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带着某种挑衅的口吻，告诉其他炒客，想让那些批评言论为你所用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人们完全丧失理性，群情激愤。只有情绪完全失控，极度愤慨，他们才会迅速传播你的消息，使之成为舆论焦点。公众的注意力给“博出位者”带来了名望和利润，他们的书籍会畅销，出场费飙升。当然，这些“博出位者”也很可能成为网络媒体传播原则的牺牲品，网站为了利益，可以全然不顾真相，肆意欺骗、夸张，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只要打开任何一个门户网站，一些给人以简单愤怒、悲情、无聊取乐、不洁联想的欺骗式标题，都会时不时地蹦出来。已有超强免疫力的网络老手，自然会对此不屑一顾，一些菜鸟便很可能像《罪恶一夜纪事》里的翁贝托·艾柯一样，在一连串的点击之后，陷入虚妄的泥潭。一整夜宝贵的时间，全部在自省、罪恶、沮丧、释放中白白耗去，待到天亮，才被折磨得疲惫不堪，昏昏睡去。菜鸟们哪里知道，这一切全在网媒炒客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秘诀，就是成为“标题党”。
关于标题党的重要性，作者道出了炒客们的共同心声：点击量（这个一次性问题）关乎着媒体的生死存亡，而最终这一切都要回到标题上来。在这个一次性快速交易当道的世界中，诱人的标题是俘获潜在买家的撒手锏。它们必须振奋人心、响亮、有煽动力，哪怕事实并非如此。
而在中国，很多免费软件为了生存、营利，会弹出窗口用来发布广告。当你点开这些窗口里的耸动标题，会发现只是点开了某个网站，而不是直接到达标题所代表的内容。如果你仍不死心，想找到文章原文一探究竟时，不知不觉已经为该网站贡献了几十个点击量。
时下，一些网站为了提高关注度，捕风捉影、自导自演、生造虚假新闻，并快速在网上发布。如果碰巧这则新闻与官方稍后发布的新闻不谋而合，那网站便成了“掌握内幕消息”的关键分子，赢得更多的关注。而如果这则新闻被证明是假新闻，网站则会巧妙地删除或者“扮失忆”。不久，网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对这则虚假新闻的追惩便彻底烂尾。虚假新闻的结构清晰、逻辑简单、编写不受限制，而且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如此一对比，某些无良网站便会游走在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更加肆无忌惮地炮制假新闻，牟取利益。
网络本身是虚构的，但是网民和其所在的世界却是真实的。作者指出，发起一个假事件，在媒体链条中不断炒作，然后引起人们的真实反应和行动，这样“我”就改变了现实本身。但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一个普通人制造的虚假新闻，与一国元首、政要制造的虚假新闻相比，所造成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媒体推手的自白》里举了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用一个虚假消息，成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例子。2002年，切尼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泄露”了伊拉克可能藏有生化武器的假消息，然后又在媒体见面会上故意漏风，“引用”了他向《纽约时报》“泄露”的消息，说服公众，美国必须入侵伊拉克。结果，大家都知道，美国成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却始终没有找到生化武器。
书中，作者列出一个对网络媒体人来说“近乎残忍”的网络用语与实际内涵的对照表。如果某个网站里有“据知情人士称”，读者就应该马上联想到这个“知情人士”，可能就是某个“媒体推手”。如果看到“我们听到消息”，读者就该知道所谓的消息，可能是作者无意中看到的微博或者论坛上的消息，甚至可能是从某个醉鬼那里的道听途说。如果看到“当事人告诉我们”，读者就该知道，这些当事人的身份根本没有经过审查、证实，这些人可能只是想出名而已。如果看到“我们已经联系了某人对此事进行评论”，读者就该想到，他们在节目播出前两分钟才发了封邮件给当事人，他们只是做个姿态而已，根本没有努力去探究事实真相……
