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对金童玉女的婚姻，多数外人都道只有恨没有爱，就连他们的女儿张爱玲年轻时恐怕也这么认为吧。但在张爱玲晚年的《对照记》中，在一张天津旧房院子里的一张照片，也是唯一一张父亲与母亲在一起的一张照片后面，张爱玲却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母亲故后遗物中有我父亲的一张照片，被我丢失了。看来是直奉战争的时候寄到英国去的，在照相馆的硬件纸夹上题了一首七绝，第一、第三句我只记得开首与大意：
才听津门（“金甲鸣”？是我瞎猜，“鸣”字大概也不押韵。）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
一首已经无法记录清晰的小诗，随黄逸梵走遍千山万水依然被她珍藏在箱底，足见二人之间那份扯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尽管后来他们离了婚，“她总是叫我不要怪父亲。”她就是张爱玲的母亲。
黄逸梵总算答应他回来了。这让张廷重那颗近于麻木的心，有了一点欣喜的亮色。可那份欣喜，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隐忧。姨太太是走了，可另一颗埋在他和妻子之间的炸弹，不知何时会跳出来，将他好不容易唤回的一段感情炸得粉碎——那便是鸦片。他埋身在那腾腾的鸦片烟里太久了，身体健康因鸦片的毒害已近崩溃的边缘。
刚搬回上海，母亲姑姑未回，他们就暂住在成定路一条里弄中的石库门房子里，房子很小，红细板壁，虽无法和天津的花园洋房相比，可对于小煐，却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她跟着家里的用人，坐在马车上，从熙熙攘攘的上海街头打马而过。“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那让她非常侉气而快乐。
她在那种侉气的快乐中等来了她的母亲——那个美丽、神秘的女人，在她四岁那年抛下她和弟弟离家而去。时隔四年，她还记着母亲当初离家时身着绿衣绿裙伏在竹椅上痛哭的样子。
母亲回来了，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这个家终是因为女主人的回归而暂时恢复了家的名义，也重新有了家的气息。父亲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去了。小煐有了新衣，不再穿那些紧巴巴的小衣服。新搬的洋房住所里，与石库门的房子比，又是另一番天地：有狗，有花，有童话书，有钢琴，有谈吐儒雅衣着华丽的满座高朋。
几年国外游学经历，让母亲黄逸梵变得越发高贵不俗，她穿梭在那些衣着华美的宾朋之间，操一口纯正流利的英语与他们交谈，她坐在琴凳上和一位胖胖的女人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小煐坐在地上看着，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如果将小煐的人生比作一种又一种颜色的话，那一段短暂的童年时光应该是橙红色的，温暖，且透着一种甜腻芬芳的味道。八岁的小煐，抑制不住她满心的夸耀之感。她给以前在天津的玩伴写信，描写他们的新房子，还画了图样过去。蓝椅子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竟然让她想起英格兰蓝天下的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虽然母亲告诉她英国常常下雨，法国是晴朗的，但也没法矫正她最初的印象。
母亲还教她如何画图着色，此外，她还学钢琴，学英文。留洋归来的母亲太急着把女儿打造成一个具有洋式风度的小淑女。
从小就爱画画的小煐，在母亲的指点下画得越发带劲。画一间房子，画一个小人，她总喜欢把背景涂成红色，觉得那样温暖又亲近。母亲耐心地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应避忌的就是红色，因为那样的背景看上去没有距离感，看上去总觉得在眼前。可那也改变不了小煐的选择，她喜欢那种颜色。她和弟弟的房间就是温暖亮丽的橙红色，她自己选择的。
小煐第一次接触音乐，也是在那个时候。母亲和姑姑从国外回来，姑姑每天练习钢琴，小煐站在姑姑的身旁，听叮咚的琴声自姑姑细长的手指下飞出，常常陷入一种孩童似的陶醉里——她渴望那个坐在琴凳上的人是自己。
有时候母亲也立在弹钢琴的姑姑背后，手放在她的肩上，“啦啦啦”地吊嗓子，因为母亲的肺弱，医生告诉她练唱歌对肺有益。听着母亲唱出的那些拖着长腔有些像吟诗的调子，看她淡赭色的衣服像秋天落叶的颜色，同样淡赭色的花球从她的肩膀上飘下来，小煐就喜欢得紧。其实她喜欢的并不是钢琴，而是那种被母亲和姑姑搅动得活泼又温馨的空气。
