”的结果是，黄体芳因为“忤旨”，连降两级，被降为通政使。
《楚辞·渔夫》中的屈原，被流放后沿着河流当行吟诗人，路遇渔夫，交谈中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渔夫劝慰三闾大夫，牢骚太盛防肠断，要学会适应现实，水之清浊尊卑，各有所用。屈原的苦闷可以理解，渔夫推心置腹的话也不无道理。在社会政治混浊不堪、宫廷斗争连绵不绝的封建王朝，有清流人物出于信仰，真诚地发出别样的声音，确实不失为一剂剂苦口良药。但是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如果有人出于投机谋私，清流仍会滑向其反面，甚至演变成“清流之祸”。何况，慈禧太后看着清流党势头盛极一时，遂开始有所警觉，拿黄体芳开刀，是慈禧太后发出的一个警告。
据史料载，光绪年间中法战争之后，提到清流党，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朋比”“党援”，清流党好似被贴上了耻辱的标签，谁也不愿意再以“青牛”自居了。素来最会当官的张之洞，见形势不妙，脚下开溜，也与清流党“划清界限”，拒绝接受“清流”的称谓。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此人“工于宦术”是有名的。台湾作家高阳说：“张之洞的宦术，可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巧于趋避，二是疏密互用。”
先说他的巧于趋避。戊戌变法时，张之洞原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拥趸，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菜市口被杀，康、梁仓皇外逃，张之洞迅速变脸写了部《劝学篇》并自费印刷出版，文中再三责难宋朝改革家王安石，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六君子中的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师生间感情至深，弟子被杀，师长的苍凉心境可想而知。然而张之洞毕竟在官场历练已久，擅长演戏，这一出“苦肉计”即为避祸之道。避者避慈禧所恶，趋者趋慈禧所喜，掌握了这个不二法门，便可逢凶化吉，无往不胜。
张之洞的第二套宦术是疏密互用。古人说，预则立，不预则废。任何争执，细密必胜疏略，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话虽这么说，但是每个人做事都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细密，人非圣贤，岂能无过？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张之洞的疏密互用，则恰到好处地妥善处理了疏密的关系。用简单一句话概括，叫“小事装糊涂，大事不糊涂”。
张之洞后来发生的变化颇为耐人寻味。只言事，不搏击，因此官运亨通。外放山西巡抚两年多后，又接替张树声任湖广总督，在实际工作的历练中，张之洞认识到清谈与办事、京官与地方官之间的诸多不同，他的立场逐渐转向务实，开始注重务实，脚踏实地办实业，后来成为晚清洋务派的重要人物。而早期清流党“翰林四谏”之一的美名，像是一个渐行渐远的传说，似乎与他不相干了。
败兵之将是个大才子
有民谚云：人生三节草，不知哪节好。比如说下边将要出场的这个人，就是一例。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入翰林院，那年他才23岁，年少有为，英气逼人。光绪年间的官场，张佩纶是人人皆知的一只“牛角”，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犀利无比，官场中的大臣无不为之侧目。1875至1884的十年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被他参劾的官员有吏部尚书万青黎、户部尚书董恂、都御史童华、内务府大臣茂林、出使英国大使郭嵩焘、贵州巡抚林肇元、船政大臣黎兆棠、浙江提督罗大春、吉林将军玉亮、户部侍郞邵亨豫等。最为著名的一桩参劾是“云南报销案”，进攻矛头直指内阁大臣王文韶，穷追猛打，连上三个奏折，竟把朝廷的当红明星王文韶拉下马来。有如此骄人的战绩，张佩纶声名大振，成为青年才俊们的偶像，据说连他平时爱穿竹布长衫的习惯，也有许多人竞相模仿。
但是，犀利无比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在官场中的名声，颇为正人君子所不耻，屡屡成为清流党参劾的重点。比如李鸿章包庇盛宣怀招商局舞弊案，其情节较云南报销案更为严重，理应为清流所劾，而张佩纶竟无一言。对于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台湾作家高阳称作是政治上的一段“孽缘”。
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曾官居安徽按察使，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与李鸿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生死之交。天妒英才，张印塘不幸早逝，李鸿章送去一笔丰厚的礼金，并从此视张佩纶为自出。
曾国藩有句名言：“凡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李鸿章创建的北洋军系，派别众多情况复杂，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等淮军将领，同李鸿章貌合神离，从淮军旧将中寻找替手显然靠不住。而清流“牛角”张佩纶，样样符合李鸿章心目中的替手条件，无疑是最佳人选。论资格，张佩纶进士出身；论才具，张佩纶最不缺的就是才气；论与淮军的关系以及对李鸿章的忠诚，还有谁比张佩纶更合适的吗？挑来选去，李鸿章看中了这块料，不禁暗中窃喜。
要笼住张佩纶这匹野马，李鸿章想到的锦囊妙计是政治联姻。在谈论晚清官场时，人们习惯于把观点立场不同、行事风格各异的官员分为清流、浊流。毫无疑问，李鸿章属于浊流。因此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也往往是在浊流中物色亲家，如四川总督刘秉璋、闵浙总督卞宝第、陕西巡抚张集馨、山东布政使朱其煊等。这次在清流党中物色女婿，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李鸿章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李经，又名李菊耦，小女儿叫李经溥，这次李鸿章想嫁出的是大女儿。据曾朴在《孽海花》中叙述，有一次，张佩纶偶尔见到李菊耦，不禁为她的美色所动，不久又读到她的两首诗，尤为爱其才情。正巧遇到李鸿章找张佩纶谈话，李鸿章托出一桩心事：小女李菊耦，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想请张佩纶帮忙物色一个女婿。李鸿章话音刚落，张佩纶一膝跪下，向岳丈李鸿章表明心迹，要娶李菊耦为妻。曾朴是晚清一代大才子，《孽海花》是一部未完成的巨制鸿篇，二者皆不可诟病。但是小说家言，也不能太当真，毕竟有虚构的成分。不过李菊耦既是美女又是才女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她在下嫁张佩纶之前，就已经初步经历过政治历练。她一直在李鸿章幕府中帮忙审看、整理公文，角色相当于其私人秘书。这样一个“德艺双馨”的女子，嫁给清流党犀利的“牛角”张佩纶，是再也合适不过的人选。
张佩纶此时30多岁，无论事业还是爱情，都正值当打之年，遗憾的是张佩纶已家有美妻。如果娶朝廷重臣李鸿章的千金当小老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