在全书最后，作者似乎开始了最真诚的忏悔。他引用了严肃报刊记者的观点，并坦白自己作为“媒体推手”的确缺德，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极坏。《商业周刊》的作家埃德·华莱士提醒我们：“记者的第一要务是问‘这事是真的吗’。”博客网站拒绝接受这种理念，他们不会给网民真相，而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给发布商带来页面访问量。网站发布的消息除了让网民分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实际用处。作者自省，他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比如尊严、他人的尊重和信任。在内心深处，他甚至开始怀疑，为了得到一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当然，读者可以执着地认为，这样的忏悔太过假惺惺，整本书的问世，说不定就是在践行作者自己揭露、批判的商业营销术。而且，作者发明并且运用那些“炉火纯青”的阴招和手段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对他和他在乎的人可能造成的重大威胁？为什么没有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威胁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
而当人们在作者究竟是“伪君子”还是“真小人”的争论中攻防博弈时，是不是也该关上电脑，自我反思，怎样才能卸下面具，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科学家”的“天堂之旅”
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曾经去了天堂，见到了上帝，而且最终又返回人间。你大概会觉得，这个人多半是个神经病。可是，将近两百万人愿意相信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买了这本讲述他在濒死状态下经历的《天堂的证据》，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因为他拥有着神经外科医生这一职业光环。作为一名拥有25年从业经验的神经外科医生，他在大脑构造、机能、病理分析等方面，拥有着远远超过常人的话语权。于是，有人顺水推舟，更将埃本归于“科学家”之列，使得他口中神乎其神的“天堂之旅”变得更有说服力。
其实，即便是真正的科学家的话，也不能尽信，历史上说浑话的大科学家并不在少数。发现了万有引力的牛顿，无法解释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与轨道相切的速度从何而来的问题，便把它归之于上帝的“第一推动”。与牛顿相比，埃本·亚历山大的“科学家”身份则显得名不副实了，但是如果以科幻小说的视角看待《天堂的证据》，埃本的想象力则远胜于牛顿。
这本书主要包含两条线索，埃本患病的现实世界和神游的“天堂”。在现实世界里，埃本详细讲述了自己在神经外科领域有多么杰出，他曾经“以独立作者或者合著者的身份在同行评议的医学期刊发表了超过150篇专业论文”“在全球超过200场的专业讨论会上做过演讲”。接着便是，从以色列回家后的某一天早晨，他的大脑突然被大肠杆菌入侵，感染脑膜炎，背部剧痛，失去知觉。被送到医院检查后，埃本的医生同事发现他的“脑脊髓液已经化脓”。在半昏迷状态时，埃本喊了一声“上帝，请帮助我”，就彻底陷入昏迷，整整7天。其间，妻子和孩子担惊受怕，妻子霍莉无奈之下甚至找来了通灵师，帮助“唤醒”丈夫。
而在神游的“天堂”部分，埃本则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并适时配以相对节制而拙朴的表达，勾引出读者对“天堂”美好的如饥似渴。埃本也许不是最出色的神经外科医生，但是他绝对是最能捕获读者心灵的小说家。在书中，他彻底昏迷后先是进入了一种有形的黑暗，在“泥果冻”里穿梭，虽然拥有意识，但是丢失了记忆和身份。在那里，他并不是人类，甚至不是动物，而是一种“更早、更低级的存在：一个存在于红棕色海洋中的永恒的意识点”。接着，他进入了纯净的白光中，身体飞了起来，越过树木、田野、溪流和瀑布，还看到人群、孩子和花朵。
在那个世界里，时间不是地球上的线性时间。但是，如果你要问埃本“那里究竟是怎样的时间”时，他就会狡猾地回答“我想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去形容那里的时间，就像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绘它的其他侧面一样”。其实，时间、飞行、语言什么的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发现一个“高高颧骨、深蓝色眼睛、金褐色长发的漂亮女孩”。这个女孩没有用任何词汇，就像一阵风一样将信息传递给埃本，而且他还能将其翻译成地球语言：“你被爱拥抱。你没有恐惧。你不怕犯错。”之后，他接着在“天堂”里在云端飞翔，在蓝黑色的天空飘浮，与“上帝”交谈，用地球语言无法形容的方式习得“天堂”里的海量知识，以无限宽广的视角观察比想象中要大得多的宇宙，了解鲜为人知的暗物质……简直High到不行，甚至当他要返回现实世界时，还流露出强烈的不舍。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第三条线索的话，那便是埃本的身世之谜。其实，埃本是个孤儿，他的父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下他，因为无力抚养，便将其送到了类似于福利院的“儿童之家”。在他生命刚刚诞生时，就被打上了“遗弃”的标签，他始终对此事耿耿于怀。也许正因如此，埃本没有在“天堂”世界里见到已经去世4年的父亲，而是见到了素未谋面的早夭的亲妹妹贝特斯。没错，大家也许猜到了，贝特斯就是上文所说的“漂亮女孩”。于是，埃本突然“恍然大悟”，现实世界与“天堂”世界在这里相遇了。埃本此次长达7天的昏迷、7天的“天堂之旅”后，不仅身体逐渐康复，沉寂多年的心结也由此打开。在那个世界里，他得到了亲人最温暖、最动人的抚慰，“你被爱拥抱。你没有恐惧。你不怕犯错。”