八九岁的小孩子，心里蓄满感动：“真羡慕哇！我要弹得这么好就好了！”母亲和姑姑听她那句话，便以为她是罕有的音乐天才，立即送她去学琴，且打算要她一生一世伴随着琴。就那样，小煐被带到钢琴前面坐下来，雪白的琴键，每天要用一块鹦哥绒布揩去上面的灰尘，没洗过手是不能碰的。
母亲带小煐去听音乐会，预先会再三告诫她：“绝对不可以出声说话，不要让人家骂中国人不守秩序。”她便果然沉默着，一动也不动，虽然她对冗长又乏味的音乐会并不太感兴趣。其实，母亲和姑姑也没有那么全神贯注，她们在悄悄议论一个女人的红头发。但因是母亲安排的，她也欢天喜地地跟着去听。大约也是喜欢那份空气吧。
小煐后来终究没有像母亲渴望的那样，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或者画家，她成了一名轰动文坛的作家。可母亲对她的那份艺术启蒙，其影响之深远却是不可估量的。爱玲后来在她创作的《谈音乐》《谈跳舞》《谈画》等散文名篇里，无不透射出这份影响来。这也许是母亲没能料到的。
小煐有一份与生俱来的伤感。母亲的书里夹着一朵花，她给小煐讲那朵已经干枯的花朵的历史，小煐的小脸上竟然坠下泪来。那晶莹剔透的泪滴在母亲眼里无异于光彩奕奕的珍珠，她对儿子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
那时，弟弟子静还常常为想吃却不能常吃到的糖而苦恼哭泣呢。
听着母亲的夸赞，小煐既高兴又有些不好意思，悄悄埋了头，红红的小脸上，泪慢慢干了。
母亲爱读通俗小说，家里有新到的《小说月报》，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边看一边笑，并且读出来，小煐也靠在门上笑。成年后的她，一直喜欢《二马》，尽管老舍后来的作品《离婚》《火车》等作品比《二马》好看得多。在她的世界里，《二马》的意义已然超出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它是一种回忆，有关母亲、温暖与幸福。
这些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后来都在张爱玲的散文篇什里碎片一样出现，在看似平静淡然的述说里，却有着一种孩童般的炫耀。物以稀为贵，情亦如此。或许，在她的生命里，那样温暖的回忆太过稀缺，才会让她经年不忘吧。
桃乐丝曾说，赞美声中长大的孩子，将来必能心存感恩；嘉许声中长大的孩子，将来必能爱人爱己。世间所有的孩子都带着柔软的羽翼而来，而不是浑身的毛刺。如果那样的温暖能在张爱玲的童年世界里持续下去，长大后的她也许会走上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如与她后来不屑与之为伍的同代作家冰心一样，以爱为哲学，一生抒写母爱，抒写大自然之爱，也未尝不可能。她的天性原本柔软，纯真未垦的处子之心，原本可以播撒下太多爱的种子。无奈那样的晴天丽日太过短暂稀缺，她还在懵里懵懂地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抚摸润泽，重重黑云却已从天边滚滚而近。
5｜童年结束
妻子回来了，张廷重原本寄希望他们能重温鸳鸯梦，却发现彼此之间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宽。四年里，他一直躺在遗少的旧温床上醉生梦死，妻子却已经吸足了大洋彼岸新鲜的、自由的空气。她像一只腾空飞向蓝天的鸟，越发美丽，也越发让他无法把握。看到妻子每天忙碌着过她的新生活——弹琴、绘画、逛一家又一家的裁缝店，他的心，再次坠入无底的虚空里。
张廷重深知，自己羸弱的双手已牵不住妻子那只越飞越高的风筝的线，他能做的，唯有效仿。效仿他的家族兄嫂，在经济上严格控制，希望以此折断妻子的羽翼，让她安安静静地守在那个家里，守着他。他不就曾在家兄的金钱控制下过了那许多年没有自由的生活吗？
从医院里出来后，张廷重就一步步开始了自己的封锁计划。他以种种借口，不愿再拿出生活费，而是要妻子拿钱出来，他以为他把她的钱逼光了，她就再也走不掉了。短暂的平静，再次被他们剧烈的争吵声撕破。为麻醉自己，张廷重再度吸上鸦片，但这只会让妻子对他更加绝望。
夫妻二人矛盾最大的焦点是女儿的教育问题，追求新思想的妻子黄逸梵坚持要把小煐送到小学里去接受教育，而受尽旧学熏染的张廷重则坚决不同意。那时在小煐的眼里，那个靠吸食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父亲不同意她去读小学的原因，就是钱。而张廷重的另一层担忧，或者说忌讳也未尝不可，他视学校的新教育为他的敌人，不想自己的女儿再步妻子的后尘。
