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行文中，作书人与批书人不断重复“红”字与“玉”字，文本正面是出宝玉和黛玉二人，批语所暗示的文本反面却是反复出“红朱”二字。再来看这一句：
有绛珠草一株。
假若批书人批得更明：有绛珠（点“红”字和“朱”字。）草一株。（再点“朱”字。）你还想不到“朱明”二字么？再看该段引文中关于“赤瑕宫神瑛侍者”这句话的批注：
按瑕字本注“玉小赤也，又玉有病也”。
至此作书人在书中所隐的深意便全部流露无遗。“玉小赤也”和“玉有病也”，即可理解为“小朱明”和“不完整的朱明”，这不正是当时丢了中央统一政权、偏于南京一隅的残明政权——真如批文中所写“以此命名恰极”——南明么！
书中还有一句话，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史湘云所说“双悬日月照乾坤”，此句被很多红学研究者引用考证，甚至都已牵强附会至清宫艳史的地步。其实这句诗并不是作书人的原创。李青莲在《上皇西巡南京歌》第十首中写道：
剑阁重关蜀北门，
上皇归马若去也。
少帝长安开紫极，
双悬日月照乾坤。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仓促逃亡蜀地，儿子李亨于灵武即位，为唐肃宗，唐明皇成为太上皇，出现了父子“双悬日月”的政治局面。“日月双悬”之语，即比喻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两位皇帝，产生两种并行相异的纪年方式。明末清初的政局，也是如此。不仅北京有满清政权，南方有南明政府，就连南明朝中，也曾同时出现过两个小朝廷争霸的现象。如果说“怀金悼玉”还只是暗悼“明”朝，那么“日月双悬”则明显是“明”朝。满清在统治中国多年之后，对“日月”二字，依旧忌讳不已。乾隆二十年（1755年）的胡中藻惨案，因其诗中有“一世无日月”等句，乾隆认为日月合写为“明”字，认定胡中藻有意复明，是叛逆之罪，下令有司与有关廷臣共同逐节审定拟呈具奏。有司以胡中藻“大逆罪”判凌迟处死，嫡属男16岁以上者皆斩立绝。
日月二字连在一起，无论是在明朝遗老遗少心中，还是在清朝统治者心中，就是“明”朝。而作书人深知自己创作的初衷，“怀金悼玉”对当时的满清统治者来说，是滔天大罪，稍有不慎，便会引来诛九族之灾，所以他才精心编排一出繁华大戏，将小说的历史背景巧妙而又真实地隐藏在其中。
让我们再随着作书人的笔，回到那个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记载的时代。
南明政府腐朽衰败，软弱无能，最终彻底覆亡。很多遗老不愿承认异族统治，深居简出。如张岱，躲进山中，修明史《石匮书》；如作书人，拿着笔，流着血泪，借用荣、宁二府，来书写他“怀日悼月”的末世情怀。而关于“末世”为明末年间，书中还有其他多处暗示。而作书人对服饰的描写，亦有玄机。周汝昌先生在《细说红楼梦》中曾说，《红楼梦》在服饰上的描写有个规律，“男人的衣饰，一字不屑（严格之至）”。
其实这不是不屑，而是作书人处处小心谨慎，故意抹去朝代的印迹。文中关于服饰的描写，如熙凤的装扮，黛玉、宝钗等人的着装，都有不少精彩之文。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很难由这些文字，推断作书人笔下所写的年代究竟是清还是明。晚明与清初，两朝女服，基本相同。清朝汉族妇女的常服仍沿袭明代旧制，所谓“男从女不从”。男子必须改穿满服，而女子服饰则不受限制。这就是作书人故意不写男服的原因，即使涉及，也只写两朝相似之处。如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中，有一段描写，提及宝玉衣着：
见宝玉戴着束发银冠，勒着双龙出海抹额，穿着白蟒箭袖，围着攒珠银带。
很多红学研究者认为“箭袖”是清朝服饰，据此认定作书人笔下的宝玉实为满人。这是一种对服饰文化的认知错误，是将箭袖和马蹄袖混为一谈。箭袖在明代就已经广为流传，无论是官服还是百姓常服，都有箭袖，当时已成为汉服的一种袖制。如明人叶绍袁在《痛史·启祯记闻录》中写道：抚按有司申饬，衣帽有不能备营帽箭衣者，许令黑帽缀以红缨，常服改为箭袖。
而满清的马蹄袖，袖缘为马蹄状。马蹄袖平时卷起，出猎作战时则放下，覆盖手背。很多学者以为满清骑马射箭，将“马蹄袖”认作“箭袖”，实乃望文生义。作书人显然对男服描写极力避及，但是，关于男服描写，书中仍有一处简单勾勒。这一处就应是作书人有意为之。第一回中，甄士隐随疯跛道人飘飘而去后，作书人写其妻封氏的丫鬟在门前买线，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只见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甲戌本有侧批：雨村别来无恙否？可贺，可贺！）这一段话中，“乌帽猩袍”四字，值得关注。
清代官服主要为长袍马褂，官帽为顶戴花翎，与前朝截然不同。明朝的官服颜色是官职级别的重要标识，一至四品用绯色，五至七品用青色，八至九品用绿色，同时，胸前后背补子所用纹饰也有所区别。官帽则为乌纱帽，按照官阶在材质和式样上有所区别。正是在明朝时期，乌纱帽开始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从这里可以看出，雨村穿着“乌帽猩袍”，说明作书人笔下所写的贾雨村，其扮演者此时应是一名晚明大官。
其次从书中家居摆设及稀罕物件来看，作书人亦将“明朝”特征隐在其中。第六回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在一间屋里等候凤姐之时情形：