说到底，《天堂的证据》是埃本个人从肉体到心灵的救赎，而非一般意义的病中回忆录，当然也不是“对天堂真实存在的证明”。神经外科医生患病之后，对自身家庭、命运的反思，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若非要用看似科学而专业的医学术语，来论证个体的奇思妙想就是真实，则有些哗众取宠，甚至侮辱他人智商了。尤其是，天真的读者看了《绅士》（Esquire）杂志关于埃本·亚历山大的揭露性报道后，可能会大呼上当，急着找书店退货。其实，对于这类“科学家”的倒戈，读者只需具备基本的生活常识就能辨别真伪，何必只因那“科学家”的头衔就听得太真。
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
众所周知，胡适与鲁迅是中国近代知识界的泰山北斗，不过因为所持立场不同，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没少领教过鲁迅的“匕首和投枪”。胡适晚年身居台湾，对彼岸的情况颇能知晓。晚辈胡颂平曾问他，如果老对头鲁迅还活着，会不会也像其他旧识那样被改造成“新人”？胡适则是哈哈一笑，出人意料地回答：“鲁迅是不会屈服的，他是我们的人。”
对真理与自由有着同样执着的知识人，必定惺惺相惜，休戚与共。胡适与鲁迅的诸多观点，若放在一时一地，似乎南辕北辙，但如果将其投射到整个近代思想史的图景来观察，则会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知识人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的关系，便是其中之一。
经过五四运动狂热洗礼后，鲁迅开始反思重压之下的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时陷入了“彷徨”。胡适则明确地告诉青年人，要“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还借易卜生之口说，“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东西”。
看到这里，鲁迅坐不住了，他以为胡适这是在教唆青年们躲进书斋、不问世事。于是，撰文批判这种思想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胡适们这样做，会让青年知识人“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几年后，鲁迅似乎体会到青年受激进主义毒害之痛，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者附记中，颇有保留地说，如果社会腐败，书斋生活者不必刻意用社会的世评改正自己，否则“即非同流合污，也必变成圆滑”。言下之意，不管是独守书斋还是投身社会，都要用独立思想去辨别世评的公正与否，避免随波逐流。
其实，胡适与鲁迅的终极理想都是救国，只是一个提倡首先要“将自己塑造成救国之才”，一个是单单强调“救国不分先后”。最终，两人在救亡图存的“宏观价值”上，都与蔡元培先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殊途同归。套用唯物主义哲学的时髦说法，知识人独守书斋与投身社会是一对辩证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次，许倬云在接受某电视节目采访时，被追问到了“历史的现实意义”：“用现在物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是百无用处的东西。人们吃不着，喝不着，它也无法做成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交通工具，做成一种能够直接用于物质生活的东西……”许倬云似乎有些尴尬地说：“历史是给你机会反省自己，也给你机会看看四周围。”
知识人生产的文化产品，“吃不着”“喝不着”“无法做成科学仪器、实验设备、交通工具”，从物质层面来说，真的是无足轻重。面对重重质疑，知识人该如何回应？那便是，持守这个时代的“宏观价值”，积极投身对自由、尊严的无私捍卫，对真理、知识的无限渴求。不管是居书斋之内，还是处社会之远，都不应对社会问题熟视无睹，对被压迫者冷眼旁观。要如胡适、鲁迅那样，具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时代的启蒙者和拓荒者，哪里的正义与公理被压迫得最紧，哪里就应当有知识人最专业、最理性、最振聋发聩的声音。