妻子的主意却坚决不容更改，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吵。他们又摔又打，满院子的下人都噤若寒蝉。他们告诫那两个年幼的孩子，要乖乖地，在一边玩，不要出声。
两个孩子果真听话，春日的阳台上，他们静静地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一圈又一圈地蹬。谁能猜测当初这两个孩子淡淡的平静背后是见多不怪的漠然还是被恐惧深攫的失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映出的却是透骨的寒凉。
无休止的争吵最终以母亲的得胜而告终。她终是趁着丈夫不注意的空儿，把小煐像拐卖人口一样带出那两扇沉重的大门。
她带女儿去了黄氏小学，因为小煐之前厚实的底子，入小学后，她直接插班，成为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在填写入学证时，因为“张煐”两字嗡嗡的，叫起来不响亮，母亲便想为她重新取一个名字，又一时踌躇着不知取什么名字好，支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遂给她取名“Ailing”，英文意思为烦恼。那个叫小煐的孩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名字——张爱玲。那时的母亲也许万万不会想到，那个代表她烦乱不堪的心绪随口吐出的名字，后来竟然响彻整个文坛。
那一年，张爱玲刚好十岁。
那一年，爱玲的世界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就是母亲千辛万苦为她争取来入学读书的机会，另一件就是父亲与母亲的离婚。
父亲与母亲金童玉女式的惊艳结合，最终在一片鸡飞狗跳的凌乱中走向末路。离婚是母亲提出来的，父亲自是不同意。但女主人的去意已决，她找了外国的律师来，对那个面对着一纸离婚协议书迟迟无法下手的男主人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终是覆水难收。张廷重只得颤抖着手在那份协议书上签字。那份离婚协议书规定，姐弟两人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爱玲日后的教育——要进什么学校，都要事先征得母亲的同意。
对于那一段不堪的童年记忆，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后来回忆说：“我父亲虽以新派人物自居，但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而张爱玲看得更透：“他们（指父亲、姑姑和母亲）在思想上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
悲剧的种子也许从最初结合的那一天就已种下，分道扬镳不过是迟早的事。
这一段当初因门当户对走到一起的夫妻，在人生价值观与生活观念上有着天壤之别，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也是如此。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也是唯一的共同点——对文学的爱好。文学成为张爱玲生命中唯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成为她一生唯一的支柱、快乐的源泉，这与她童年时的成长环境以及父母对她的影响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母亲教她绘画，教她弹钢琴，教她学英文，教她读新时代的杂志《小说月报》……母亲在她面前打开了一扇窗，将新鲜自由的空气带到她的面前，也将一片五彩斑斓的世界带到她的面前。
父亲的书架同样是爱玲的精神宝库，在那里她读到了《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西游记》等大量的古典书籍，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张爱玲文字里透出的那份冷静从容、老练凝重，那份靠见识阅历、学养才情控制着的表情达意、遣词造句的贴切，那样的韵味、张力、质感，无人可及。这里也不能不说有她父亲的一份功劳。而那一份争吵不断、离别不断的家庭生活，让爱玲从小就学会了忍受孤独，学会了冷眼看世界。不幸的成长环境毁掉了一个孩子的幸福童年，却造就一个后世的文学天才。
父亲和母亲离婚了，爱玲的童年也随之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