“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柜筛面的一般，（甲戌双行夹批：从刘姥姥心中意中幻拟出奇怪文字。）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晃。（甲戌双行夹批：从刘姥姥心中目中设譬拟想，真是镜花水月。）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甲戌双行夹批：三字有劲。）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妨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甲戌侧批：写得出。甲戌双行夹批：细！是巳时。）方欲问时，（蒙侧批：刘姥姥不认得，偏不令问明。）只见小丫头们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
这里借刘姥姥的眼睛，来描写熙凤房中的新鲜物件——自鸣钟。据文献记载，自鸣钟是万历二十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时，带给明王朝的礼物。这个钟因为可以按时自动击打，所以称为自鸣钟。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天部二》中记载：“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崇祯二年（1629年），徐光启主持历局，准备在钦天监内制“候时钟三”。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工匠中已有制造钟表这一方面的人才和技术。入清以后，从顺治到乾隆四朝，各位皇帝们虽然对天主教态度不同，但对传入中国的西洋奇器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自鸣钟更是情有独钟。从顺治时期开始，清宫十分注重西洋自鸣钟的仿制，但仍为稀有之物，到康熙年间，清宫内设置两个专门的机构负责，一是“自鸣钟处”，一是“做钟处”。从此由中国宫廷到民间，机械钟表的流行和制造逐渐展开。书中还有一处描写，也巧妙隐出作书人所写的末世，不是宋元之交，而是明清之际。第六十三回宝玉生辰之时，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在一段关于“犬戎”的长篇大论和“野驴子”的嬉笑怒骂之后，话题转至“海西福朗思牙”和“温都里纳”。作书人这般写道：
宝玉又见人人取笑，恐作践了他，忙又说：
“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如今将你比作他，就改名唤作‘温都里纳’可好？”芳官听了更喜，说：
“就是这样罢。”
因此又唤了这名。众人嫌拗口，仍翻汉名，就唤“玻璃”。
作书人借芳官剃头隐射“剃头令”这段血泪史，不仅不露痕迹，又在后文用一段闲话，将“犬戎”和“野驴子”轻轻抹去，换上“温都里纳”，笔锋轻转，就将沉重的历史掩藏在嬉笑之下。关于“福朗思牙”，大部分红学研究者认为是法国，而学者王志毅写道：
这“温都里纳”究竟是哪国语言呢？据宝玉所云系海西福朗思牙国。海西即地中海以西，《后汉书·西域传》云：“大秦国一名黎鞯，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大秦即罗马帝国、版图甚大，汉唐宋明所谓之海西实泛指欧洲，有如近世之称欧洲为“泰西”。至于福朗思牙，或以为即是法兰西，实则不然。法兰西与中国交通甚晚，福朗思牙当是佛郎机的异译。而明清之际佛郎机系专指葡萄牙、西班牙而言，与法兰西是毫不相于的。福朗思牙之所以误为法兰西，也许是上了《清史稿》的当。《清史稿·邦交志》法兰西条云：“法兰西一名佛郎机，在欧罗巴之西。”然而，《明史》佛郎机有传，且称：佛郎机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遣使贡方物，嘉靖十四年（1535年）租香山濠镜（即今之澳门）为市，“其人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发赤须。”后又“改称蒲都丽家”，“又称干系腊”。蒲都丽家显然就是葡萄牙；而干系腊则是Castilla的音译，乃西班牙的古国名。因此，佛郎机系专指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明史》也有两处极大的错误。其一，将葡萄牙和西班牙混为一国；其二，因其时葡萄牙侵占满刺加（今通作马六甲，在马来半岛）；西班牙侵占吕宋（即菲律宾），《明史》误以为“佛郎机近满刺加”。然而贾宝玉则谓福朗思牙系海西诸国之一，实较修《明史》者高明多了。福朗思牙既明，即可进而考察“温都里纳”是否确属玻璃一词的音译。现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以及意大利语有关玻璃诸词列表如下：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法语 意大利语 词义
vidrio vidro verre vetro 玻璃、玻璃品
itrna vitrina vitrine vetrina 玻璃窗、玻璃橱
vidrira vitral verrere vetrera 彩色玻璃窗
第一字虽是玻璃一词的一般用语，但诸语之发音均与“温都里纳”未合，惟西班牙语略近。第二字诸语都比较近似，但似当作“温特里纳”。第三字葡萄牙语与法语均不合，意大利语亦仅近似，而西班牙语恰与“温都里纳”声声入扣，正相吻合，而且此字有彩色玻璃之义，更近于金星玻璃宝石，当以此字为是。但是，明末清初称意大利为大西洋国或意大里亚国，不能与佛郎机或福朗思牙混为一谈。因此，“温都里纳”应是西班牙语Vidriera之相当准确的音译。同时，法语与“温都里纳”对音之词只有vitrine一字近似。但据《罗伯尔法语字典》（Robert Dictionair de la Langue Frangaise）所载，法语最初出现vitrine一字作陈列商品的玻璃橱窗解是在1836年；作陈列收藏品的玻璃柜解则更在1872年，均晚于《红楼梦》的创作年代，从而不仅可以证明“温都里纳”确然不是法语的音译，且又可进一步证明福朗思牙确非法兰西，而是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